苏轼的思想对其词风的影响

苏轼的思想:苏轼既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又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他在政治上坚持儒家入世的精神，在生活上较多地采取庄禅旷达的态度，执著超脱，无往不可，这种人生境界对宋人及宋代以后许多文人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格魅力在古代历史上少有伦比，就受后人喜爱的广泛程度而言，他在历代作家中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对他词风的影响:苏轼在诗、文、词的创作上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文学史上少见的文学全才。
1，苏轼的散文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代表了宋文创作的高峰。
2，苏轼的诗有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体现了过人的创造才情和艺术表现能力。在内容、形式、手法、语言等诸方面都突破了前人窠臼，往往将诗歌写得超迈豪纵而又有隽永的韵味和浓郁的诗意。苏诗不仅显示磅礴的气势，表现深婉的情致、绰约的风韵，还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苏轼又是学问渊博的大学者，无书不读，其诗也相应表现出浓厚的书卷气，成为以才学为诗的典范之一。
苏轼对词的革新
苏轼的博大胸怀和过人才情在词的创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将历来以柔婉为传统的词体注入了阳刚之气，并将诗歌的表现功能和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和人格个性。他的革新实绩，提高了词体的文学地位，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品的状态，成了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苏词风格多样，尤以清雄旷达、奔放豪迈为其独创，为词史带来全新的审美境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为后人启示了新的创作道路。
在宋代以及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人，他的作品当时广泛流传，身后影响深远。他的诗、文、词的创作都在各自的文类领域内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苏轼对北宋中后期文学的影响。
苏轼是继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最杰出的领袖。他热心培养后进，团结许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周围，其中名声最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
从苏轼主盟文坛的神宗朝开始，宋代文学的发展达到了极盛。苏轼、黄庭坚的诗歌达到了宋诗创作的颠峰。张耒、晁补之、秦观和陈师道的诗歌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苏轼变革词体的同时，词坛也出现了风格纷呈、词人辈出的繁荣局面。晏几道、秦观、黄庭坚都是这一时期重要词人。
到北宋后期，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文学风尚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政治的原因，朝廷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学术和诗文，文学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苏轼的影响仍广泛存在。但在诗歌方面，时人学习的典范主要是黄庭坚的“山谷体”。在黄庭坚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即所谓“江西诗派”。歌词创作方面，重要词人则有贺铸和周邦彦等。

代表作分析:【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首词以生动的笔墨描绘杨花的形象，并以杨花比拟人的飘零沦落，隐约寄托词人个人身世的感慨。全词写得不离不即，遗貌取神，仪态万方，柔情无限。它既是在写杨花，又是在写人。词人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对不幸遭遇的唱叹，都融入杨花形象之中。从杨花的无人珍惜，从杨花的飘零沦落，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以及与词人相类似的某些人的不幸命运。真正做到了花中有人，形中有神，虚实兼到，形神并茂。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说：“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王国维对此词也推崇备至，他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七月。当时作者已47岁，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已两年多了。词人在政治上遭到了“乌台诗案”的严重打击，思想异常苦闷，因此，他常常在登山临水和凭吊古迹之中来寻求解脱。但是，他不可能完全忘情政治，有时因外界事物的刺激和诱发，他便无法保持内心暂时的平静。他的热情，他的理想，他的牢骚与不平，往往要通过文学这一喷火口，火山爆发式地喷薄而出。他的著名散文前后《赤壁赋》以及其他许多著名诗词就是这种思想感情冲击下的产物。《念奴娇》正是这一时期传诵最广的名篇，也是苏轼词中的代表作。

这首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诗人的理想抱负以及老大无为的感叹。上片写景，由景入情，引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开篇“大江东去”二句，大气包举，笼罩全篇，反映出词的主导思想：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都免不了要被浪花“淘尽”，更何况无声无臭的碌碌凡夫！无穷的兴亡感慨由此生发。次二句以精炼的笔墨点出时代、人物、地点，为英雄人物的出场做好铺垫。“人道是”三字，既烘托出古代战场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声名，同时又暗中交待这个“赤壁”并非当年真正鏖战之地，只是人们的传说而已。“乱石穿空”三句是词人目击之奇险风光，惊心动魄：穿空的乱石、拍岸的惊涛、如雪的浪花，都似乎是在向后代显示着当时的威烈，诉说着当年“风流人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这三句，有仰视、俯视之所见，有远景、近景之交叉，有色彩，有涛声。全词只这三句正面描写赤壁景色，但却写得意态纵横，精神饱满，古战场的声势被和盘托出，渗透到全篇的每一角落，只待人物出场了。“江山如画”两句，一笔收束，总上启下，自然地由古代战场过渡到古代英雄人物。

下片可分两段。从“遥想”到“灰飞烟灭”，刻画周瑜少年英俊，从容对敌的雄姿，抒写作者赞佩与向往之情。“遥想”二字紧承“周郎赤壁”与“多少豪杰”，过渡巧妙自然。词人抓住儒雅名将周瑜的某些具有典型性的性格行为特征，“小乔初嫁”以衬托其“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以表现其举止风雅，“谈笑间”以显示其谋略智慧，寥寥几笔，就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从“故国神游”到结尾是又一层。这五句既表现出作者对理想境界的“神游”，又反映出作者对人生所持的虚无态度。就全篇而言，贯穿始终的并不是“人间如梦”，而是对“风流人物”的赞美，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以及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牢骚和愤慨。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这首词高旷豪迈的风格。它那永世不衰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也就产生在这里。

这首词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它创造性地刻画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把登临怀古词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此之前，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主要是用来描写男女风情及羁旅闲愁的。柳永词在内容上已有所扩展，但幅度有限。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气势恢宏，格局开张，是北宋词坛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但在构思上仍限于吊古伤今。苏轼在此基础上，把一般的吊古伤今提高为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唱叹与赞美。此词之所以为高，原因正在这里。《念奴娇》艺术上的另一特点，便是发展了情景兼融这一传统艺术手法。作者从眼前的自然风光起笔，引出历史人物，抒发个人感慨，险奇壮丽的赤壁风光成为词人追慕古代英雄人物、抒发个人豪情的有力烘托，自然山水、历史人物、个人感慨三者交织在一起，并以抒写词人的理想抱负与老大无为的感概为核心。词中描摹江山如画，渲染周瑜的功绩，都是为了使这一感慨表现得深沉、悠长而又具体。这首词另一特点，便是语言精炼而有特色，用墨不多而形象却异常鲜明。写景：“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滚滚长江，波涛汹涌，赤壁矶头，山势险峻。在此背景里出场的历史人物却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看，当年的周郎何等风流儒雅，从容不迫，料敌如神。凡此种种，均有效地增强了这首词雄奇的意境与豪迈的风格。无怪被后人叹为“古今绝唱”了。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这一时期，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展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这一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转眼已七年未得团聚了。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词前的小序交待了写词的过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很明显，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一方面，说明作者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当时虽已41岁，并且身处远离京都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但他对现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另方面，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对现实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滋长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感情。不过，贯穿始终的却是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在大自然的景物中，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她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多少美好的憧憬与理想！苏轼是一位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诗人，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长上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翱翔。

上片写中秋赏月，因月而引发出对天上仙境的奇想。起句奇崛异常，词人用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诗意，用一问句把读者引入时间、空间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广阔世界。词人的提问，似乎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伊始，又好象是在赞叹中秋的美景、造化的巧妙。其中蕴涵了词人对明月的赞美和向往之情。作者之所以要化用李白诗意，一是李白的咏月诗流传甚广，二是苏轼经常以李白自比，这里也暗含此意。李诗语气比较舒缓，苏词改成设问句以后，便显得峭拔突兀。苏轼将青天作为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豪放的性格与不凡的气魄。“不知”二句承前设疑，引导读者对宇宙人生这一类大问题进行思考。“天上宫阙”承“明月”，“今夕是何夕”承“几时有”，针线细密。继续设疑，也将对明月的赞美向往之情推进了一层。设问、思考而又不得其解，于是又产生了“我欲乘风归去”的遐想。李白被称为“谪仙”，苏轼也被人称之为“坡仙”。词人至此突发奇想，打算回到“天上”老家，一探这时空千古奥秘。苏轼生平自视甚高，以“谪仙”自居，所以他当然能御风回家，看看人间“今夕”又是天上的何年？仙境是否胜过人间？词人之所以有这种脱离人世、超越自然的奇想，一方面来自他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对现实人间的不满。人世间有如此多的不称心、不满意之事，迫使词人幻想摆脱这烦恼人世，到琼楼玉宇中去过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苏轼后来贬官到黄州，时时有类似的奇想，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以及《前赤壁赋》描写自己在月下泛舟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皆产生于共同的思想基础。然而，在词中这仅仅是一种打算，未及展开，便被另一种相反的思想打断：“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两句急转直下，天上的“琼楼玉宇”虽然富丽堂皇，美好非凡，但那里高寒难耐，不可久居。词人故意找出天上的美中不足，来坚定自己留在人间的决心。一正一反，更表露出词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同时，这里依然在写中秋月景，读者可以体会到月亮的美好，以及月光的寒气逼人。这一转折，写出词人既留恋人间又向往天上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能够更深刻地说明词人留恋人世、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显示了词人开阔的心胸与超远的志向，因此为歌词带来一种旷达的作风。“高处不胜寒”并非作者不愿归去的根本原因，“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才是根本之所在。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在月光下起舞，最起码还可以与自己清影为伴。从“我欲”到“又恐”至“何似”的心理转折开阖中，展示了苏轼情感的波澜起伏。他终于从幻觉回到现实，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入世思想最终占了上风。“何似在人间”是毫无疑问的肯定，雄健的笔力显示了情感的强烈。
下片写望月怀人，即兼怀子由，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换头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夜深月移，月光穿过“朱阁”，照近“绮户”，照到了房中迟迟未能入睡之人。这里既指自己怀念弟弟的深情，又可以泛指那些中秋佳节因不能与亲人团圆以至难以入眠的一切离人。月圆人不圆是多么令人遗憾啊！词人便无理埋怨圆月：“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相形之下，更加重了离人的愁苦了。无理的语气进一步衬托出词人思念胞弟的手足深情，同时又含蓄地表示了对不幸离人的同情。词人毕竟是旷达的，他随即想到月亮也是无辜的，便转而为明月开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忧伤呢？这三句从人到月、从古到今做了高度的概括。从语气上，好象是代明月回答前面的提问；从结构上，又是推开一层，从人、月对立过渡到人、月融合。为月亮开脱，实质上还是为了强调对人事的达观，同时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因为，月有圆时，人也有相聚之时。故结尾“但愿”便推出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是要突破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是要突破空间的阻隔，让对明月共同的爱把彼此分离的人结合在一起。这两句并非一般的自慰和共勉，而是表现了作者处理时间、空间以及人生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所持的态度，充分显示出词人精神境界的丰富博大。张九龄《望月怀远》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许浑《秋霁寄远》说：“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苏轼就是把前人的诗意化解到自己的作品中，熔铸成对天下离人的共同美好祝愿。
全词设景清丽雄阔，如月光下广袤的清寒世界，天上、人间来回驰骋的开阔空间。将此背景与词人超越一己之喜乐哀愁的豁达胸襟、乐观情调相结合，便典型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

当苏轼五十九岁时，新党再次执政，而此时的苏轼已为新旧两党视为异端，前为旧党所贬，今新党执政，贬之更甚。况且此时的新党早已不是王安石的新党，而是一些为在朝中争得一席之地的奸佞借用新党之名与旧党相争的朋党而已。再加上哲宗本身由于害怕宗室之争，不愿任用神宗时的大臣。所以苏轼被贬十分悲惨。苏轼先后被贬官岭南惠州、儋州和海南琼州。岭南地区多瘴毒，历来只有为当朝者大不容的政敌或罪大恶极之人才被判流放岭南，意为不想让其再回中原；而海南琼州，即现今海口，北宋时的海南，几乎近于原始社会，是未经教化的方外之地，更加荒凉野僻。苏轼虽非被流放，然而将其一贬再贬，直至扔至如此地方，虽然其于惠州时仍作《荔枝词》，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栌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诗中自意虽不得于朝中一展才华，但岭南荔枝却也是历代帝王奢求之物，虽贬我至此，我竟能\\\"日啖荔枝三百颗\\\"，不亦快哉！诗中余味，心胸阔达，但能隐隐窥见对仕途失意之无可奈何之情感。贬琼州时，再不云食\\\"荔枝\\\"，而唯能\\\"日食薯芋\\\"，生活清苦处境维艰可想而知。

哲宗驾崩，端王继位，是为徽宗。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诏命东坡回京。苏轼大喜若狂，苍猝上道，未至东京，次年七月病逝于当涂⑤，年六十五岁。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的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即矛盾又统一。我们可以人说苏轼一生的思想中，以儒家枳极用世思想为主线，因为自始至终，苏轼一直没有放弃的是为官出仕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而佛老思想只不过是他在政治上将儒家思想碰得头破血流之时用来抚慰心灵的清风明月，其豪放之气仍在，虽佛老思想本在消极，但东坡之术，恰能以消极显积极，借佛道之柔，托儒家之刚，\\\"猛虎细嗅蔷薇\\\"⑥，也正是苏词独特之美！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洒脱自然，逍遥飘逸，取其为柔；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用世之道，取其为刚。刚则易折。将儒释道融为一体，刚柔相济，这才是完整的苏轼，才能开创北宋文学滔滔如长江大河般的气势！

宋代大文豪苏轼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内容，给今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苏轼是宋欧阳修古文运动的直接继承者，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北宋古文运动是针对当时充斥文坛的唯美主义文风而发起的，矛头直指当时的西昆诗文派。西昆体是北宋的贵族文学大都是贵族文人间的相互酬唱、掩饰太平和讲究形式美的空洞无物之作。在西昆诗文中，见不到反映现实的影子，这引起了北宋具有正义感的文人的不满。北宋之初，便有石介、柳开等人起来反对，提倡文以载道，并以韩愈为师。到欧阳修时，古文运动对西昆体的讨伐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苏轼拜欧阳修为师，直接继承并发展了欧阳修的文学思想。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提出“诗须有为而作”。苏轼的“有为而作”同儒学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点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传统的“文以载道”的“道”是指封建的伦理道德，而苏轼主张的“有为而作”的“有为”却不是，纵观苏轼的诗文，苏轼所说的“有为”可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其一，是指文学作品要抒发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要表现真情真意。苏轼在《南行前集序》中写道：
自闻家君的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丽，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有所不能自已而作”，就是反映作家感触于“山川”、“风俗”、“遗迹”等外界事物，感情勃发，不得不诉诸诗文倾吐，而不是“为文而文”，无病呻吟。正因为苏轼诗文是真情真意的流露，所以感人至深，使读者了然其赤子般坦荡胸襟、手足般真挚情谊、乡里般款宽厚意。
其二，指文学作品要反映现实生活，有补于国。苏轼在《凫绛先生诗文序》一文，借其父苏洵的话说得很清楚：“先生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这里可以看出苏轼之“有为而作”是指反映社会现实，要揭露社会的流弊，辅察时政，以引起疗治，即“可以疗饥，可以伐病”。他弟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对苏轼“有为而作”的观点表述得更具体明确：“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很明显，苏轼一再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可以说，苏轼这一文学主张是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为事而作”的进步文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一进步文学思想的指导下，苏轼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反映现实，写下了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 、《和子由蚕市》等不少反映人民疾苦、批评时政的诗文。
二、文“如行云流水”
苏轼在《谢民师书》中，借评谢民师的诗赋杂文，指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在《文说》中又同样说：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作文“如行云流水”，让感情放纵奔流，畅所欲言。这就是说，作家创作要充分发挥主体精神，要努力探求与作品内容相统一的形式的和谐美，写人状物的形神兼备的整体美。要使作品成为充满生气的“行云”、“活水”，而不是呆板暗淡的“滞水”、“死水”。苏轼是文学家，也是书画家，他在一些书画创作言论中，也常以“活水”来表达他的创作思想。<在书蒲永升画后》一文，他总结画家蒲永升画“活水”的经验有二：一是蒲涌升继承了“二孙”（指唐画家孙位和五代后蜀画家孙知微）的画技，能“随物赋形”，写出流水的各种生动活泼的形态，达到“形似”；二是蒲永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写出“活水”，达到“神似”。“性与画会”，即作家的主观情志、个性与画中景物融为一体，达到形神兼备，晴景交融的境界。因此可见，苏轼提出作文“如行云流水”，并不仅是文章写得流畅、感情充沛的问题。而是写出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一个艺术家要达到这一境界是不容易的，这是作家长期生活实践与艰苦艺术探索的结果，是艺术家主体精神积极发挥的必然。苏轼在另一篇论画的文章《 偃竹记》这样描述画家画竹的艺术创作规律：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鲷腹蛇鲋，以至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华竹必先有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造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
画家画竹“必先有成竹于胸”，然后“振笔直遂”，一挥而就，画出“活竹”来，而不是“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的画“死竹”。作家作文要达到“如行云流水”，就要求作家对所写的对象（人物或事物），作长期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掌握其外形特点及内容神韵的全貌，达到“成竹在胸”，才能创造生动精美、形婶兼备的艺术形象。
三，推崇“简古”、“淡泊”的风格
谁都知晓，苏轼是以豪放旷达的风格而著称文坛的。然而，苏轼本人却推崇“简古”、“淡泊”的风格，并且到晚年他的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
《书黄子思诗集后》有一段论及诗的风格，苏轼说：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伦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递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予子所及也。
苏轼认为韦应物、柳宗元的“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风格是最上乘的境界。所谓“发纤浓于简古”，是指在简朴的形式中能体现出诗人娴熟高超的艺术技巧；所谓“寄至味于淡泊”，是在表面平淡的语境中蕴涵着深刻的思想情感。推崇“简古”、“淡泊”的风格也就是推崇形式朴实、语言平易而含义深远的诗风。苏轼不仅极力赞叹韦应物、柳宗元之诗，还以陶渊明为师，集中写了《和陶诗》一百二十首，以表明自己对“简古”、“淡泊”的诗风的向往。其弟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引苏轼的话表示他对陶渊明的倾倒：“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而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这里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同是一个意思，都是表述一种表面平实朴素，而内含无穷深意的风格美。陶渊明在苏轼心目中是这一风格体现的最高典范。
苏轼晚年为什么倾向简古、淡泊的诗风？这是与他的政治生活经历和人生态度不无关系。苏轼因对王安石新法的实施有分歧，又与保守派的意见不尽相符，所以在新旧两派的夹缝中生存，屡遭贬谪，半生颠沛，从对建功立业的热切争取到对现实人生的冷静思考，苏轼晚年正处于这种生活的状况之中，陶渊明的人生遭遇与不同流合污、不屈于权贵的品行，正好成为苏轼心目中的偶像。因此“独好渊明之诗”，其实是“好其为人”。其次，苏轼倾向“简古”、“淡泊”的风格，也与他艺术上的日臻成熟、对自己提出更高远极至的艺术追求分不开。
四、“文章如金玉”艺术家要讲道德修养
一代文豪苏轼重视文学艺术家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他要求作家要加强学习，向古人学习、向书本学习、向生活学习。他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生求笔迹》）。他主张多问世，对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多作分析思考。他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送掺寥师》）这里好象参杂有佛家的禅悟之说，但也包含了要求作家静观默察、细心思考现实生活的创作思想。苏轼在《稼说》一文中提出“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读书作文原则，可见他对作者要求之严格。
苏轼也要求文学艺术家在开展文学批评时要讲“文德”，反对“文霸”。在《答张文潜书》中，对当时文坛“专横”的文风表示极度的不满：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盖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则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这段话，因王安石是苏轼的政敌说起来未免有偏激之处。但略去此不计，苏轼的见解是对的。若果在文坛上搞“一言堂”，强行推行一种观点、一种风格，压制其他观点、其他风格的发表，则只会造成文学艺术的衰败，即“弥望则皆黄茅白苇”之荒凉，这是不利于文学艺术发展的“文霸”作风。苏轼不仅反对文坛上的“棒杀”，也反对“捧杀”。宋人毛滂将自己的诗文送苏轼求他代为推荐，以求仕途通达。苏轼在复信《答毛滂书》中，先给毛滂的诗文适当的评价并表示代为推荐，既而指出：“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以苏轼之声望，提挈一后进似是易于反掌，但是苏轼坚守文章道德，不盲目吹捧，而是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苏轼关于“文章如金玉”、“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的见解，即一个作家作品的艺术品位的高下，不是由少数权威的个人好恶来决定的，而是由广大读者鉴定的原则，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