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3、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4、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5、随着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
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毛泽东的探索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过渡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经济，经济发展问题也就相应地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过渡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二是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可以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10年中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实践，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取得成绩和经验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尽管在具体方针上有失误，遭受过挫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成为当时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刚刚渡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并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1、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3、毛泽东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4、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5、随着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
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毛泽东的探索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过渡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经济，经济发展问题也就相应地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过渡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二是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可以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10年中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实践，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取得成绩和经验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尽管在具体方针上有失误，遭受过挫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成为当时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刚刚渡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并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辛探索相继形成了三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道路的开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1，纵观党的整个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其实践中始终面临着道路探索的问题。
党成立伊始，根据五四运动以前人们探索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的事实，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走俄国人的路”。但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面对道路的探索，在照搬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道路屡遭挫折的情况下，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大胆探索，终于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并始终坚持和发展这一正确道路，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我党的重要任务。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用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去剥夺资产阶级的资本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以实现这一转变呢？在没有现成答案和经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选择了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引导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始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面对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历了从“走苏联的道路”到“以苏联为鉴戒”的转变，在艰辛的探索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探索的新起点，发出了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强调“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党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这一道路正在得到不断推进。历史表明，党对适合本国实际道路的探索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奋斗历程，整部中共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史。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仍将承担着不断探索发展的艰巨任务。
2， 党的实践离不开道路的探索，而且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往往直接关联党的事业的成败。
由于历史条件、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其独特的规律性。是否符合这一客观规律，决定着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规定着实践中的得失成败。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和建设新道路的历史证明：道路选择正确，革命和建设就能实现跨越发展；道路如果走错了，革命和建设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道路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因照搬“苏联模式“，曾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相反，三条具有中国特色道路的开辟，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邓小平多次谈到，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胡锦涛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新道路的开辟，是我们党放眼世界，科学认识世情作出的正确回应。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世界进入20世纪的新形势，尤其是十月革命带来的划时代变化，科学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前途，有力驳斥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王明将两次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思想，奠定了中国走正确道路的坚实基础。在革命的具体道路上，中国到底要不要固守国际工人运动中所通行的城市中心道路，毛泽东没有忽视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分析。他认为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的压迫。无产阶级政党可以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实行经济的政治的罢工。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及十月革命坚持“城市中心”的客观条件和必然选择，为中国不能走城市中心道路指明了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与扩大、旧世界尽管扩军备战但困难重重的世界形势特点，尤其是朝鲜停战带来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新变化，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改造道路。正如周恩来所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着“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其中“强调朝鲜停战这个原因是有一部分道理的”。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高科技迅猛发展，时代主题已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科学判断这一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应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离开对世情的正确分析与判断，就不可能有三条道路的成功开创。毫无疑问，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和命运，仍然取决于党能否以宽广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变化，将中国和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新道路的开辟，是我们党正确认识国情，坚持走自己道路的结果。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新道路的开辟，无不以正确认识国情为前提。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是毛泽东提出包括革命道路在内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基础。特殊的社会性质规定了特殊的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独立，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决定中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科学地认识到了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明确了这一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为开辟一条和平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了前提。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曾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国情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得出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结论，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从而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要选择好一条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往往历经坎坷，有时甚至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在探求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程中，我们曾经历过大革命时期领导城市工人斗争的失败，有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众多城市武装起义遭受的挫折。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过程中，由于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三次左倾错误的抵制和共产国际的教条式指导，出现了诸如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重创。在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粗糙，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失误和偏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中，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决心“以苏为鉴”，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使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陷入了照搬苏联模式的泥潭，以致发生了严重的失误，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弯路。表明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性的科学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懈的探索和反复的认识，更需要有百折不饶、迎难而上的勇气和信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征途上，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面临各种质疑和挑战，也还会发生“左”或右的倾向和偏差，这就需要我们坚定信心，不断总结经验，克服困难，纠正失误，开拓前进。只有经过这样的长期艰苦探索和努力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更加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新道路得以开辟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从诞生开始，就牢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三条道路正是我们党在三个不同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向共产主义奋斗的具体体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运用革命暴力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等基本原理的运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是根据“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向全党阐明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包括通过和平方式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和平赎买”等具体思想，无疑成为我们开辟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重要指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坚实的理论基础。
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要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视为教条，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在新道路开辟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曾经面对的许多挫折，经历的各种斗争，都与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关联。
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对待毛泽东思想，支持真理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经验。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呈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参考资料：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90/65724/4444922.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221024/221027/14907172.html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90/65724/4444670.html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是五四革命
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革命道路是我们在不断前进中慢慢探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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