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山东人出现“闯关东”的原因是为什么？

最好能运用高中地理知识来回答（详细）

2025-02-19 09: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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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不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更多的是激扬澎湃，上下不定的。在中国古代一直到近代有很多次人口大迁徙，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闯关东下南洋等等，这不但展示了我国劳动人民为了谋生的艰难，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的坚毅和勇敢。那么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生存的缘故，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推动。

一、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清朝同治年间，也就是19世纪中叶，在如今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当时我国的经济还是以土地为主的，封闭的农村自然经济，所以一旦出现这样大姑，我的洪涝或者其他灾害劳动人民都是无力反抗的。所以他们面对的除了饿死，也只有前往其他的地方寻求一线生机。而那个时候关东平原土地肥沃，并且人口不很密，所以就成了许多山东人的方向。

二、封建思想的影响

山东其实距离关东并不是很远，这跟封建思想中的父母在不远游以及狐死首丘等等，思想非常接近。一方面他们确实是要为了求生，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想离自己的故土过于遥远。所以关东就成了很多山东人足迹能至的地方。所以说封建思想中的本土思维也让关东成为山东人理想的迁入地奠定了基础。

三、文化方面的原因

其实历史上还有一次闯关东是在清朝之前，那一次主要是因为辽东以及今天的省为清朝的满读文化所统治，所以产生了一定的文化割裂。所以那个时候的闯关东，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汉文化所迫，而实际上就是不想被承受曾经所鄙视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屈辱。不过我认识，因为生活上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统治阶层的原因，受苦的都是底层的老百姓，可以闯关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逃难，希望如今社会不会再次上演。

回答2：

“闯关东”的原因主要是自身贫困逃生的。向东北移民的原因，固然有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积极招垦，以及东北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引力。但是，更大的驱动力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和社会动荡不安，把破产的农民、难民推到东北谋生。首先，华北地区地少人多是向东北移民的前提。清代以后，山东、河南和直隶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一度成为密度最高的省份。1840、1898和1936年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3.63、41.29和48.88人，而山东省该三年分别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从在全国居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该三年分别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由居全国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河北省该三年分别为97.39人、111.33人、139.35人，由居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计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随之而至的是，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华北冀鲁豫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亩，1912年前后下降至3.66亩，1928年以后又下降到2.93亩。（注：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耕地与人口的失调对华北农村压力极大，促使人们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壤肥沃的东北地区。其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华北难民离乡背井去东北的直接原因。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殃及鲁、豫、直省，山东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灾民逾700万人。（注：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难》，《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从该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的56年中，山东省仅因黄河决口成灾的竟有52年之多，共决口263次，成灾966县次。（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咸丰四年(1854)直隶省连续5年遭受蝗灾，京津、直隶东北部和南部最甚，飞蝗蔽野，田地到达了春无麦，食五谷茎俱尽的程度。光绪元年(1876)后连续四年的华北特大旱灾，遍及东北五省，受灾难民达2000万人以上，饿殍就达1000万人以上。山东难民农村皆“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第25页：畿辅旱灾请速筹荒政折，光绪五年八月。）光绪三年(1979)直隶旱灾，灾区甚广，“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注：《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3页。）1920年华北五省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严重旱荒，灾区面积约271.27万方里，受灾共340个县，灾民达3000万人左右，死亡50万人。1928年至1930年华北、西北又遭受了旱、水、雹、虫、疫并发的巨灾，遍及甘、晋、绥、冀、鲁、察、热、豫等9省，饿殍遍野，万里赤地。面对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不甘困守待毙的灾民不得不远离家乡，四处逃亡，沿着前辈的脚步走西口和“闯关东”，一时间成为向东北移民的主流。其三，军阀混战等战争频仍，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加深了农村自然经济破产的程度，迫使农民辗转流徙，移民东北。近代中国对外对内战争和兵灾匪祸频繁，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黑旗军，以及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接间接予当地农民以莫大损失。尤其1915年以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连年战争”，致使“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1930年蒋介石同冯、阎、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以上，所耗战费2亿元，战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赤地千里。在兵祸践踏的同时，华北农村还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鲁西、冀南、豫东受害最烈。来自各军阀队伍中的散兵游勇，不仅人数动辄数千成万，还配备各式轻重武器，到处杀人放火，强取豪夺，勒索财物，所过之处，如同水洗，人财皆空。“全豫百零八县，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注：《晨报》，1921年1月20日。）在山东，“为土匪者，不计其数”；其它地区的土匪也是多者近万，少者数千。在河北，“该省充当土匪者，有五百万之众”，“大小股之土匪，几可在河北的每一县中见到，甚至连天津、北平附近之村庄也有被土匪占去者”。（注：《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1933年8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2-903页。）“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兵匪交加，更使农民生路皆无，不得不远走他乡。其四，沉重的赋税兵差逼迫贫困至极的农民另谋生路。政府的日益腐败和军阀混战，使华北农村的赋税逐年加重。有人统计，以1902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不过4角为准，河南1928年的田赋增长了6.5倍，山东莱阳1927年增长了近5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2页。）各种附加税之多则更是骇人听闻。田赋税加税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清代有耗羡、平余、漕耗公费等；到光绪中叶各省纷纷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随粮征收，或按亩摊派，来应付日益扩大的地方支出。不过，此时从种类和数量上看，为数尚微。民国以后，华北诸省将原来的杂款、附加及地方的各种陋规全并入正赋征收，实际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久政府又规定地方政府有征收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能超过正税的30%。于是，各地政府为了支付庞大的财政支出和筹集军阀的军费，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加之从省、县，甚至当地驻军及区镇乡公所都层层加码，变本加厉，附加税逐年增多。各省附加税目增至数十种或上百种，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1926年和1927年的附加税最重，河北和河南全省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2倍有余，山东省1926年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4倍之多。（注：转引自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还在田赋上附加了军事特别捐、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4种苛杂，合计加收5.3元；（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71页。）从1928年3月又凭空增加了8种附加税，每正税1两要付14.56元苛捐杂税，大大超过了正税。（注：（日）松崎雄二郎：《山东省の再认识》，第213-233页，1940年版。）据1934年7月调查，河北省有附加税种48种，河南省有42种，山西省有30种，山东省有11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6页。）常年应征的差徭和额外摊派的兵差，尤其是用军事名义临时派征的以力役、实物、货币为主的兵差，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朝统治者围剿太平军和捻军时，在华北沿村勒派民夫车马，急如星火，兵差繁重，各省的差徭每年多者数百万两少者百万两。民国后兵差沉重，令民众难以承受。军队过境时，广招粮饷车马，稍一迟疑，便鞭挞交加，甚至抓人杀人。1928年后兵差最为严重。山东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河南112个县中有92个县有兵差，河北、山西则县县有兵差。据统计，山东临沂等县1928年兵差额?占地丁正税的274.41%；冀中8县1929年的兵差额数占正税的534.28%；河南商丘等县竟达正税的2339.83%。（注：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第11页、附录2，表2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20世纪以后移民大增，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华北地区战祸、赋税和兵差这些人为的因素。正如当时研究者所言，“冀鲁豫人民之赴关外者，其动机由于东省情形之利诱而去者少，由于原籍环境之压迫而去者多”。（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另外，社会意识和习俗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回答3：

　　1、闯关东，是指在清朝后期以及民国时期，大批中原、江北的老百姓由于自然灾害，清政府号召移民实边等原因，被迫或主动跨过山海关以及渡过渤海，到东北地区闯荡，垦荒和定居的过程。
　　2、背景
　　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等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3、影响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以及“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