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差别

1、以人为本与以神为本的为民思想差异

中国：神不但是完美的，也是为人服务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讲的天下为公的思想。

西方：神是人的主宰，个性自由以及私利为主导的思想。

2、包容文化与排他文化的不同

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和文化使中国人解决问题总能找到共赢的解决方案。

西方：排他文化则总是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

3、思维模式的不同

中国：思维模式是宏观的，使中国人能更好地把握全局，中方一般都比较的注重儒家思想，注重礼义廉耻，在平常的时候比较的含蓄，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加注重礼节问题。

西方：善于微观思考，严谨的思考，这是由于微观化的思维模式，也使西方更早地进入科学社会。一般崇尚开放思维，思维方式很直接，思考的方式更加注重一些利益性的问题，略带个人主义。

4、个人荣誉感

中国：一般不主张个人的炫耀，个人的骄傲，一般都比较的含蓄，即是获得了很大的荣誉，也要表现的很谦卑的样子，提倡谦虚的态度。

西方：对于个人的荣誉表现的很具有个人色彩，成功了就会欣喜若狂，失败了就会生气，很直接的性格特点。

5、看待自然

中国：接受不确定，不完美。因此也处在神秘主义和迷信的边缘。

西方：通过科学/科技去寻找一切事物的普遍真理，努力追求理论上的完美。

　　中西方文化的差别：
　　(一)思维方式上方面，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实证，剖析整体再加以综合;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在西方哲人看来，只有思辨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从古希腊时代起，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手段，并把“分析学”或“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和进行整体判断。与直观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老子首创了“体道”说。“体道”，就是以心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儒家是把认识的对象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的，从中寻找对主体伦理、价值规范的印证。
　　(二)价值取向方面，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以为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他们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是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很强，靠竞争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
　　中国古代一般把“竞”、“争”当作不好的事情，而提倡“忍”、“让”，缺少对公平竞争的尊重和向往。儒家学说强调的是“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道家学说强调的是“无为、不争、若水、争雌”，儒道互补，再加上皇权的愚昧与残酷，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比较缺少“竞争”的观念。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无私奉献的情操。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关怀是一种美德。但是个人竞争意识、拼搏意识不强，存在依赖性。
　　(三)伦理道德方面，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中国人注重谦虚谨慎，不偏不倚。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励个人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西方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漠。子女一旦结婚，经济上必须独立，父母不再有义务资助子女。这种做法给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但亲属关系比较疏远。
　　中国文化在个人取得成就时，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而是提倡谦虚谨慎，反对“王婆卖瓜”。这种谦虚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是行不通的。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的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对待家庭，喜欢大家团聚，老人帮助照看儿孙，以备养老送终。虽然密切了亲情关系，但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青年人独立能力的养成。
　　(四)行为规范方面，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以追求私利为目标，因此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以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西方国家法治的发展是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
　　中国人由于受传统的义利思想的影响，重义轻利，重情轻法。孔子在《论语》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当成最高准则。儒家强调，不能驱义逐利。由于自古以来主要靠道义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维系社会，而不是靠法律约束，因此，人们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从N个角度分析中西文化差异~``包括农业~

正如世界上其他种类一样，人类也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性情。从广义上讲，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而个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文化的角色。正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个性才有魅力和存在的价值。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源流和文化传统。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背向和发展的异途。这和个人发展的走势有相似之处。因而，要想洞察一个民族之文化和由此衍生的制度、伦理、审美价值等观念的内在灵魂，就必然涉及到对文化的梳理和辨别。然而文化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来加以界定，这样有利于阐述。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从地理环境方面，之所以把这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部分，那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成长离不开他的环境所赋予他的种种特点和品性。同样，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也必然对一民族的文化个性的塑造起到一定的作用。西方各个国家的领土普遍都不是很大，并且紧紧相依，四周又有诸多的海域。国土面积不大，意味着他们的能源就会想到贫乏。在能源处在危机状态，就会向外扩张（亚洲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早期的西方人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劳作，但随时代的发展，国内的能源匮乏，影响到了自身的发展。所以历史的“十字军东征”“世界大战”和各式各样的侵略战争，都或多或少带有能源上的经济因素，当然政治野心是离不开的。正是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他们的资源状况，决定他们的民族的性格都具有外扩性特点。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就显得内敛许多。
　　这也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细细息息相关。中国可谓地大物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夺。当然元代的铁蹄曾穿越欧亚，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那只能算是凤毛麟角。整体而言，中国对外的扩张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只能算是沧海一粟。这样的地理环境，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闭关锁国，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据历史的记载，清代的一些官员还不知中国的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甚至闹了笑话：“说的是一位官员对于英国来访的使者，不愿下跪，解释为外国人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等等。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个性当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讲究含蓄（不张扬）、圆容（在一个圈里转）。这种特点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的审美和文化心理。例如，在审美上，女性行为上讲究“笑不露齿”的含蓄美，文学艺术上，讲究含蓄美，重表现而不重再现。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在美术上，讲究散点透视，讲究计白当黑，不讲究三维透视等等。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让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和个性。具体在个体上，也是如此，历史的观察不难发现，西方的传统注重“个人本位”“集团意识”而不太注重“家庭本位”“天下意识”（梁漱溟），而中国正好颠倒。正如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中所谈到的“从来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轻个人，故欧西之自由主义遂莫能彰；后国家，故近代之国家主义遂非所夙习”。西方强调个性要张扬，要充分展现自己的魅力包括身体的魅力（如希腊神话中所展现的人体美以及后来发展的雕塑艺术）。而中国则强调个体应该服从集体，应该把自己融入集体当中，不要张扬自己，要处处体现集体的意志和作风。以大局为重，为了大局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是个体的尊严。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相对而言，只不过中西方各自突出自己的特点。这正如，市场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运用，只不过是以哪一个为中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民族的性格的塑造是具有特殊意义。正如法国哲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理论著作《艺术哲学》中所强调环境的意义那样。不过他过分强调把环境对于民族的成长的意义和作用罢了。可以说，东西方民族的不同的特点应该以不同的地理环境作为一个前提来加以考虑。
　　有了这一前提，我们才能在其基础上进行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的（据著名学者梁漱溟对文化的内涵的界定为其三方面）对比探讨。下面就分别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述。
　　首先，在物质层面（衣食住行），中国的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西方在中古阶段的物质生活也是以农业为主，只不过中西方的气候不同，所适合种植的东西有所不同，但其发展的内涵是差不多的，没有质的区别。在物质层面，西方与中国出现质的不同应该表现在产业革命以后，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工业上大展宏图，尤其是英国，而中国还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汲汲以求。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我们用的极黑暗的油灯，而西洋却用电灯；我们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骡车，而西洋人用火车飞艇。”（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在中古时期，在物质层面是没有多少质的不同，但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呈现出来的穿着打扮也有所不同（西方由于宗教气氛比较浓烈，参加教会活动时，穿着以黑色为主），住的方面也一样呈现出文化特色和地理特点。直到产业革命以后，这一切才发生巨大变化。
　　从社会生活层面讲，西方由于受到希伯莱文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宗教可以是如影随行，非常之重要。在中古阶段，还一度对整个西方起到垄断作用，教会的势力之强已达到主宰国家运行的地步。同时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在文艺复兴以后，它们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近现当代的西方的发展可以说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就是它们的瑰宝。使得自然科、社会科学研究得到的蓬勃的发展，国家的法制意识、人权意识得到深入的贯彻。而中国由于在“伦理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对外的探索没有表现出过大的热情，而一心在人事上下功夫。社会的一切包括国家制度都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思维中蔓延开来，家与国是同构关系，国的制度与家的制度没有多大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讲，皇帝就是一家之主，只不过这家的范围比较大罢了。伦理的名分思想让家和国都得以有秩序的存在。在加上礼乐的协助和促进，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温情脉脉的道德秩序。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建设是道德建设为核心，所谓的“修心养性”“修己安人”就是其的表现。就连德国的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都很惊讶中国的国家建设，说“中国是用伦理治国”。可想而知，中西方的巨大差异。
　　从精神内涵上讲（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西方表现出来的向度也是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别。先从中国谈起：
　　中国文化具有“儒、道、佛”三元合一的文化内涵特征。儒家主“入世”学说，道家、佛家主“出世”学说，它们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中国的文化内涵。儒家主要的贡献是那种“天行健，君子应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的精神以及“敬鬼神而远之”的“科学”精神。至于它的“尊卑等级”的观念从现在的角度讲应该放到历史博物馆去。“中庸”（不偏不倚）思想是不利于当今社会的竞争，不利于培养创新精神的，所以也应该取其利避其害。还有其为了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统一、稳定的“伦理纲常”如：“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以及“唯上是尊”的思想，是应该采用“拿来主义”（鲁迅）的态度来进行鉴别、吸收、继承，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其政治上的主张也应该持有历史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如：“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仁政”思想是值得提倡的。如果能融合当今社会的“民主、科学”精神，那么，其精神将会发扬光大。总之，应该充分挖掘其精华，抛弃其糟粕。
　　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出世”上，道家的“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以一种超世的眼光来普照万事万物，不局限于人世间的“衣食住行”（在庄子时代，经济主体形式是属于小农经济，其周遭环境没有现在社会贫富差距这么悬殊的竞争氛围，大部分百姓过的都是比较贫困的生活。因此，庄子能够纵情于天地山水之间而忘乎人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境界（当时的自然环境允许他在其中“逍遥”思索）。道家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艺术上，尤其是其关于“意境”的阐发在艺术史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极深远的意义。
　　佛家（指的是中国化的禅宗）讲究“轮回”，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认为人间处处有佛，只要心中有佛。则可以成佛而不必隐居修行。这种思想的传入对中国的文化心理的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民间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知识分子当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唐代诗人王维、宋代词人苏轼，就是典型的榜样。
　　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早熟文化，如打个比方则像是小孩老成化，活像一个小老头。按照梁漱溟所言，则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而这一位小老头却屹立东方几千年，其原因何在？有一位学者曾有点夸张地说：中国的历史是孔教的历史。这话虽然过于偏激，但却不无道理。周孔教化，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主脉，佛、法、道都只是它的助手，围绕它而转动。中国古人总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其中的“兼济天下”就是儒家的入世精神，而相应的“独善其身”则是道家、佛家起作用的所在。至于法家，中国除了秦朝统一时，采用了李斯的法家思想为其突出外，其他朝代都鲜于见到，因为秦朝短暂的历史寿命，不能不归咎于法家的严厉，历代王朝对此都有见识，并以此为鉴。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定儒家于一尊，儒家得到弘扬发展，并奠定了儒家在中国的地位。而儒家又凭借什么来巩固其心脉，按照梁漱溟的说法，那就是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礼俗代替法律”的一种以“伦理本位”为基础的建设思想。这一思想，通过一个家庭套一个家庭组成一个大的家庭——国家，并且通过“士”这一阶层的积极努力宣传，通过礼乐的熏陶，使得整个秩序得以强化和巩固，从此绵绵不绝。要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这一套运行机制还会维持整个中国的运转，就算过几千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总之，中国文化由于早熟，过分向内发展，而忽略了对外的探求，打个比喻，那就是，身体发育还没有完全，智慧已过早发达，越到后面，越发现体力不支，难以为继。这就是跨越发展阶段的结果。
　　相对于中国文化精神而言，西方文化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则是异样的色彩。如果说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向内探求的生命活力，那么，西方则表现为一种向外扩张的生命张力，无论是其科学还是其民主。如果说中国文化精神的倾注的对象更多的“人”的话，那么，西方更多的关注“物”，也正是因为关注物，并且把人和物进行分离，“物”是“人”要政府的对象，而不像中国“人”与“物”是统一的，讲究“天人合一”。由于西方“人”与“物”的对立，所以，人要想方法认识客观事物，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才逐步诞生了科学精神。而中国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好亲兄弟一般，当然就不会用心去加以研究对待了，从而也就没有科学精神的诞生，早期中国的科学发明，只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并没有把所发现的东西，提炼成知识，做系统的研究。这也就造成了中国本有的发明成了别人利用后发展的工具。
　　而西方文化的另一核心“民主精神”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生根发芽呢？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民主，例如，孟子就提出了“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中国的民主没有西方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如果按梁漱溟的话说那就是：民主精神可以有五种表现，即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取决多数、尊重个人自由，而中国的民主只体现了前面的三种，没有后面两种。而后面两种就是西方的政治民主和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中西方为何会如此不同呢？我们来看看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阐发：“西洋之政治和法律，早于古代海国城邦见其端倪。其次，则基督教会又有千年更好陶冶：在教会之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直属于团体；破除家长家族之间隔。最后则经过中古后期之自由都市，培养出近代国家。在近代国家稳定进步之中，乃更发展了其政治和法律。但家族生活偏胜，又演为伦理社会如中国者，天然缺乏政治其事，法律其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与西方发展方向的差异，也就明白了其之所以存在的样态。
　　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方在诸多方面的不同，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和西方是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是属于不同的发展路向，就好比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应该认清各自的文化优势和不足，从而扬长避短。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
　　或是“敝帚自珍”。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竞争、合作的世界，我们应该善于从西方那里学习其“科学”和“民主”精神来丰富自己。我想这才是应有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气度。

饮食观念

欧洲人都说世界上有三大美食，每一个版本里都有中国和法国的，只有关于第三家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意大利的，也有说是土耳其、突尼斯或摩洛哥等国的。尽管相持不下，但大家都有个共识，饮食常能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
一次在中餐馆举行宴会，饭店菜上得很慢，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近两个小时，但菜似乎才上了一半。临座的一位女士是第一次参加中餐宴会，忍不住问我，你们中国人请客都上这么多菜吗？我说，在中国还要多，通常是10道以上。她很惊讶，连说中国的宴会实在太丰富了，难怪中国的美食很有名。但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有个现象很奇怪：中国人吃饭每次都上那么多菜，可为什么都长得那么瘦。而法国入每次菜很少，但为什么都比中国人胖呢？
我一时语塞，但又觉得她问得多少有点道理，因为那天同桌的几个中国人都显得比较瘦弱，而几个法国人个个人高马大。想了想，和她讲了自己的一点想法：中国是个好客的民族，只有上了一桌子菜才觉得没怠慢客人。另外中国人有时候更注重形式，所以在中国的烹调里，菜的样式千变万化，具体到每一道菜又非常讲究色香味的搭配。而欧洲人似乎更实际一些，在菜的花色变化上下的工夫显然不如中国，但讲究的是其营养的搭配和保护。这是中、法饮食观念的重要差异，多少也反映出了中法文化性格的不同。

对色彩的认识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一个国家和民族也一样，对不同颜色的喜好从整体上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审美情趣与好恶倾向。
有一次碰到欧盟委员会的一对教授夫妇，谈起上海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中国民族服装，他们都说非常好看，但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亚洲领导人大多穿红色，而西方领导人则多选择了蓝色。我说颜色都是领导人自己选定的。大概亚洲国家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红色在中国文化里，也可能在整个亚洲文化中都代表着幸运、财富和吉祥如意，所以亚洲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红色。我反问他们，蓝色在西方文化里代表什么?他们说西方人认为，蓝色代表冷静和沉着。
想了想，我又补充说东西方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比如说龙在中国是民族的象征，而在比利时的蒙斯市则有一个打龙节，龙被视作恶魔，被传说中的保护神圣·米歇尔杀掉了，因此特意搞打龙节来庆贺除灾弊感谢米歇尔。教授夫妇也非常认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巨大，并认可文化需要交流。

思维方式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表现在诸多方面，但简单加以概括其实并不复杂：反映到思维方式上是抽象和具象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则似乎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而中国人则多少更偏重一些精神感受。比如把法语单词和中文文字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很明显。中国文字造词多注重形象，而法文里更多地注重考虑的是实用价值。像中文里的名片，法文里直译就是访问用的卡片，而航空母舰在法文里叫载飞机的军舰等等，都是从实际用途出发来造词的。而像压照片用的玻璃板，我们也是从其使用价值角度来造的词，但法国人就更加直观了，直译就是“放在照片上面的”。
反映到绘画上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中国画的大开大阖、泼墨写意和欧洲油画讲究的人体比例和光学原理等完全是属于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技术范畴，似乎很难有共同语言。欧洲人有时不太能够理解我们过于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有时也会认为欧洲人的艺术技巧过于写实本分，缺乏灵气。看多了欧洲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国人有时在感叹其技法写实细腻的同时，也会感慨欧洲大师们想象力的贫乏：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非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双翅膀。而我们的祖先不也画了几千年了吗，在那些美丽的仙女旁边加上几朵白云，她们不就飞起来了吗?多有意境，多有想象空间啊。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但是，差异带来的并不总是分歧，它恰恰给文化艺术大师们留下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如能从中找到一个准确的结合点，那不仅会给两个民族，而且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更具包涵意义的和谐与美丽，比如赵无极的画作就体现出了文化交融的无尽魅力。

近见人论中西文化差异，乃在智与情之重大分别。他以为，西方文化重智，东方文化重情，论据是“从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宋词，何处少得一个情字”，又说，“东方宗法、地域社会，乃重一情；西方城邦、自由国家，乃重一智”。

此说似有理，实又不然。从古诗十九首到《红楼梦》，中国文学一流作品，实在还是就情感之脉络，汇聚出智慧的光芒；而纯粹讲理的作品之多，更无论矣。西方则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狂飙运动，纯为感情之宣泄，即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也多由一情字贯穿，以情牵智，以情见智，最后落到智潜情显者，亦所在多有。况见仁见智（见情见智）也还在接受者（读者）之审美心里准备。

忽忆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之讨论中，有论者概括中西文化之差异云，乃男女文化（西方）与饮食文化（中方）之别。初闻之，亦叹其明眸善睐、灵心善感。转思之，实又不然。盖中国男女文化之雅与俗———士大夫与江湖两方面的精致与粗放，也实在不在西方之下，中古及中古以前，甚为漫长的时期，似亦无多男女之大防。宋以后随理学教条猖獗，然也有明代市民社会浪潮突破之逆动。如谓西方男女问题开放，那也不尽然，其中，近古亦多规条桎梏，态度开放为近数十年之事。就饮食文化而言，则西方虽不及中国花色样式之繁多，然其饮食结构却甚合理，鲁迅说欧美人更接近自然状态，活力远迈中土，人种良性进化，与其饮食结构，得无关系乎？

人间事，无论文化差异或是他种巨细之不同，往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所谓概括，总以失去文化另一部分重要内容为前提，即有所得，必有所失。概括乃集某事大略而成。所失自为必然，尤其手滑意快那一种，发为新说，引动视听，其起来甚速甚易，其湮灭也如“我是一片云”一样，“转瞬间消逝了踪影”（徐志摩诗）。

文化巨帙《管锥编》，最多贯通中西差别之说，然其发现，辄为坚实地基上之建筑，故其概括，率多铜锻铁铸之规律，九州之重，一蕊之微，无不尽收眼底，结论更在此无可推排之基础上得出。钱先生之作，为善概括善分别之典型，也为生机盎然之学术典型，其于精神之灌溉，真为无量之福音。今之学人多加领会，则论事少偏颇，而陋室也必借此充实光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