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国家主权原则
内容提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它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坚持这一原则依然显得很有必要。
关键词：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主权
研究国际关系，不仅需要对现实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更需要对历史有个清楚的了解。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来看，曾先后出现过四个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也有一说为五个体系，即在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间存在过俾斯麦大陆同盟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17世纪形成到18世纪解散，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一个粗略的探讨。
一、有关概念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体系”是两个在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中广泛被使用的概念。为了便于后面内容的阐述，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国际关系”相对于“国内关系”而言，是指人们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⑴只要世界上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国家间发生了某种交往，就会形成某种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体系”指的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主要是国家）的各种形式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⑵统一体具有不可分割性，有其整体的结构与功能，有其总体运动、发展规律。⑶有“国际关系”的存在并不一定能够构成“国际关系体系”。由于产生力水平低下，国际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加上交通和通讯手段落后，早期的国际关系处于一个极不发达的状态。国际关系呈现出偶然性、松散性、有限性，世界各国、各地区处于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可以说，早期的社会不存在着国际关系体系（东亚封贡体系是个例外）。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催生了现代国家与现代国际关系。新的生产方式和强大的生产力，开始冲破旧世界的樊篱，推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一个紧密的整体，由此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体系的完成、世界市场的出现、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作为标志，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一是19世纪末到1917年，单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期；二是1917年——1945年，两种政治经济体系并存斗争时期；三是二战后到90年代初，两大社会体系、三类国家、多种类型的经济制度在同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中并存、竞争、共处的时期；四是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处于形成当中。⑷这种理解把“国际关系体系”固定在“全球层次”进行研究。其实“国际关系体系”概念中的“统一、整体”强调的是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紧密性，并不是指体系覆盖行为体的全面性。所以，“国际关系体系”是有不同层次的，从双边、多边、亚地区、地区直至全球水平。国际关系体系不等于全球（世界）体系，它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间关系的日趋密切而形成，并且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
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是以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初端，由此形成了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欧洲“三十年战争”发生于1618年——1648年，是欧洲从封建时代跨进资本主义时代、中世纪国际关系转向现代国际关系关键时期爆发的大规模的国际战争。⑸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欧的生产方式开始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度，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结合的神权政治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此时已开花结果，新交势力在欧洲已能够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二是国家至上观念根据欧洲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的需要而应运而声。三是近代国际法开始出现。第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国际法著作，即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于1625年出版，从法理上论证了主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战争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意志帝国的内部“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的内战。帝国的腐朽使周边国家纷纷插足德意志帝国的事务，企图从中捞到好处。第二和第三阶段表现为帝国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前面为丹麦，后面为瑞典。第四阶段则进一步扩大为国际战争，西欧主要国家都陷入其中：丹麦、瑞典、法国站在了“新教同盟”一边，并得到了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则站在了另一边，并得到了罗马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如果第一阶段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话，那么从第二阶段起宗教色彩就日益淡化，当发展到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与信仰新教的瑞典结盟来进攻信仰天主教的帝国时，可以说宗教已完全失去了影响战争的意义，而对利益的争夺和称霸欧洲则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交战双方损失惨重，法国和瑞典取得了优势，双方于1648年10月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法国和瑞典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德意志境内的几个大诸侯都扩大了领地，各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的自主权。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地位获得了承认，葡萄牙获得了独立。基督教从此一分为三，天主教一统西欧的局面被打破了，加尔文教于路德教取得了同天主教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邦国可以自行决定本邦的宗教信仰并不允许歧视迫害不同信仰者。⑸
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和约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大陆确立了一个相对均衡的多极格局，它对国际关系的全球化进程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肯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从而使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族国家体制成为了现代国际关系活动的坚实基础。中世纪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体制，让位于由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
第二，体系是国际法产生的重要标志。上述国际关系准则构成了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和会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创立了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规定对违约国可以实行集体制裁。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视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第三，和约缔结后各国逐渐派遣了常驻使节，使各国有了正式的邦交。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拿破仑战争彻底打破了体系所建立的欧洲国际格局。但该体系所确立的建立在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基本原则一直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所出现的各类和约与条约、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原则都没有超出国家主权和平等的范围。
三、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再思考
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解读已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⑹主权国家的地位受到威胁，非国家行为体数量上的增多和功能上的增强，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主权受到挑战——要求取消国家主权和超越国家机构，用国际法和共同规则来调整国际社会内部的关系，以实现世界社会作为目标。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有型主权和无形主权的超越已经在国际关系中有明显的表现。前者如欧盟成员国在追求邦联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相结合目标的过程中，对于经济主权方面的某些转移让渡；后者如国际间资本的大量流动，使几乎所有的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在可能有百分百的自主性。
虽然如此，但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起着领导作用的行为体，对非国家行为体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早在古代就开始了，是一个缓慢和复杂的过程，只不过在最近的20年里发展迅速。在这个过程中，夹杂着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国际关系从来没有一体化过。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就必须把主权和平等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一些国际性的问题，如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国家斗争的性质。如中日对于俄罗斯输油管道之争；又如美国不愿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不愿承担相应的环保义务；而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贫困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对于别国主权肆意践踏。
既然民族国家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国家主权和平等这一原则不仅不能否认，而且有必要继续坚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尊重各国国家主权；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事务中都处于平等的地位。这就是历史留给今人的财富。
⑴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⑵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⑶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⑷宋新宇，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⑸俞正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版 ⑹《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⑺刘德斌《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布赞的挑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二、维 也 纳 体 系 下 的 欧 洲
（一）、维也纳体系的基本 内容
维也纳会议期间所达成的一系列宣言决议加上会前与会后达成的一些相关条约协议，就构成一个对欧洲 影响 达半个多世纪的完整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文件：1814年3月的《肖蒙条约》，1814年5月的《第一次巴黎和约》，1815年6月的《最后议定书》，1815年9月的《神圣同盟条约》，1815年11月《第二次巴黎和约》和《四国同盟条约》。维也纳会议和最后议定书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加上之后的《四国同盟条约》在军事上的保证，就构成了“国际关系原则+保障机制=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典型的完整模式。维也纳体系不仅仅是一种体系和格局，而且还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国际秩序，也是当时欧洲 政治 家们尝试建立某种国际新秩序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从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来看，确立了“正统”和“补偿”原则；2、从保障这些原则实施的机制来看，建立了“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以及1818年9月的亚琛会议中法国的加入形成“五国同盟”，欧洲协调得到加强，定期举行国际会议，商讨有关共同利益 问题 的磋商机制；3、从力量框架上看，形成了五国共同支配欧洲的国际关系”。 <10>
(二) 、梅特涅与维也纳体系
由于梅特涅在维也纳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一直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比如，维也纳会议的许多决定都是在梅特涅书房里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有人说这次会议是“梅特涅书房里的交易”，这样在维也纳体系确立后的十几年里，维也纳体系以及欧洲国际秩序都深深的打上了梅特涅的烙印。我们知道，维也纳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维持欧洲大国均势和平亦欧洲的领土现状；二是保卫欧洲正统秩序。这些都和奥地利的政治追求非常的符合，所以在维也纳体系的运转过程中，梅特涅非常卖力，实际上主导了维也纳体系的运转，梅特涅本人也被戏称为“欧洲的马车夫”。 <11>在维也纳体系运转的初期，法国与盟国的关系和法国在欧洲及世界的国际政治地位问题是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为此，由梅特涅倡议，盟国各大国与法国在1818年9月召开了亚琛会议，奥、英、普、俄很快就关于从法撤军和法国赔款问题达成了一致，可以说是对法国的一次彻底清算。11月，四大国又邀请法参加以后的大国国际会议。这样，法国彻底摆脱了战败国的阴影，几乎取得了同四大国一样的国际政治地位并和四大国一起共同主宰欧洲的一切事务。在维也纳体系正统主义原则下，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也恢复了封建正统的统治，但是好景不长，1820年王国爆发了人民起义，梅特涅认为革命的扩散很可能威胁到奥属意大利地区的稳定，他又积极运作和协调各大国的关系，以便干涉和镇压意大利地区的革命运动。在这一问题上，英国与俄奥普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并日益表露出来。在此后调停和镇压西班牙内乱时，英与奥普俄法的分歧完全暴露出来，欧洲各大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外交角斗。但是在欧洲国家革命运动面前，镇压和绞杀革命各大国又是出奇的一致，在这一过程中，梅特涅起到了协调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三) 、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对维也纳体系的冲击
19世纪30年代初，处于低潮的欧洲民族民主革命重新高涨。在1830年7月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复辟的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这严重违背了维也纳体系对法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然而各大国由于矛盾分歧严重，对法国新政权的反应不一，已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一致的对法干涉行动，表明了对法一致的维也纳体系开始坍塌。仅仅一个月之后，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比利时也发生了起义，并宣布独立。比利时人的举动也是和维也纳体系领土均势安排严重不符，同样是对维也纳体系的破坏。正如荷兰国王所说的那样：“问题不只涉及我的领地，而是涉及整个欧洲体系”。 <12>在法国和比利时革命的鼓舞下。欧洲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9月德意志诸邦发生起义、11月波兰人民发动起义、1831年意大利再次发生起义。一系列的起义、暴动和革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把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现状”冲击得七零八落，由于这些运动牵涉到法、普、奥、俄本身，再加上他们与英之间复杂的矛盾，欧洲大国协调彻底失灵。正是在这些革命(成功的与未成功的)冲击下，维也纳体系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已成摇摇欲坠之势。
三、对 维 也 纳 体 系 的 评 价
就维也纳体系本身和它确立的两大原则来看，无庸讳言，它的确是某种 历史 的倒退。以“正统主义”为例，正是在正统主义原则之下，欧洲各国的封建王朝纷纷得以复辟，而这是违反资本主义 发展 和民族主义革命历史潮流的。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封建主义的日趋没落，已是大势所趋，并不是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两个原则所能阻止的。就在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不久，欧洲各国就开始不断兴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民族运动，尤其是1848年爆发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历史的发展趋势。
“补偿原则”的确立与实施，使维也纳会议成了一个分赃的会议，使维也纳体系表现出鲜明的大国强权政治的色彩。在“补偿原则”之下，维也纳会议的主宰者们不顾各国人民民族独立的意愿和要求，按照大国的意图任意修改欧洲国家的疆界，划分新的欧洲政治版图。例如，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分裂被继续维持，一些弱小国家被任意分割与合并。此外，英国还乘机夺取了法国、荷兰的海外殖民地。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弱国小国以及战败国的国家利益，势必遭到他们的反抗，从而为以后欧洲国家间的纠纷与冲突埋下了种子。正如《拿破仑战争与维也纳体系的兴衰》一文的作者所指出的：“维也纳会议政治家们所迫求的政治力量平衡(均势)，是在各大国之间谋取力量对比的大致平衡，完全是大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在历史上开了恶劣的先例”。<16> “正统主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确立，表明维也纳体系是按照欧洲复辟派政治家们的愿望建立的，因为在他们眼中，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究其根源，在于当时资本主义力量还不足以撼动整个封建势力，而那些在维也纳会议上纵横捭阖的欧洲外交家们，也不可能超越历史给予他们的局限。
在维也纳体系中，《最后议定书》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份议定书及其附件有一些针对当时国际问题的决议，其中不少内容受到后世的称赞。例如，关于黑人奴隶贸易问题，决议要求与会各国在适当的时候结束这一罪恶、血腥的活动，从而在道义上对禁止黑奴贸易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再比如，关于国际河流的自由通航问题，会议决定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机构，即由莱茵河流域有关国家派代表组成莱茵河自由航行中央委员会，负责组织有关国家进行外交谈判，制定管理章程，既保障莱茵河的自由与安全运输，又不侵犯各国的国家主权；再比如，关于国际外交人员的席次问题，通过《外交等级条例》，规定了外交人员的等级不同等级，即大使和教皇所派特使或使节、特使和公使、代办等，这对以后国家间的正常交往以及国际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成为一种国际法和外交惯例，为后世各国所遵循。
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是反法联盟对拿破仑帝国的胜利，而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则使欧洲确立了一个新的均势格局，欧洲各主要强国在这一格局中，各自根据实力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整个欧洲因而获得了一种平衡。尽管这种平衡和强国间的均势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结束了欧洲十几年的战乱。正如有学者所 总结 的：“历史实践证明，它毕竟给欧洲带来了约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和发展，欧洲大踏步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17>维也纳会议本身开创了举行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 方法 ，这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客观上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此后，为了贯彻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原则，欧洲各大国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外交协调机制，即以定期不定期的举行国际会议的方法，来处理国际问题或国家间的争端，从而否定了欧洲历史上常见的以武力和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也是这种体系演变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维也纳体系对以后国际关系史的走向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其
建立的时代背景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
巴黎和会及其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与战败国签订的一
系列条约(包括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 对奥地利的圣
日尔曼条约, 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 对匈牙利的特
里亚农条约, 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和洛桑条约) ; 2.
国际联盟的建立(国联盟约是上述每一个条约中的第
一部分内容) ; 3. 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一系列条约
(四国条约, 五国海军条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
约, 九国公约) 。因此, 如果我们说到凡尔赛体系,
就是指上述的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内容, 由于洛桑条约
是1923 年7 月战胜国与土耳其凯末尔政府签订的, 并
以此代替了色佛尔条约, 所以我们可以说, 凡尔赛体
系是一战后列强经过近五年的时间, 终于在欧洲、中
近东和非洲建立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如果
我们说到华盛顿体系, 就指第三方面的内容, 华盛顿
体系是列强在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结
构。于是, 如果我们给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一个定
义, 可以这样表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战胜国
列强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 通过一系列条
约和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的建立, 在全球
范围内建立了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
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 即凡尔赛—华盛顿体
系。这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进入20 世纪并经历了
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当我们站在
战争的废墟上环视全球的时候, 我们清楚地看到, 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政治地图的确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
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内容及其影响
雅尔塔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建立的新的世界格局。所谓世界格局，指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一种世界格局的形成，是世界各种力量经过不断的消长变化和分化组合，从而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果。一种世界格局的解体，则是这种均势逐渐被打破，再也无法保持下去的结果。在近现代史上，每次大的国际战争之后，战胜国都要召开国际会议缔结国际协议，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对比重新划分边界和势力范围，安排战后世界秩序，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如维也纳体系。所不同的是，雅尔塔体系从战争后期即开始着手安排；其时间之长主宰世界达半个世纪；范围之广遍及世界各地。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大于以往的国际格局。内容主要包括：处置战败国，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重新确立战后欧亚的政治版图，重划法西斯战败国及其被占领地区的疆界；建立联合国。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介入，作为这场战争产物的雅尔塔体系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它倡导和平民主的原则，在处置战败国使之民主化以及承认被压迫民族独立自治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它承认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与合作，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对战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加强社会主义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都起了好的作用；它倡导建立的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使雅尔塔体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雅尔塔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和平民主的原则，有一定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雅尔塔体系又具有大国争夺胜利成果的性质，美英追求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利益，苏联追求的是带有严重大国利己主义的具有扩张倾向的利益目标。这两个根本因素为评价雅尔塔体系的客观作用带来了复杂性，同时又使这一“体系”不能不给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带来各种消极的后果。
然而，雅尔塔体系的消极作用更不可忽视，这些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雅尔塔体系下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的对峙是战后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雅尔塔体系的确立虽然使由此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代替了过去西方群雄竞争的格局，但伴随着世界范围矛盾相对简化而来的却是国际矛盾对立程度和规模的扩大，从而使随后的美苏两极格局终于变为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美苏对战后以他们各自为核心的两极格局总的态度是，既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它，又要想方设法地打破它，即展开以削弱对方为目的的对抗，其核心的问题是争夺世界霸权。这一矛盾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战后几十年内矛盾的主线，又成为战后整个国际关系发展的轴心。无论是美国主导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联主导的阿富汗战争，还是美苏主导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军备核竞赛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雅尔塔体系一方面是作为对法西斯国家发动二次大战的战争强权政治的惩罚和遏制而确立的，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十足地体现了大国的强权政治，因而这一体系就为战后继续实行强权政治开创了恶劣的先例，特别是为苏联推行强权政治开创了先例。战后出现的种种强权政治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雅尔塔体系本身所体现的强权政治的继续。这种强权政治的表现是：几个大工业国背着中小国家甚至大国，用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作交易，争夺胜利成果，划分势力范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是进行直接占领就是加以变相控制；不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就是把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强加给别国。不管对日本、对包括印度支那在内的东南亚，还是对中国，不论是对战败国还是对战胜国，实行的都是这种政策。当然其程度和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中国虽然是战胜国，又是大国，但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实际上把中国当成战败国对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第三，重划国界，分裂国家，造成人口大迁移，埋下了战后发生国际纠纷的“定时炸弹”。二战后重新划定边界、领土变更，牵涉到10个国家。有的国家丢失了领土，有的国家则得到了领土。德国和朝鲜被分成两部分，实行两种制度，成为后来不稳定的根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移，导致了2000万人的背井离乡，不仅给这些国家的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给这些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留下了不少隐患。在所有隐患中，最大隐患就是战后美、苏及东、西方的矛盾乃至成为引发冷战的导火索。
第四，构建了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经济秩序，阻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美苏在战后分别以“世界宪兵”和“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自居，使大批国家处于不平等的依附地位。后来，被控制的“盟国”和“兄弟国家”情况虽有较大变化，但也未能完全摆脱受制的境遇。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陷于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第五，造成军事上的两极分化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以致成为战后世界紧张局势和危险的直接的现实根源。美苏在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和以他们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东西方世界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都是雅尔塔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因素恶性循环、相互推动，是增加世界局势的紧张气氛和“热点”爆发的刺激因素。
总之，正是在雅尔塔体系重大影响这一客观条件下，各式各样的冷战事件成为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内容。其中尤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以他们为首的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东西方冷战的对抗为主要特征，并由此迅速构成了鲜明的美苏两极格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国家主权原则
内容提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它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坚持这一原则依然显得很有必要。
关键词：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主权
研究国际关系，不仅需要对现实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更需要对历史有个清楚的了解。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来看，曾先后出现过四个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也有一说为五个体系，即在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间存在过俾斯麦大陆同盟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17世纪形成到18世纪解散，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一个粗略的探讨。
一、有关概念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体系”是两个在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中广泛被使用的概念。为了便于后面内容的阐述，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国际关系”相对于“国内关系”而言，是指人们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⑴只要世界上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国家间发生了某种交往，就会形成某种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体系”指的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主要是国家）的各种形式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⑵统一体具有不可分割性，有其整体的结构与功能，有其总体运动、发展规律。⑶有“国际关系”的存在并不一定能够构成“国际关系体系”。由于产生力水平低下，国际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加上交通和通讯手段落后，早期的国际关系处于一个极不发达的状态。国际关系呈现出偶然性、松散性、有限性，世界各国、各地区处于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可以说，早期的社会不存在着国际关系体系（东亚封贡体系是个例外）。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催生了现代国家与现代国际关系。新的生产方式和强大的生产力，开始冲破旧世界的樊篱，推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一个紧密的整体，由此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体系的完成、世界市场的出现、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作为标志，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一是19世纪末到1917年，单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期；二是1917年——1945年，两种政治经济体系并存斗争时期；三是二战后到90年代初，两大社会体系、三类国家、多种类型的经济制度在同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中并存、竞争、共处的时期；四是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处于形成当中。⑷这种理解把“国际关系体系”固定在“全球层次”进行研究。其实“国际关系体系”概念中的“统一、整体”强调的是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紧密性，并不是指体系覆盖行为体的全面性。所以，“国际关系体系”是有不同层次的，从双边、多边、亚地区、地区直至全球水平。国际关系体系不等于全球（世界）体系，它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间关系的日趋密切而形成，并且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
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是以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初端，由此形成了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欧洲“三十年战争”发生于1618年——1648年，是欧洲从封建时代跨进资本主义时代、中世纪国际关系转向现代国际关系关键时期爆发的大规模的国际战争。⑸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欧的生产方式开始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度，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结合的神权政治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此时已开花结果，新交势力在欧洲已能够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二是国家至上观念根据欧洲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的需要而应运而声。三是近代国际法开始出现。第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国际法著作，即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于1625年出版，从法理上论证了主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战争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意志帝国的内部“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的内战。帝国的腐朽使周边国家纷纷插足德意志帝国的事务，企图从中捞到好处。第二和第三阶段表现为帝国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前面为丹麦，后面为瑞典。第四阶段则进一步扩大为国际战争，西欧主要国家都陷入其中：丹麦、瑞典、法国站在了“新教同盟”一边，并得到了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则站在了另一边，并得到了罗马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如果第一阶段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话，那么从第二阶段起宗教色彩就日益淡化，当发展到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与信仰新教的瑞典结盟来进攻信仰天主教的帝国时，可以说宗教已完全失去了影响战争的意义，而对利益的争夺和称霸欧洲则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交战双方损失惨重，法国和瑞典取得了优势，双方于1648年10月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法国和瑞典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德意志境内的几个大诸侯都扩大了领地，各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的自主权。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地位获得了承认，葡萄牙获得了独立。基督教从此一分为三，天主教一统西欧的局面被打破了，加尔文教于路德教取得了同天主教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邦国可以自行决定本邦的宗教信仰并不允许歧视迫害不同信仰者。⑸
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和约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大陆确立了一个相对均衡的多极格局，它对国际关系的全球化进程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肯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从而使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族国家体制成为了现代国际关系活动的坚实基础。中世纪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体制，让位于由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
第二，体系是国际法产生的重要标志。上述国际关系准则构成了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和会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创立了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规定对违约国可以实行集体制裁。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视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第三，和约缔结后各国逐渐派遣了常驻使节，使各国有了正式的邦交。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拿破仑战争彻底打破了体系所建立的欧洲国际格局。但该体系所确立的建立在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基本原则一直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所出现的各类和约与条约、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原则都没有超出国家主权和平等的范围。
三、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再思考
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解读已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⑹主权国家的地位受到威胁，非国家行为体数量上的增多和功能上的增强，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主权受到挑战——要求取消国家主权和超越国家机构，用国际法和共同规则来调整国际社会内部的关系，以实现世界社会作为目标。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有型主权和无形主权的超越已经在国际关系中有明显的表现。前者如欧盟成员国在追求邦联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相结合目标的过程中，对于经济主权方面的某些转移让渡；后者如国际间资本的大量流动，使几乎所有的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在可能有百分百的自主性。
虽然如此，但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起着领导作用的行为体，对非国家行为体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早在古代就开始了，是一个缓慢和复杂的过程，只不过在最近的20年里发展迅速。在这个过程中，夹杂着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国际关系从来没有一体化过。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就必须把主权和平等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一些国际性的问题，如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国家斗争的性质。如中日对于俄罗斯输油管道之争；又如美国不愿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不愿承担相应的环保义务；而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贫困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对于别国主权肆意践踏。
既然民族国家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国家主权和平等这一原则不仅不能否认，而且有必要继续坚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尊重各国国家主权；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事务中都处于平等的地位。这就是历史留给今人的财富。
⑴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⑵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⑶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⑷宋新宇，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⑸俞正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版 ⑹《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⑺刘德斌《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布赞的挑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二、维 也 纳 体 系 下 的 欧 洲
（一）、维也纳体系的基本 内容
维也纳会议期间所达成的一系列宣言决议加上会前与会后达成的一些相关条约协议，就构成一个对欧洲 影响 达半个多世纪的完整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文件：1814年3月的《肖蒙条约》，1814年5月的《第一次巴黎和约》，1815年6月的《最后议定书》，1815年9月的《神圣同盟条约》，1815年11月《第二次巴黎和约》和《四国同盟条约》。维也纳会议和最后议定书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加上之后的《四国同盟条约》在军事上的保证，就构成了“国际关系原则+保障机制=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典型的完整模式。维也纳体系不仅仅是一种体系和格局，而且还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国际秩序，也是当时欧洲 政治 家们尝试建立某种国际新秩序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从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来看，确立了“正统”和“补偿”原则；2、从保障这些原则实施的机制来看，建立了“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以及1818年9月的亚琛会议中法国的加入形成“五国同盟”，欧洲协调得到加强，定期举行国际会议，商讨有关共同利益 问题 的磋商机制；3、从力量框架上看，形成了五国共同支配欧洲的国际关系”。 <10>
(二) 、梅特涅与维也纳体系
由于梅特涅在维也纳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一直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比如，维也纳会议的许多决定都是在梅特涅书房里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有人说这次会议是“梅特涅书房里的交易”，这样在维也纳体系确立后的十几年里，维也纳体系以及欧洲国际秩序都深深的打上了梅特涅的烙印。我们知道，维也纳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维持欧洲大国均势和平亦欧洲的领土现状；二是保卫欧洲正统秩序。这些都和奥地利的政治追求非常的符合，所以在维也纳体系的运转过程中，梅特涅非常卖力，实际上主导了维也纳体系的运转，梅特涅本人也被戏称为“欧洲的马车夫”。 <11>在维也纳体系运转的初期，法国与盟国的关系和法国在欧洲及世界的国际政治地位问题是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为此，由梅特涅倡议，盟国各大国与法国在1818年9月召开了亚琛会议，奥、英、普、俄很快就关于从法撤军和法国赔款问题达成了一致，可以说是对法国的一次彻底清算。11月，四大国又邀请法参加以后的大国国际会议。这样，法国彻底摆脱了战败国的阴影，几乎取得了同四大国一样的国际政治地位并和四大国一起共同主宰欧洲的一切事务。在维也纳体系正统主义原则下，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也恢复了封建正统的统治，但是好景不长，1820年王国爆发了人民起义，梅特涅认为革命的扩散很可能威胁到奥属意大利地区的稳定，他又积极运作和协调各大国的关系，以便干涉和镇压意大利地区的革命运动。在这一问题上，英国与俄奥普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并日益表露出来。在此后调停和镇压西班牙内乱时，英与奥普俄法的分歧完全暴露出来，欧洲各大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外交角斗。但是在欧洲国家革命运动面前，镇压和绞杀革命各大国又是出奇的一致，在这一过程中，梅特涅起到了协调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三) 、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对维也纳体系的冲击
19世纪30年代初，处于低潮的欧洲民族民主革命重新高涨。在1830年7月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复辟的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这严重违背了维也纳体系对法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然而各大国由于矛盾分歧严重，对法国新政权的反应不一，已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一致的对法干涉行动，表明了对法一致的维也纳体系开始坍塌。仅仅一个月之后，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比利时也发生了起义，并宣布独立。比利时人的举动也是和维也纳体系领土均势安排严重不符，同样是对维也纳体系的破坏。正如荷兰国王所说的那样：“问题不只涉及我的领地，而是涉及整个欧洲体系”。 <12>在法国和比利时革命的鼓舞下。欧洲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9月德意志诸邦发生起义、11月波兰人民发动起义、1831年意大利再次发生起义。一系列的起义、暴动和革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把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现状”冲击得七零八落，由于这些运动牵涉到法、普、奥、俄本身，再加上他们与英之间复杂的矛盾，欧洲大国协调彻底失灵。正是在这些革命(成功的与未成功的)冲击下，维也纳体系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已成摇摇欲坠之势。
三、对 维 也 纳 体 系 的 评 价
就维也纳体系本身和它确立的两大原则来看，无庸讳言，它的确是某种 历史 的倒退。以“正统主义”为例，正是在正统主义原则之下，欧洲各国的封建王朝纷纷得以复辟，而这是违反资本主义 发展 和民族主义革命历史潮流的。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封建主义的日趋没落，已是大势所趋，并不是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两个原则所能阻止的。就在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不久，欧洲各国就开始不断兴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民族运动，尤其是1848年爆发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历史的发展趋势。
“补偿原则”的确立与实施，使维也纳会议成了一个分赃的会议，使维也纳体系表现出鲜明的大国强权政治的色彩。在“补偿原则”之下，维也纳会议的主宰者们不顾各国人民民族独立的意愿和要求，按照大国的意图任意修改欧洲国家的疆界，划分新的欧洲政治版图。例如，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分裂被继续维持，一些弱小国家被任意分割与合并。此外，英国还乘机夺取了法国、荷兰的海外殖民地。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弱国小国以及战败国的国家利益，势必遭到他们的反抗，从而为以后欧洲国家间的纠纷与冲突埋下了种子。正如《拿破仑战争与维也纳体系的兴衰》一文的作者所指出的：“维也纳会议政治家们所迫求的政治力量平衡(均势)，是在各大国之间谋取力量对比的大致平衡，完全是大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在历史上开了恶劣的先例”。<16> “正统主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确立，表明维也纳体系是按照欧洲复辟派政治家们的愿望建立的，因为在他们眼中，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究其根源，在于当时资本主义力量还不足以撼动整个封建势力，而那些在维也纳会议上纵横捭阖的欧洲外交家们，也不可能超越历史给予他们的局限。
在维也纳体系中，《最后议定书》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份议定书及其附件有一些针对当时国际问题的决议，其中不少内容受到后世的称赞。例如，关于黑人奴隶贸易问题，决议要求与会各国在适当的时候结束这一罪恶、血腥的活动，从而在道义上对禁止黑奴贸易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再比如，关于国际河流的自由通航问题，会议决定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机构，即由莱茵河流域有关国家派代表组成莱茵河自由航行中央委员会，负责组织有关国家进行外交谈判，制定管理章程，既保障莱茵河的自由与安全运输，又不侵犯各国的国家主权；再比如，关于国际外交人员的席次问题，通过《外交等级条例》，规定了外交人员的等级不同等级，即大使和教皇所派特使或使节、特使和公使、代办等，这对以后国家间的正常交往以及国际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成为一种国际法和外交惯例，为后世各国所遵循。
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是反法联盟对拿破仑帝国的胜利，而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则使欧洲确立了一个新的均势格局，欧洲各主要强国在这一格局中，各自根据实力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整个欧洲因而获得了一种平衡。尽管这种平衡和强国间的均势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结束了欧洲十几年的战乱。正如有学者所 总结 的：“历史实践证明，它毕竟给欧洲带来了约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和发展，欧洲大踏步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17>维也纳会议本身开创了举行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 方法 ，这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客观上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此后，为了贯彻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原则，欧洲各大国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外交协调机制，即以定期不定期的举行国际会议的方法，来处理国际问题或国家间的争端，从而否定了欧洲历史上常见的以武力和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也是这种体系演变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维也纳体系对以后国际关系史的走向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其
建立的时代背景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
巴黎和会及其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与战败国签订的一
系列条约(包括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 对奥地利的圣
日尔曼条约, 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 对匈牙利的特
里亚农条约, 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和洛桑条约) ; 2.
国际联盟的建立(国联盟约是上述每一个条约中的第
一部分内容) ; 3. 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一系列条约
(四国条约, 五国海军条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
约, 九国公约) 。因此, 如果我们说到凡尔赛体系,
就是指上述的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内容, 由于洛桑条约
是1923 年7 月战胜国与土耳其凯末尔政府签订的, 并
以此代替了色佛尔条约, 所以我们可以说, 凡尔赛体
系是一战后列强经过近五年的时间, 终于在欧洲、中
近东和非洲建立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如果
我们说到华盛顿体系, 就指第三方面的内容, 华盛顿
体系是列强在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结
构。于是, 如果我们给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一个定
义, 可以这样表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战胜国
列强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 通过一系列条
约和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的建立, 在全球
范围内建立了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
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 即凡尔赛—华盛顿体
系。这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进入20 世纪并经历了
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当我们站在
战争的废墟上环视全球的时候, 我们清楚地看到, 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政治地图的确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
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内容及其影响
雅尔塔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建立的新的世界格局。所谓世界格局，指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一种世界格局的形成，是世界各种力量经过不断的消长变化和分化组合，从而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果。一种世界格局的解体，则是这种均势逐渐被打破，再也无法保持下去的结果。在近现代史上，每次大的国际战争之后，战胜国都要召开国际会议缔结国际协议，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对比重新划分边界和势力范围，安排战后世界秩序，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如维也纳体系。所不同的是，雅尔塔体系从战争后期即开始着手安排；其时间之长主宰世界达半个世纪；范围之广遍及世界各地。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大于以往的国际格局。内容主要包括：处置战败国，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重新确立战后欧亚的政治版图，重划法西斯战败国及其被占领地区的疆界；建立联合国。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介入，作为这场战争产物的雅尔塔体系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它倡导和平民主的原则，在处置战败国使之民主化以及承认被压迫民族独立自治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它承认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与合作，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对战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加强社会主义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都起了好的作用；它倡导建立的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使雅尔塔体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雅尔塔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和平民主的原则，有一定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雅尔塔体系又具有大国争夺胜利成果的性质，美英追求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利益，苏联追求的是带有严重大国利己主义的具有扩张倾向的利益目标。这两个根本因素为评价雅尔塔体系的客观作用带来了复杂性，同时又使这一“体系”不能不给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带来各种消极的后果。
然而，雅尔塔体系的消极作用更不可忽视，这些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雅尔塔体系下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的对峙是战后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雅尔塔体系的确立虽然使由此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代替了过去西方群雄竞争的格局，但伴随着世界范围矛盾相对简化而来的却是国际矛盾对立程度和规模的扩大，从而使随后的美苏两极格局终于变为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美苏对战后以他们各自为核心的两极格局总的态度是，既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它，又要想方设法地打破它，即展开以削弱对方为目的的对抗，其核心的问题是争夺世界霸权。这一矛盾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战后几十年内矛盾的主线，又成为战后整个国际关系发展的轴心。无论是美国主导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联主导的阿富汗战争，还是美苏主导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军备核竞赛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雅尔塔体系一方面是作为对法西斯国家发动二次大战的战争强权政治的惩罚和遏制而确立的，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十足地体现了大国的强权政治，因而这一体系就为战后继续实行强权政治开创了恶劣的先例，特别是为苏联推行强权政治开创了先例。战后出现的种种强权政治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雅尔塔体系本身所体现的强权政治的继续。这种强权政治的表现是：几个大工业国背着中小国家甚至大国，用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作交易，争夺胜利成果，划分势力范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是进行直接占领就是加以变相控制；不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就是把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强加给别国。不管对日本、对包括印度支那在内的东南亚，还是对中国，不论是对战败国还是对战胜国，实行的都是这种政策。当然其程度和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中国虽然是战胜国，又是大国，但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实际上把中国当成战败国对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第三，重划国界，分裂国家，造成人口大迁移，埋下了战后发生国际纠纷的“定时炸弹”。二战后重新划定边界、领土变更，牵涉到10个国家。有的国家丢失了领土，有的国家则得到了领土。德国和朝鲜被分成两部分，实行两种制度，成为后来不稳定的根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移，导致了2000万人的背井离乡，不仅给这些国家的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给这些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留下了不少隐患。在所有隐患中，最大隐患就是战后美、苏及东、西方的矛盾乃至成为引发冷战的导火索。
第四，构建了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经济秩序，阻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美苏在战后分别以“世界宪兵”和“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自居，使大批国家处于不平等的依附地位。后来，被控制的“盟国”和“兄弟国家”情况虽有较大变化，但也未能完全摆脱受制的境遇。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陷于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第五，造成军事上的两极分化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以致成为战后世界紧张局势和危险的直接的现实根源。美苏在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和以他们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东西方世界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都是雅尔塔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因素恶性循环、相互推动，是增加世界局势的紧张气氛和“热点”爆发的刺激因素。
总之，正是在雅尔塔体系重大影响这一客观条件下，各式各样的冷战事件成为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内容。其中尤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以他们为首的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东西方冷战的对抗为主要特征，并由此迅速构成了鲜明的美苏两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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