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的资料(简单)谢谢

1.无与伦比的通史巨著：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它与其他各史相比明显高出一筹。重要差别有三点：

（1）《史记》饱含爱憎：实录难，饱含爱憎的实录更难。本来，一个史学家面对历史，只需客观公正地记述，不要求抒发感情；但是《史记》往往饱含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像《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司马迁都写得悲歌慷慨，荡气回肠；而对他憎恶的人物，像《平津侯主父列传》里的公孙弘，则不惜笔墨，从不同的侧面给予揭露抨击。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批判最尖锐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个是和他同时代的君主汉武帝。司马迁写刘邦广招贤才，最终成就大业；更写他心胸狭隘，杀戮功臣，语言粗俗等诸多不良行为。对汉武帝的揭露，更是毫不留情。批判开国皇帝，指斥当朝君王；如此书写，往还千年，也鲜有听闻。

（2）《史记》文采斐然：《史记》片段之一《鸿门宴》，被选为我国高中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长达半个多世纪，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文学魅力。文章一开始，写项羽“大怒”，表现了项羽在秦亡之后，看不清自己和刘邦的关系已由并肩作战的友军，转为互争天下的敌人，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扼腕。全篇纤毫毕现、栩栩如生，俨然一部小说，竟令很多人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其实，《鸿门宴》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纵观《史记》洋洋洒洒五十三万言，此类描述，比比皆是。对于人物的刻画、场景的描写、事件的记述，司马迁都显示出高超、多样的文学技艺。

（3）《史记》平民视角：“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平头百姓不入史，这是《史记》之前的一定之规。但是，到了司马迁这里，“鸡鸣狗盗”之徒也有了一席之地。《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写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或忠义，或智慧，五彩斑斓，妙趣横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些篇目就是中国通俗文学的鼻祖。司马迁非常善于寻找一般史家忽略了的、而普通平民喜闻乐见的传主。正是《史记》的不拘一格，填补了我国古代人物史上的许多空白。随手举两个例子。《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了一个《孔子世家》，第一次完整地勾画了孔子的一生，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孔子第一篇、也是最权威的一篇人物传记。中国人历来讲究“知人论世”，所以，今天要读《论语》，首先要读《孔子世家》，了解孔子的生平，才能正确地解读《论语》。再比如屈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在《史记》之前，先秦的所有典籍中，都没有屈原的记载，有些人竟以此否认屈原的存在。幸而有《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才印证了中国历史确有一个忠直爱国、九死不悔的屈原。

2.化奇耻大辱为传世经典：

当然，司马迁也自视甚高，自称写作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什么给了平凡文弱的司马迁如此强大的自信心，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是命运的眷顾，还是另有原因？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普通史官家庭，父亲司马谈曾有志于撰写一部通史。司马迁继承父志，为写作《史记》做过充分准备：行万里路，师从名家，大量阅读宫廷藏书。不过，这些经历，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数众多的史官之中并无特别之处。一次突发事件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让他真正懂得了何为“死而后生”，并从此完成了由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家的根本性转变。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三万出征匈奴，同时命李陵为李广利的军队担任后勤保障（将辎重）。但李陵提出，愿意率领五千步兵单独出征，以分匈奴之兵。李陵之所以要求单独出兵，原因有两点：（1）出身、才能的对比：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孙，此前已屡建战功，深得武帝信赖；而李广利不过是武帝宠幸的嫔妃——李夫人的哥哥，靠着外戚身份才当上领兵统帅。《西游记》中“你挑担，我牵马”之类的“辎重”活都是沙僧、猪八戒的事，开路先锋只有孙悟空能够担当。现在，汉武帝分配李陵为一个庸才将军李广利搞后勤，无异于孙悟空给猪八戒打杂。李陵自然一百个不愿意，所谓分匈奴之兵不过是借口而已，他希望独当一面。（2）李陵本人的自信：李陵虽然兵力只有五千，但是，这五千步兵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荆楚勇士，健壮剽悍、骁勇善战，因而李陵十分有信心。

汉武帝看到李陵不愿为李广利做后勤保障，就对李陵交代：我可没有那么多骑兵派给你！言外之意，你只能带你那五千步兵出征。李陵毫不犹豫：我就带下属五千步兵出征！汉武帝并不放心，下令让路博德率兵接应李陵。但是，路博德也不愿当猪八戒。于是，他向汉武帝报告说：现在是秋天，正是匈奴的兵马最强壮的时候，不适合与匈奴作战，如果陛下明年春天再出征，我愿意和李陵各带五千人，合击匈奴！——又一个要单独出征的人！汉武帝看到奏章，没有想到路博德不愿意为李陵做后卫，反而怀疑李陵说了大话之后反悔了，才指使路博德写这份报告。于是武帝龙颜大怒，逼着李陵立即出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陵踏上征程。

李陵出兵之初，非常顺利，没有遇到匈奴的主力，一路势如破竹；还派人回到朝中，画出战地图，向武帝汇报胜况。但是，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李陵的五千骑兵与匈奴单于的三万骑兵正面遭遇。面对三万强敌，李陵毫不胆怯，沉着应战，杀敌甚众。匈奴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区区数千步兵竟这么能打！大单于立即召左右贤王的八万精兵围攻李陵。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强敌，李陵自知寡不敌众，于是，且战且退，向汉朝边境靠拢。这时，匈奴经过与李陵的反复较量，已经难以支撑，也准备撤兵。

关键时刻，意外发生。李陵的一个部下，因为被上司羞辱，只身逃往匈奴，向大单于透露了绝秘军情：李陵之军并没有后援，就算匈奴一时攻他不下，拼体力、熬时间，李陵也撑不了多久。李陵步兵的箭也快用完。而李陵一部之所以以一当十，就靠一种可以连发的弓箭——弩机，它是普通弓箭的升级版本。弩机的箭将用尽，如同猛虎失去利爪，大势尽去。单于闻之，大喜过望，立即组织总攻。此时，李陵的军队处在山谷之中，匈奴的军队从两边的山上向下投大石块，李陵所剩三千士兵死伤惨重，已无法继续向边境撤退。最终，李陵投降，仅四百多人逃归。满朝文武听说李陵投降，震惊无比。你李陵不是别人，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是大汉的象征！战败就应“杀身成仁”！

此时，脸上已经挂不住的汉武帝强忍羞愤，询问身边的史官司马迁，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司马迁算不得大官，一个太史令，吏禄只有六百石，却直言以谏：“首先，李陵是一位国士（只有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国士）！他一心想的就是报效国家。另外，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数万匈奴军队奋战多日。虽然战败了，但是，他立下的战功足以告慰天下。再有，李陵这次迫于形势“诈降”，他是留得一命，日后见机报答汉朝。”司马迁还未说完，逆耳之言已让汉武帝怒不可遏，立即将司马迁投入监狱，定为死罪。

本来这场朝议是商量李陵之事，为什么汉武帝要迁怒于司马迁呢？原来，汉武帝任命李广利出征匈奴，本就怀有私心，想让李广利立功封侯，自己好向爱妃李夫人卖个人情。可是，李广利这次率三万军队出兵，杀敌一万多，损失近两万，这样的战果让汉武帝无从加封。司马迁此时盛赞李陵，在汉武帝看来，就是借李陵之功指责李广利无能，讽刺他误用李广利。司马迁被捕入狱，定罪“诬上”。诬陷皇上，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当处死刑。司马迁秉性耿直，贸然为李陵开脱，招来劫难。

汉武帝时代，触犯死刑的犯人，有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自请“宫刑”（指阉割男子的生殖器）。拿钱免死需要五十万，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拿不出五十万为自己赎罪免死。因此，只剩下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死刑，二是“宫刑”。如果选择死刑，已经开始著述的《史记》必将夭折；如果接受“宫刑”，一个“刑余之人”，必将被天下人耻笑为贪生怕死。司马迁却最终选择了宫刑。

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接受宫刑。司马迁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惨烈的死更加可怕。因为：（1）身份另类，终身受辱：接受宫刑之后，就成为不是太监的太监，再不能入士大夫之列，这对于一个血性男人、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都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最为可敬的一点是，为了撰写《史记》，决然选择宫刑，去承受人生屈辱的极限。“自宫”（自请宫刑）不仅仅是身体的伤残，更是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从此之后，羞辱与难堪将伴他一生。用司马迁的话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自宫”之后，他的肠子一天到晚在转，坐在家里精神恍惚，外出常常不知道该去哪里；一想到“自宫”的耻辱，背上的汗立刻将衣服浸透（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2）才命相违，动辄得咎：司马迁自视甚高，抱负极大。但是，“自宫”之后，即使有珠玉般的才华，圣贤般的品行，也因为戴罪之身、刑余之人，再不能以此为荣耀了（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司马迁的“才”和“命”形成了极大的悖反，让他深感锥痛，以至于“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动不动就受到无端指责；不做事则已，做了事反而更糟糕。可以想见，司马迁后半生背负着“自宫”的重负，如何孤苦飘零，无所适从！

3.伟大灵魂成就历史地位：

“自宫”之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而激扬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开始以饱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看待历史。对那些是非成败、灰飞烟灭、否泰强弱、日月盈亏，司马迁难免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喟和智慧。从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儿女情长的项羽，还是老谋深算的刘邦；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还是抗匈建功的卫青；是工于心计的王美人，还是不露痕迹的汉景帝；都因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而血肉丰满，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这种改变后的“一家之言”，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1）生死观：脍炙人口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源自司马迁《报任安书》。而《史记》之重，亦重于泰山。司马迁置屈辱、生死于脑后，成就史书中的“王者之作”，更是作出了“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史记》有一篇《季布列传》写道：季布原是项羽手下的一员虎将，多次打败刘邦，刘邦对他恨之入骨。项羽兵败自杀之后，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宣布：胆敢窝藏季布者灭三族。季布躲到当时的大侠朱家家中当奴隶。朱家为了营救季布，亲自到京城拜见刘邦最信任的太仆夏侯婴。朱家对夏侯婴说：两主相斗，各为其主。季布作为项羽的部下，尽心尽责，那是他的本分。皇上能把项羽的臣下都杀光吗？如今，皇上刚得天下就报私仇，怎么能显示宽广的胸怀呢？真把季布逼急了，他逃到北边匈奴或者南方越人处，岂不是拿壮士资助汉朝的敌人？刘邦听后，立即赦免了季布，并封季布为郎中（皇帝的侍从）。汉惠帝时，季布当了中郎将，阻止了吕后对匈奴用兵。汉文帝时，季布又担任了河东太守，成为汉朝一代名臣。在《季布列传》结尾，司马迁说：在项羽那样以勇猛著称的名将面前，季布能凭自己的勇敢显露名声，可以称得上是壮士。但是，季布为了保全性命，在朱家家中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耻辱啊！为什么季布不选择死亡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才，他把受辱不当作是一种耻辱，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可见，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评价正是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终生追求，何惧屈辱？能成大事者，在这一点上，概莫能外。

（2）金钱观：司马迁面临宫刑之时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以钱赎罪。武帝时期，许多参加对匈作战的将领犯了死罪都以此买命。司马迁拿不出五十万钱而惨遭宫刑，这使司马迁对金钱有了新的看法。司马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务实的观点。《史记·货殖列传》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天性。司马迁说：天下人忙忙碌碌，都是为追逐利益而来。拥有一方土地的王侯，还嫌自己不够富有，何况是天下百姓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我们民族的传统一向重义轻利，儒家提倡安贫乐道，言利者会被人们不齿。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名言：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赞赏颜回安于清贫，也就同时贬斥了物欲和金钱。然而，不衣不食，何谈礼仪廉耻！司马迁似乎有所洞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只要是“取之有道”！

（3）犀利深刻：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入木三分；原因在于，司马迁从自己的经历中读懂了许多历史人物，读懂了许多他过去认识不深刻的东西。从来史官对本朝皇帝都十分敬畏，司马迁是个例外。高祖十年（前197），陈豨被逼造反。刘邦亲率大军平叛，吕后利用陈豨事件诛杀了韩信。刘邦得知韩信“谋反”被诛一事后，派人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萧何五千户，还派五百士兵作为警卫。文武百官得知萧何加封，纷纷前来祝贺。原秦朝东陵侯召平却前来吊丧。萧何大惊，询问原因。召平说：相国的大难从此开始了！你想，为什么皇上在外风餐露宿地平叛，你奉命镇守关中，不受征战之苦，反而受到加封？因为韩信刚刚谋反，皇上怀疑你也有反意，所以加封你。希望你不要接受任何封赏，把全部家财捐出来作为军费，皇上一定很高兴。萧何赶快依计行事。刘邦对萧何的这种做法有什么反应呢？《史记》中《萧相国世家》写了四个字：上乃大悦。萧何是什么人？他是刘邦早年在沛县时的上司，一向对刘邦关爱有加。刘邦起兵反秦，萧何带领全族人一直追随刘邦。刘邦当了皇帝，功臣争封，大臣们都主张曹参的功劳第一；唯独刘邦坚持萧何的功劳第一。刘邦说，所有的功臣都是猎狗（功狗），唯独萧何是指挥猎狗的猎人（功人）。（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可见，刘邦对萧何多么信任！但是，韩信事件之后，刘邦对萧何也不放心了。“上乃大悦”四个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猜忌之心。把一个开国皇帝的心事剖析得如此深刻，二十四史中唯独《史记》能做到！唐人刘知己说，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识。史识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材料的堆砌。《史记》固然离不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离不开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博闻广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铸就司马迁修史的伟大灵魂。真正让司马迁区别于其他所有史家，让《史记》有别于其他所有史书的关键，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正是这种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马迁的史识，铸就了司马迁的伟大。

遭受宫刑之前，司马迁一心要当一个皇帝的忠臣、宠儿（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惨遭宫刑之后，他沦落到太监般的尴尬地步，被开除出社会正统之列。至此，他不再书生之见，不再人云亦云，而开始有所怀疑有所批判，拥有了充满个人意志的识见和胆略，千古不朽的《史记》横空出世。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戕害，改变了司马迁一生的命运，但是着这也成就了一个伟大史学家和一部卓绝的史学著作。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
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字子长，他的《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五十多万字。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对社会现实公正的批判精神。他的进步思想在《史记》中从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热情赞扬和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6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