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书法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其字丰满肥润,跌宕生姿。“有天真烂漫之趣”,他说:“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这说明不同的创作状态、创作心境下,其书法风格和艺术成就也不一样。《法华经》的要义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苏轼借此比喻自己放意写字,字字都得正果,只有在放意的状态下才能进入书境,真实地表现出个性和神采。他所说的“放”起码有两层意思:其一,这是他追求的放意自适创作状态;其二,是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自然萧散的意韵,“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尚自然是苏轼文艺创作一贯的审美追求,也是他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自然”在中国古代最初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可理解可运用的空间非常大的哲学概念,它最普遍最一般的意义是“非由人之所为者”,与人为相对立,它被认为是世间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中国古代文艺观十分强调情动于中、文形于外这一合乎自然的根本原则,艺术家的“内”和艺术品的“外”这一相对范畴是认识中国古代崇尚自然的美学追求的逻辑起点。沿着“内”“外”关系的延展,在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中,是本与末、道与艺、人品与书品等相对范畴的展开,从而形成以合乎自然而不矫揉造作作为基本内涵而又在意义上不断外延的逻辑体系。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即是在这个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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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苏轼因元祜党人案受牵连,不仅《宣和书谱》等对他没有记载,而且书法作品也被大量毁去。世传苏轼书法真迹有近30件,早中期作品以《治平帖》为最,帖后有明文徵明跋,考为其30余岁所作。至中期,名作较多,如楷书《前赤壁赋》和《祭黄几道文》;行书《杜甫桤木诗》、《黄州寒食诗》和《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等都是中期的代表作。苏轼的楷书极少,从《前赤壁赋》和《祭黄几道文》二作可以看出,书作与严谨的唐楷大相径庭,不仅字形多欹侧而向左倾斜,且笔法自然不拘、多带行书意。有人说他的书法,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黄庭坚为之辩白,说这是以“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来看待苏书。也就是说,苏轼并不强调书法的严谨法度,即便楷书也是如此。从墨迹上看,苏书并非“卧笔”,不过是执笔稍偏下,依然运笔中锋,故有笔圆韵胜之姿。他的行书,更是随行大小,肉丰骨劲,拙中藏巧,兼有颜真卿、杨凝式二家长处。
苏轼晚年作品相对较少,以《答谢民师帖》、《渡海帖》、《江上帖》等最知名。其中《答谢民师》是给谢举廉的手札,前部已缺损,文载入《东坡集》,是苏轼表白个人文学创作见解的一篇重要文章,书法老劲,不似《黄州寒食诗》那样变幻多端。清代顾文彬跋中引用前人书评“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来称赞此帖书法之妙。苏轼不计较书法的工拙、丑妍的得失,在学术的创作上取得了最大的自由,因而成为北宋的书法大家。
苏轼在谈到自己的书法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正是这种追求意趣的书法风格取向,这种注重书法的表现形式,努力丰富各种对比关系的做法,影响了他身后的每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