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愤怒得头发竖了起来,帽子被顶飞了。独自登高凭栏远眺,骤急的风雨刚刚停歇。抬头远望天空,禁不住仰天长啸,一片报国之心充满心怀。三十多年来虽已建立一些功名,但如同尘土微不足道,南北转战八千里,经过多少风云人生。好男儿,要抓紧时间为国建功立业,不要空空将青春消磨,等年老时徒自悲切。
靖康之变的耻辱,至今仍然没有被雪洗。作为国家臣子的愤恨,何时才能泯灭!我要驾着战车向贺兰山进攻,连贺兰山也要踏为平地。我满怀壮志,打仗饿了就吃敌人的肉,谈笑渴了就喝敌人的鲜血。待我重新收复旧日山河,再带着捷报向国家报告胜利的消息!
上片写作者悲愤中原重陷敌手,痛惜前功尽弃的局面,也表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壮年立功的心愿。
开头五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起势突兀,破空而来。胸中的怒火在熊熊燃烧,不可阻遏。这时,一阵急雨刚刚停止,词人站在楼台高处,正凭栏远望。他看到那已经收复却又失掉的国土,想到了重陷水火之中的百姓,不由得“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怒发冲冠”是艺术夸张,是说由于异常愤怒,以致头发竖起,把帽子也顶起来了。“怒发冲冠”,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愤怒的感情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作者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的结果。“壮怀激烈”!啸是蹙口发出的叫声。“壮怀”,奋发图强的志向。他面对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真是气愤填膺,“怒发冲冠”。岳飞之怒,是金兵侵扰中原,烧杀虏掠的罪行所激起的雷霆之怒;岳飞之啸,是无路请缨,报国无门的忠愤之啸;岳飞之怀,是杀敌为国的宏大理想和豪壮襟怀。这几句一气贯注,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忠臣义士和忧国忧民的英雄形象。
接着四句激励自己,不要轻易虚度这壮年光阴,争取早日完成抗金大业。“三十功名尘于土”,是对过去的反省。表现作者渴望建立功名、努力抗战的思想。三十岁左右正当壮年,古人认为这时应当有所作为,可是,岳飞悔恨自己功名还与尘土一样,没有什么成就。“三十”是约数,当时岳飞三十二岁。“功名”,即前面说到的攻克襄阳六郡以后建节晋升之事。宋朝以“三十之节”为殊荣。然而,岳飞梦寐以求的并不是建节封侯,身受殊荣,而是渡过黄河,收复国土,完成抗金救国的神圣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誓将直节报君仇”,“不问登坛万户侯”,对功名感到不过象尘土一样,微不足道。“八千里路云和月”,是说不分阴晴,转战南北,在为收复中原而战斗。是对未来的瞻望。“八千”是约数,极言沙场征战行程之远。“云和月”是特意写出,是说出师北伐是十分艰苦的,任重道远,尚须披星戴月,日夜兼程,才能“北逾沙漠,喋血虏廷”(《五岳祠盟记》),赢得最后抗金的胜利,上一句写视功名为尘土,这一句写杀敌任重道远,个人为轻,国家为重,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相同,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对当时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斗争,显然起到了鼓舞斗志的作用。与主张议和,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投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等闲”,作随便解释。“空悲切”,即白白的痛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既是岳飞的自勉之辞,也是对抗金将士的鼓励和鞭策。
词的下片运转笔端,抒写词人对于民族敌人的深仇大恨,统一祖国的殷切愿望,忠于朝廷即忠于祖国的赤诚之心。
“靖康”是宋钦宗赵桓的年号。“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突出全诗中心,由于没有雪“靖康”之耻,岳飞发出了心中的恨何时才能消除(“臣子恨,何时灭”)的感慨。这也是他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原因。又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具体化了。从“驾长车”到“笑谈渴饮匈奴血”都以夸张的手法表达了对凶残敌人的愤恨之情,同时表现了英勇的信心和无畏的乐观精神。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以此收尾,把收复山河的宏愿,把艰苦的征战,以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来,既表达要胜利的信心,也说了对朝庭和皇帝的忠诚。岳飞在这里不直接说凯旋、胜利等,而用了“收拾旧山河”,显得有诗意又形象。
这首词代表了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之志,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英雄气质,表现了报国立功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词里句中无不透出雄壮之气,充分表现作者忧国报国的壮志胸怀。这首爱国将领的抒怀之作,情调激昂,慷慨壮烈,充分表现的中华民族不敢屈辱,奋发图强,雪耻若渴的神威,从而成为反侵略战争的名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宋朝在中国历史中,总是不免与“耻”和“恨”之类的负面记忆联系在一起。也难怪,在强汉盛唐所创造的辉煌比照下,宋朝的疆域只有唐朝的一半,对外战争更是屡战屡败,北宋灭亡时两个皇帝被金人俘虏,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被新崛起的蒙古铁骑逼得跳海。武力衰弱,对外屈辱,就是这个王朝在历史上给后人留下的窝囊背影。
这个被人戏称为“史上最不争气”的朝代,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最发达、社会最繁荣的朝代: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居然是清“康乾盛世”的两倍多,都城汴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集市“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宋朝时四大发明占三项并开始得到广泛使用。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感叹:“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富裕文明使大宋成为当时世人仰慕的国度。
褒贬往往是由视角差异决定的,贬者关注的是军事实力和民族利益,褒者关注的是综合国力、尤其是文化成就。而这一切,又都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陈桥兵变”起家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为提防武将像他那样“黄袍加身”,创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国策,导致武将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崇高的畸形现象。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在皇帝的表率下,大小官员平时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请神棍作法来击退敌军。这样昏聩无能的朝廷,“自作孽,不可活”。
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互相影响的。宋朝的立国精神、国家政权体系和国防政策已决定了其中看不中用的军事实力。从宋朝立国开始,限制武官、防范武将是其军事制度的重要特点。宋朝重视文科的选拔,其完备的文官制度甚至为近代西方国家效仿,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几乎是零,北宋几乎没有出现开疆拓土的名将,南宋在卫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岳飞、韩世忠等杰出将领也多被猜疑。政治上的文官治国,全社会重文轻武,使得军人社会地位不高;经济上的发展成果,也被不合理的兵役制度造成的庞大常备军耗费得所剩无几。科技上的先进发明,在军事上的应用犹如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战斗力。可以说,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始终没有成为军队建设的支撑。
宋朝所走的是一条舍弃武备建设而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富裕的道路。因此,“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自始至终受制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因为它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无异于是把自己养肥了任人宰割。苟且偷生的小朝廷要实现社会长期健康的发展和繁荣,谈何容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北方外敌似乎是历史走了一个轮回。富国不等于强兵,民富国不强的民族,终将无力再立于民族之林,几百上千年前如此,几百上千年后亦如此!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是一个立足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做出的英明决策。只有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才不会被外部敌对势力打断,我们的经济建设才不会因之而受到影响,我们的统一大业才不会受制于人,我们发展的和平环境才不会受到各种因素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