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论文！题目是论敲诈勒索罪！跪求！！！谢谢您！！

2025-02-10 08: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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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和第二百七十四条分别对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做了明文规定。第二百六十三条明文规定抢劫罪就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该条，刑法学界对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做了具体的诠释：“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1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是简单罪状，没有具体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概念。但根据刑法理论界的通说，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和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2由上，抢劫罪的一般犯罪构成如下：抢劫的对象是财物，所以犯罪客体是财产利益；行为人实施抢劫时，又对他人的身体或自由等人身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因此，抢劫罪的客体还包括他人人身权利。抢劫罪的客观方面，是指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他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而当场夺取财物的行为。暴力、胁迫是当着被害人的面实施暴力或以即将实施暴力相威胁；这里的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方法（如用麻醉药品）使人陷入不知反抗的状态，再将财物劫走；抢劫罪的主体是自然人一般犯罪主体，法人由于其法律拟制性，不能实施抢劫罪；抢劫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一般情况下是他人财产利益，但有时候行为人在敲诈勒索时也会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因此有时候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他人财产利益，也包括他人人身权利；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是指行为人通过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这里的威胁或要挟是指行为人以对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的生命、健康的侵害或其名誉、隐私、不法行为等的张扬、揭发相威胁，从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威胁或要挟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这种威胁或要挟通常是通过对被害人的精神施加压力来达到强取财物的目的。此外，敲诈勒索罪所强取的财物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能定罪，否则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的主体是自然人主体，这同抢劫罪的道理是一样的；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通过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一般犯罪构成的比较，两罪在一般情况下是易于区分的。但有时在实践中区别起来却比较困难。本文将从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两个方面来论述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一、一般情况下的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在一般情况下，根据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不同犯罪构成，两罪在实践中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两罪除了客体不尽相同（抢劫罪的客体是财产利益和人身权利，敲诈勒索罪的客体在一般情况下是财产利益，有时候也侵犯人身权利）外，主要区别在于犯罪客观方面的不同表现。抢劫罪在客观上必须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处于不知或不能反抗的状态，从而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则是通过对被害人实施威胁和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精神上感到恐惧，从而被迫交出财物。虽然二罪都可以采用威胁的方式，但威胁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第一，从威胁的方式来看，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亲自向被害人提出，也可以通过他人提出；而抢劫罪的威胁只能通过犯罪分子亲自口头提出。第二，从威胁的内容来看，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内容比较广泛，可以以暴力相威胁，也可以通过宣扬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物等方式相要挟，而且敲诈勒索罪一般是通过宣扬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物等方式要挟被害人交出财物；而抢劫罪的威胁内容一般情况下是暴力。第三，从实现威胁的现实可能性来看，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威胁表现为如果被害人不答应交出财物，就要对其实施暴力，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暴力威胁不具有当场实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行为人主观上一般没有当场实施暴力的意思，主要是意图通过暴力使被害人精神上产生恐惧，从而交出财物；而抢劫罪的威胁具有当场实施暴力的可能性，即如果被害人拒不交出财物，犯罪分子就要立即对其实施暴力。第四，从非法取得财物的时间来看，敲诈勒索罪取得财物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与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不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敲诈勒索罪取得财物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在发出威胁、要挟后一定期限内取得财物；而抢劫罪则是当场取得财物。第五，敲诈勒索罪有数额的限制，也就是说，行为人通过敲诈勒索取得的财物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犯罪，否则不够成敲诈勒索罪；而抢劫罪没有财产数额的要求，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抢劫行为，至于抢得财物的多少在所不问。

由上可见，在一般情况下，抢劫罪表现为以暴力的方法抑制被害人的反抗，从而达到强行劫取财物的目的，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两个“当场”，即“当场使用暴力”和“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一般表现为通过要挟和威胁的方法强行取得财物， “威胁”的方法一般也不表现为当场实施暴力，其取得财物也通常是事后取得。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行为人当场实施了暴力，也当场强取了财物（财产达到敲诈勒索罪的一定数额），但是其暴力程度并没有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认定？下面，本文将着重探讨此种情况下如何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

二、暴力威胁情况下的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以暴力相威胁的敲诈勒索罪与暴力手段的抢劫罪的区分问题，上升到刑法理论上，涉及到两个问题，即抢劫罪的暴力手段是否必须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方式是否包括暴力。

抢劫罪的暴力手段是否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问题，有些国家在刑法上做了明文规定。如俄罗斯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抢劫罪的成立以“使用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暴力，或以使用这种暴力相威胁”为成立条件。瑞士刑法典第一百三十九条也规定，只有“加暴行于人，使其生命身体受急迫危险或以其他方法使不能抗拒者”，才构成抢劫罪。[3]有的国家则没有对此做明文规定。如日本、意大利、韩国等国。不过，这些国家有时候会通过判例和学说对抢劫罪的暴力手段作限制性解释，要求暴力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构成抢劫罪。我国刑法典没有对暴力手段的程度做明文规定，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主张暴力不需要达到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就构成抢劫罪。如果否认抢劫罪的暴力手段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判断抑制被害人反抗标准的问题，如果主张抢劫罪的暴力手段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进一步判断抑制被害人反抗的标准是什么。至于如何判断暴力手段达到了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学理上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主观说认为抑制被害人反抗的标准应根据行为人的认识来判断。即如果行为人预见自己的暴力行为能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则不管客观上有没有抑制被害人反抗，都成立抢劫罪。客观说反对主观说的观点。客观说指出，如果行为人持刀欲抢劫一个瘦小的人（他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制服该被害人），但由于该被害人曾习过武，结果行为人不但没有抢到财物，反而为被害人所制服。这种情况下，若依主观说，则不够成抢劫罪，但很显然，这是抢劫罪（未遂）。因此，客观说认为，暴力手段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应当根据暴力程度能否抑制一般人的反抗为标准来进行判断。

本人认为，抢劫罪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因为抢劫罪的本质是通过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从而劫取财物。因此，行为人通过暴力手段劫取财物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如果不考虑暴力的威胁程度而主张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就成立抢劫罪，则可能导致抢劫罪的扩大化，有时也可能模糊抢劫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如行为人推倒被害人后，抢走其手提包的行为只能定抢夺罪，而不能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暴力行为（推倒被害人）就以抢劫罪论处。另外有学者主张抢劫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或身体健康的程度才能构成抢劫罪，本人认为这种观点对抢劫行为的认定过于苛刻，不利于惩罚抢劫犯。如行为人将被害人反锁在房间里，然后拿走被害人的财物的情况，被害人的生命和健康并没有受到威胁或侵害，但不能因此而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不够成抢劫罪，因为被害人是在不能反抗的情况下，让行为人取走其财物的，这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因此应当以抢劫罪论处。关于判断抑制被害人反抗程度的标准，本人以为主观说和客观说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观说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来判断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难免有主观归罪之嫌。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应当依据客观上是否损害了法益或对法益构成威胁，若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来进行判断，一方面主观意识是人的内心活动，难以准确地认定，另一方面若行为客观上没有造成法益的损害和威胁，而仅仅依据主观故意而进行归罪，可能导致重刑轻罪的结果，是主观归罪的表现，与刑罚的谦抑性也不相符。客观说是日本刑法学界和司法界的通说，本人认为该说也有欠妥之处。若依客观说，则下面的情况定性会产生问题。甲家境清贫，一日腹中饥饿难忍，遂持刀拦住乙强抢钱物。乙知甲为生活所迫拦路抢劫，顿生怜悯之心，将身上所有钱物给乙拿走。依客观说，持刀强行索取财物是能抑制一般人的反抗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因此，上例中甲的行为应当以抢劫罪（既遂）论处。可是实际上乙交出钱物并非是出于对甲的暴力行为的恐惧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而是出于同情之心让乙拿走其钱物，以抢劫罪认定甲犯抢劫罪有违抢劫罪的本质。本人认为，暴力程度应当以客观上是否抑制了被害人的反抗为标准来进行判断。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抢劫罪的暴力程度要求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这里的被害人只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客观说认为的“一般人”。因此，上例中以抢劫罪（未遂）论更为合适。

敲诈勒索罪的“胁迫”方式是否包括暴力行为，我国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敲诈勒索的手段，学界通说认为“敲诈勒索仅限于威胁，不当场实施暴力”。[4]其它各国刑法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德国刑法规定，“违法地使用暴力”是与“威胁恐吓”相并列的本罪的行为表现之一；意大利刑法规定，“以暴力或威胁手段强迫某人做或不做某事”，是敲诈勒索行为的表现形式；俄罗斯刑法规定，敲诈勒索的行为只能是威胁，但其中包括以使用暴力相威胁。“实际使用了暴力的性质或者按第163条第2款第2项，或者按第163条第3款第3项定罪。”日本刑法对恐吓行为的手段围坐具体规定，判例和通说认为，恐吓除了胁迫之外，也包括没有达到抑制他人反抗程度的暴力。在以取得财物为目的而使用暴力的场合，区分本罪与抢劫罪的关键是看暴力的程度，如果暴力没有达到抑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就构成本罪；反过来，则构成抢劫罪。[5]从以上各国规定来看，大多数国家都主张敲诈勒索罪的胁迫行为包括暴力行为，俄罗斯虽然将暴力行为排除在胁迫行为之外，但并没有将其排除在敲诈勒索行为之外。我国学界将暴力排除在敲诈勒索行为之外的通说，本人以为可能导致本该以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的行为按抢劫罪论处，从而导致重刑轻罪（抢劫罪的量刑比敲诈勒索罪重）。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探讨这个问题。被告人孙某和严某打听到张某在万某家打牌赢了钱，便想向张某弄几个钱花花。于是二人来到万某家楼下，把正在三楼打牌的张某叫下来，说：“听说你最近打牌赢了钱，借1000块给我们花花。”张掏出300元给孙严二人，表示不用还了。孙某坚持要1000元，张不从，孙即打了张一记耳光，严也跟着踢了张一脚，并要张某去其他地方借钱。张某即到三楼去借钱，孙、严二人站在楼下等着拿钱。（注：三楼万某家有一部电话和5名男子）不久，张某便从三楼下来，把1000元现金交给了孙严二人，孙、严二人当晚被公安局抓获。检察院以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严二人的行为是以借钱为名，强行向他人勒索钱财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遂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刑。若依据我国理论界的通说，孙某和严某以借钱为名，并没有打算还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对被害人张某实施了暴力行为（孙某打了张某一记耳光，严某踢了张某一脚），并当场取得了现金1000元，侵犯了张某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二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因此应当以抢劫罪论处。可是需要指出的是，张某虽然实施上实施了暴力行为，但这种暴力并没有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第一，孙某和严某只对张某实施了轻微的暴力，其暴力程度远没有达到抑制其反抗的程度；第二，张某答应去三楼借钱的时候，孙某和严某并没有跟着他上去，也就是说张某在此期间完全有选择不交出金钱的可能；第三，万某屋里有5名男子，如果真要反抗，未必不能成功，况且万某屋里还有一部电话，当时也完全可以报警。张某除了选择交付现金外，还是有很多其他选择的。抢劫罪要求暴力程度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此案中孙某和严某的暴力并没有达到抑制张某反抗的程度，所以以抢劫罪论处不当。二人的行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论处，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由上可以看出，通常主张敲诈勒索罪的手段不包括暴力的，在判断暴力夺取财物的行为是否属于抢劫罪的问题上一般都主张暴力抢劫不要求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并当场夺取财物就构成抢劫罪；如果主张敲诈勒索罪的手段包括暴力，则又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支持抢劫罪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因此区分以暴力手段当场强取财物的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是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如果达到了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当场取得财物的，则构成抢劫罪，否则就是敲诈勒索罪。另一种观点就是虽然主张敲诈勒索罪的胁迫手段包括暴力，但抢劫罪中的暴力程度不是以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为标准。因此，区分以暴力手段当场强取财物的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是是否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如果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就是抢劫罪，否则就是敲诈勒索罪。本人同意区分以暴力手段当场强取财物的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是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但是，不能把抑制反抗的标准定得过于苛刻，认为只有被害人处于完全不能反抗的状态下，才是达到了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这样不仅易于宽纵罪犯，导致重罪轻刑，而且在司法实践也难以把握。

尾注：1、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5页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页3、刘明祥著《财产犯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18－119页4、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7页5、刘明祥著《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93－294页

参考文献：1、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3、刘明祥著《财产犯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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