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上存在过崇高的异化,很容易引发人们对于崇高的误解。20世纪的大哲学家罗素似乎忘记了他的英国经验论祖先也是推许崇高的,他把崇高误解为某种与人的幸福相对立的东西,似乎肯定崇高的价值和意义,就会“使权力欲有了无意识的发泄出路,给残酷行为造成丰实的借口”,“造成对憎恨和复仇心之类的炽情的宽容”。这一观点当然是有感于非理性的狂热对人类造成的严重危害而发,在学理上也与有的美学家的唯意志论的反理性倾向以及把崇高与恐怖相联系有关。其实,权力崇拜和宗教狂热推动下的残忍行为,都只是崇高的异化表现,是与近代人本主义者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崇高绝不相容的。当代的某些西方学者鼓吹“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有的中国学人讲“侏儒时代的来临”,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来自对崇高的误解。
然而,人性中本有的感受崇高的壮丽天赋不容泯灭,亦正如每一个人的尊严皆不容亵渎一样,马克思主义者把崇高之美建立在对人类普遍价值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真)和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善)的基础上,在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实践中观认人类自身的真正崇高。因此,崇高寓于无数“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之中。只要人类一天不停止对于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体现人的尊严和自由自觉之类特性的崇高气概就将与这种追求相伴而行。人类社会既离不开对于真与善的追求,生活和实践就会赋予这种追求以崇高之美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