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176条第一款解释认罪认罚会缓刑或免于起诉吗？

2025-01-24 11:42:09

推荐回答（2个）

回答1：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对于社会影响较小，或者对他人危害极小的犯罪行为，可能有效。
比如说，临时发疯，偷人家的汽车，然后又主动还回去。。。这样是犯罪，但认罪认罚，就可以减免。

回答2：

自2018年10月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2019年10月最高院最高检司法部关于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的出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是在全国全面铺开，来自媒体的消息，部分法院认罪认罚案件比例更是占了整个刑事案件的80%以上，作为一项全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该制度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问题，控辩审各方对同一问题看法各异，产生了不少争执和冲突，笔者结合办案的切身体会，对一些争议问题作出辨析，以期起到抛砖之效。

一、认罪认罚从宽中“认罪”的含义

部分检察官或法官认为：所谓认罪，是指被告人承认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并对控方所起诉的罪名无异议才能享受从宽待遇；而辩方（律师）往往认为，被告人只要对控方起诉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即可享受从宽待遇，不必苛求被告人是否同意控方所诉罪名。

辨析该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入手。

首先，从法律规定来看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该条款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专门增加的认罪认罚从宽的条款，并且是放在总则中，可见其地位之重。

此条款强调的是被告人如实供述、承认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并没有强调被告人需同意侦方或控方所诉罪名。

2019年10月24日，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两高一部指导意见”）中对认罪认罚是这样表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

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被告人承认事实即可，无需同意罪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高一部指导意见显然是吸收了司法实践中的经验，专门提出了被告人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也就是说，被告人承认事实，即使不同意所诉罪名（即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同意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请注意这里的用词，同意的是“司法机关”的认定意见，而不是同意“公诉方”认定意见，也就是说，被告人不同意公诉方认定的罪名，但同意由法院最终认定其罪名也是认罪。

实践中经常有这种情况，被告人对控方所诉基本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其行为是玩忽职守而不是控方指控的滥用职权，或认为行为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而不是诈骗，或其干脆陈述，对事实没有异议，至于构成何罪，尊重法院的判决等等，凡此种种，按以上意见，均不影响诉讼法上的“认罪”。

其次，从司法实践中看

被告人并非法律方面专业人士，而罪名的认定，有时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即使专业人士之间，对相同事实构成何罪也存在争议。

例如，笔者办理的武汉市某区一案，基本犯罪事实控辩审三方无大的争议，但控方指控的是被告人行为构成敲诈勒索，辩方认为是该行为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因数额不够立案标准，因此，该行为不构罪），而法院最后认定的是诈骗罪，所以，鉴于罪名认定的专业性，非要让被告人同意罪名才是认罪且才能从宽不符合实际情况。

综上，个人认为，认罪认罚中的认罪，应界定为“认事实即认罪”比较符合立法本意及现实中的实际情况。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是否存在公诉权对审判权的侵蚀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根据176条、201条之规定及实践中的习惯做法，认罪认罚从宽时，检察院建议量刑一般是幅度刑，法院对检察院起诉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但两高一部指导意见则更进一步，要求检察院提出确定刑建议，而法院对于检察院建议的罪名和量刑无特殊情况是“应当采纳”，去掉了“一般”二字。

据此，有人认为：按两高一部指导意见，绝大部分认罪认罚案件在起诉前罪名和量刑已经确定，法院的刑事审判只流于形式，久而久之，会造成公诉权对审判权的侵蚀；也有人认为：两高一部指导意见第40条明确规定了量刑建议采纳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对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法院保留了最终的裁判权，公诉权并不会对审判权形成侵蚀。

笔者认为，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法律，不能看它规定的是如何完备，而要看法律的执行者在执行中的效果。

当前我国法院系统人少案多矛盾突出，在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看来，既然案件已经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律照准是最省事的，况且，司法责任终身制的背景下，法官对案件改判的归责原则是：改对了无功，改错了有过。

机制如此，我们不能苛求刑事审判法官对于已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如果这种习惯一直沿袭的话，对一些事实清楚、简单明了的案件倒没有影响，但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则不然，例如案件可能构成此罪或彼罪、重罪或轻罪、一罪或数罪，不同的定性对被告人的处罚有非常大的差距，这种本来应由审判者在兼听则明的基础上作出的定性判断随着庭前一纸具结书的签订而提前画上句号，出现这种情况，公诉权的越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个人认为，如果不适当限制认罪认罚案件适用范围或者过分依赖认罪认罚机制，公诉权对审判权的侵蚀是存在的，这与当前刑事司法领域改革中提倡的庭审实质化改革也是不相符合的。

三、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律师辩护的问题

被告人已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况下，辩护律师是否还可以作与具结书内容相悖的辩护，包括无罪辩护、改变定性的辩护、罪轻辩护等，这是认罪认罚制度中辩方和控方乃至审方分歧较大的问题。

公诉方往往认为：被告人在其辩护律师的参与下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当庭发表无罪辩护意见（或其他与具结书相悖的辩护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被告人的授意或者默许，那么可以认为被告人其一方面授意或默许辩护人作无罪辩护而获取侥幸利益，另一方面自己认罪认罚获取必然利益，对司法资源是一种浪费，违背了诚信原则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因此视为被告人撤回了认罪认罚，原签署的具结书宣告失效。

还有人认为，辩护律师是嫌疑人或其家属委托信赖之人，同时是精通法律之人，嫌疑人在签订具结书之前一定会咨询其辩护律师意见，律师告知嫌疑人有罪其才会签订具结书，如果辩护律师判断嫌疑人无罪，就应当如实告知嫌疑人无罪，不应当走认罪认罚程序，如果律师一方面告知并同意了嫌疑人认罪，转头在法庭上又辩其无罪，在职业伦理上和法律逻辑上都有难以回避的矛盾。

辩方却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1条之规定以及两高一部指导意见第40条之规定，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法院也存在对被告人改变罪名和判处无罪的可能，辩方发表与被告人相对独立的辩护意见，有助于法庭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因此，辩方发表此类辩护意见应为法庭所允许，不影响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

厘清这一问题，必须要对认罪认罚具结书中律师签字的性质予以界定。根据现行认罪认罚具结书样本，律师签字内容如下：本人是犯罪嫌疑人某某的辩护人，本人证明：犯罪嫌疑人某某已经阅读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及《认罪认罚从宽告知书》，根据本人掌握和知晓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某某系自愿签订了上述《认罪认罚具结书》，签名：某某律师。

根据上述内容，笔者认为：律师在具结书上签字，是对嫌疑人本次签字的自愿性进行见证，而不是部分人理解的律师签字是对具结书中罪名和量刑建议的认可和背书。

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往往不是刑法教科书上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根据亲身办案体会，部分案件辩护律师从专业上判断嫌疑人无罪或者完全可以作证据严重不足、疑罪从无的辩护并已告知嫌疑人，但是，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是以羁押为常态、以取保为例外，绝大多数嫌疑人签订具结书时在押，如果审前签订具结书时能早日获得自由，嫌疑人一般会从现实利益出发选择认罪，此时，尽管律师认为无罪，但任何律师都不能确定说法院会判无罪，此种情形下，辩护律师只能尊重嫌疑人本人意见，配合嫌疑人在具结书上签字，此类案件走上法庭之后，辩护律师基于职责，提出相对独立与被告人本人的辩护意见也不足为怪了。

我们知道，刑事诉讼任何时候不能动摇“证据裁判原则”这一基本价值观，两高一部指导意见第3条也再次强调了证据裁判原则，即是否有罪、构成何罪必须依靠证据判断，被告人不认罪不等于被告人无罪，同理，被告人认罪不等于被告人有罪，对于认罪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1条之规定以及两高一部指导意见第40条之规定，法庭还是要查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是否一致等事项，如果辩护人此时提出嫌疑人不构罪、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罪名有误等辩护意见，对法庭准确适用法律有益无害，完全没有必要禁止。

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全新的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在一些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的刑事案件中确实能起到繁简分流、提升司法效率的作用，同时，主动让嫌疑人或其辩护人参与到诉前的量刑协商中来，在减少嫌疑人与社会的对抗、促使嫌疑人真心悔过改造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共同犯罪案件中，过分依赖认罪认罚有一定局限性，期待司法机关在以后的司法解释中不断的吸收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使该项制度日臻完善，更好的服务于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