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为何能适用缓刑？

缓刑称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死刑缓刑简称为死缓，属于死刑的一种。死缓是对罪行足够死刑者，在判处死刑的同时给与2年的缓期。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实践中，大多数的死缓可以顺利度过这2年考验期，减为无期徒刑。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五十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死缓制度简述

死缓是死刑缓期执行的简称，指的是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根据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1）罪犯应当判处死刑。（2）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根据刑法第50条的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间或者期满之后，有三种处理结果：（1）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2）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3）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作为我国一项独特的死刑执行制度，死缓制度最初是作为我党的一项刑事政策发端于1951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适用对象是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损害国家利益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在党中央总结实施死缓政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死缓作为一项刑罚制度被正式规定在国家法令中，开始适用于罪该处死，但有悔改表现的严重的贪污、盗窃犯罪分子，并最终被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刑法典所确认并发展。

从最初的一项政策到被写进基本法律，死缓制度的良性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因而，长期以来，死缓制度都被视为我国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重要举措。马克昌先生总结死缓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死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少杀慎杀”政策的体现，是限制死刑执行的有力措施。它严格地控制了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使因犯罪被处死的人数减少到最低程度。（2）死缓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最严重的犯罪分子，分化犯罪分子，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刑罚制度。（3）死缓鼓励罪犯悔罪自新，有利于死缓罪犯加强改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有益社会的新人。（4）死缓符合世界限制适用死刑的趋势， 表现了我国刑罚的特点，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

尽管如此，深入到刑法学和刑罚学理论的实质，我们便会发现，死缓制度本身在法理逻辑方面的矛盾则清晰地凸显出来，死缓制度本质属性仍需明晰地确认

死缓是一种缓刑

死缓是不是一种缓刑？这个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死缓制度创立开始，理论界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是缓刑。

一般认为，缓刑渊源于英国十四、五世纪普通法中的“恩赐牧师”和“具结保释”制度。“恩赐牧师”是指中世纪教会法庭对犯罪的牧师、神职人员在某种情况下给予免予受审和惩罚的恩遇。“具结保释”则指为了不致被告在审判前受过长时间的羁押，由被告人或第三人作出随时到庭受审的保证而予以释放。上述两种制度虽然与现代意义的环行制度仍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因为他们毕竟包含了与缓刑制度相类似的因素，因而被认为是缓刑的前身。现代缓刑制度的诞生要归功于被誉为“现代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斯塔的缓刑实践。1841年，为救助一名酗酒犯，在法院的同意下，奥古斯塔得以为这名酗酒犯保释，并帮助他在狱外改过自新并取得成功。此后，他持续了18年这种工作，收到了令人信服的功效，并最终导致了1870年最先被适用的现代意义的缓刑制度——波士顿《缓刑法》的诞生，当时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187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颁布了《保护观察法》，把缓刑制度的适用对象由少年犯扩大到一般罪犯。1889年在布鲁塞尔国际刑法学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刑罚制度予以推广。时至今日，缓刑已成为世界性的刑罚制度。

死缓制度是对应当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制度。对于死缓制度的评价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几乎是众口一词，认为“（1）死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少杀慎杀”政策的体现，是限制死刑执行的有力措施。（2）死缓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最严重的犯罪分子，分化犯罪分子，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刑罚制度。（3）死缓鼓励罪犯悔罪自新，有利于死缓罪犯加强改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有益社会的新人。（4）死缓符合世界限制死刑的趋势，表现了我国刑罚的特点，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日本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即曾专门提出过采纳中国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意见。〔3〕在台湾，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4〕
从上述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死缓制度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限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二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由于死缓制度是以罪犯应当判处死刑为前提，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犯罪行相当严重，国家予以最严厉的否定评价，故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具有一般预防的功能。同时死缓制度是附条件的不执行死刑，也即保留了执行死刑的可能性，这就促使犯罪分子必须改恶从善，从而达到特殊预防之效。
不可否认，死缓制度对于贯彻“少杀、慎杀”，限制死刑实际执行起到相当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有的学者提出，应扩大死缓的适用面，放宽条件；[5]有人甚至提出将所有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律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6]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实际上是过分注重了死缓限制死刑实际执行的功能，而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对于前面所提到的因证据上的缺陷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情况更是与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法原则相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的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死缓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与死刑立即执行相对应的一种死刑执行制度，虽然都是以被告人应被判处死刑为前提，但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按照刑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执行的，只要在两年的缓期执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就可以减为无期徒刑甚至有期徒刑，在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缓的被告人，绝大多数最终没有执行死刑，据统计，有的省份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甚至没有一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在缓期内因故意犯罪而被执行了死刑的。这表明了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生与死界限。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都认为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应该限制死刑。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承担国家对其所作出的最严厉的否定评价即剥夺其生命，如果对他们也适用死缓，则显然没有做到罚当其罪。如果案件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就应该遵循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的判决，而留有余地判处死缓则无任何法律依据。
生与死之间有着不容抹杀的界限，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过度状态。在死刑立即执行与自由刑之间人为地设立一个死缓制度，且不论这种制度的设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其本身的不足起码有以下几点：一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缓期内始终处于生与死的不确定状态，这使其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中，精神压力极大，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二是由于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从立法上看，其本身不但无助于降低我国刑法的死刑条款，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立法者维持甚至扩大刑法分则中死刑罪名范围的理由。从司法实践上看，死缓制度确实使死刑实际执行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死刑判处率却居高不下，这同样影响了我国在国际上声誉；三是现行法律对死缓制度的适用条件规定不明确、具体，这就使得执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起来标准不一，尤其是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只要是在事实和证据上存在疑问，通常在判决中讲平衡，留余地，判处死缓，留被告人一条生命，避免一旦发生差错无法挽回，从而承担错案责任。从这个角度上看，死缓制度的存在无形中助长了执法人员怠于增强自身业务水平，提高办案质量的作风。
基于死缓制度限制死刑实际执行功能的发挥无益于刑法立法中对死刑条款范围的缩少以及刑事司法中对死刑判处率的下降，同时给人以执法机关违法办案，侵犯人权之虞，我们认为，死缓制度的成本与效益不成正比，确实得不偿失。
至于死缓制度的预防犯罪功能更是值得质疑。传统理论认为，死刑（这里仅指死刑立即执行——作者注）具有最彻底的特殊预防作用，且不可替代，同时用执行死刑所产生的恐怖效应，阻止欲犯罪者走上犯罪之路，这就是一般预防。针对这种观点，有相当学者提出了否定的理由，尤其是近年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国家，有许多论者由单纯的理论之争转向对死刑效果的实证研究，其中包括了对不同体制的国家之间以及一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死刑适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刑之存废与犯罪率的升降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如果把死刑置于预防犯罪的对策系统中考察，可以发现，死刑的作用是有限的。〔7〕死刑立即执行的预防犯罪功能的有效性况且如此，而对于绝大多数罪犯最终不会执行死刑的死缓来说，其预防犯罪功能的充分发挥只是一个杜撰的神话。
综上，我们得出结论是：死缓制度的功能是有限的。
三、对死缓制度立法的反思
作为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在我国的现行刑法中对死缓的适用条件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刑二年执行。”从该条文我们可以看出，适用死缓必须具备两点，一是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二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但何为罪行极其严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无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在一定程度就只能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官对其具体内容的理解会产生偏差，必然会导致执法上的混乱。这通常表现为适用死缓不当，将死缓作为介于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的一个刑种来对待，对于那些判处无期徒刑觉得轻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觉得重了的犯罪分子判处死缓，而不问罪犯所犯罪行是否达到死刑的量刑格的情况；或者片面强调打击力度，似乎判处死缓既体现了从重从严，又增加了保险系数，不会出现把人杀错的问题；或者在一案中多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达到了死刑的量刑标准，又没有其它正当事由，出于平衡案件的需要，减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的数量，将一些罪大恶极者没有立即执行死刑，而判处了死缓，等等。另外，由于“罪行极其严重”是由原刑法中的“罪大恶极”修订而来，如果仅从语言逻辑规则就可以看出，“罪大恶极”与“罪行极其严重”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前者同时强调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后者则只是强调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及其客观危害后果。〔8〕这样就使人们产生了修订后的刑法降低了死刑（包括死缓）的适用条件，亦即只应从犯罪的客观危害一个方面去确定是否应当判处死刑，而置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于不顾的误解，其后果同样是影响了死缓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也是一个模糊用语，造成司法实践中执行起来标准不一。在理论界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理解说法颇多，有观点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共同犯罪中有多名主犯，其中首要分子或者最严重的主犯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它主犯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由于被害人有明显过错，引起罪犯一时激情杀人；犯罪分子出于义愤而杀死多人；其它留有余地情况的。〔9〕这种观点可以说在理论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是这么执行的。但是这种将依法应当从轻或可以从轻以及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看成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据，是否符合立法原意值得商榷。首先是在犯罪分子具有投案自首或立功表现时，依照刑法第67条、第68条的规定，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虽然从执行的实际效果来看，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有生死之别，但由于死缓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从刑事立法本意来看，判处死缓前提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其所犯罪行在考虑了犯罪情节、后果及犯罪后的态度等诸方面的因素后，不判处死刑不足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在犯罪后投案自首或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判处死缓则不符合立法原意，没有严格执行刑法第67条、第68条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对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犯罪人的罪行本来就不应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因为在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下，犯罪分子“罪虽大，但恶不极。”。在共同犯罪中，首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其它主犯如果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自不存在判处死刑的前提，如果罪行极其严重的，应判处死刑。〔10〕至于“罪该判处死刑，但缺少直接证据，应当留有余地的”观点，〔11〕其不妥之处前面已述，这里不再重复。
法律明确规定死缓的缓期执行考验期限为二年，同时根据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死缓犯的不同表现，刑法第50条规定了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一）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二）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上述规定较之1979年刑法第46条的规定，有了较大的修订，最明显的就是将缓期执行期间是否故意犯罪作为对死缓犯执行死刑还是减刑的标准，在对死缓期间罪犯之表现情形分为“没有故意犯罪”和“故意犯罪”两类，其中前者又包括“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这种规定铲除了原刑法第46条存在的法律“空挡”，〔12〕也相对于“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确实有利增强司法的操作性。但该条规定亦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首先，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修改为“故意犯罪”后，依照其规定，只要死缓犯在死缓期间实施了属于故意犯罪的行为，则不论是何种故意犯罪、犯罪情节轻重如何，都应当执行死刑。比较而言，修订后的刑法规定死缓犯执行死刑的要求更低。因为不分情节轻重，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包括于其中，范围非常广泛。事实上，有的故意犯罪，如故意轻伤害，其社会危害性很小，甚至比一些严重的过失犯罪要小得多；有的故意犯罪，如防卫过当杀人，对这些死缓犯执行死刑，与我国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相悖，也不利于实现死缓制度的目的。另外，如果死缓犯实施的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如情节一般的侮辱罪、侵占罪等，而被害人并没有告诉，也不存在“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情况的，能否对死缓犯执行死刑？如果执行死刑，则司法机关主动查证这一犯罪事实则违反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之设立宗旨；如果不执行死刑，实际上是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这与上述规定明显相违背。其次，对于“无故意犯罪而有立功表现的”没有作出与“没有故意犯罪亦无立功表现”情况有所区别的规定，显然不合理。因为犯罪分子凡是具有立功表现，即使不属于重大立功，也足以表面罪犯在很大程度上悔罪自新，这种行为表现理应对其处理结果有所影响。上述规定使得“无故意犯罪而有立功表现”的罪犯与“无故意犯罪亦无立功表现”之罪犯一样，被减为无期徒刑。第三，当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既实施了故意犯罪行为又确有重大立功表现时如何处理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无论是核准执行死刑还是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抑或是减为无期徒刑均与法无据。
如果说死缓制度的上述方面的立法缺陷仅是实体上的话，那么，作为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其在程序上同样存在不足。最明显的就是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变更为执行死刑时，是否要等到二年期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阙如，论界更是各种观点杂存，致使司法实践中适用起来无所适从。另外，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但在二年考验期满裁定减刑后才被发现，而且又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能否执行死刑也是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至于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后案件的管辖以及死刑核准的法院等方面也缺乏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

首先必须明确缓刑和死缓是两个概念。
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第五十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通过重温以上两条刑法条文，我想你就可以分清两个概念的区别了。

死缓是死刑分支下的一种执行刑罚的制度，是人权保障与罪行极其恶劣需要执行死刑这两种因素的中和产物，是属于死刑的类别下的
死缓不等于死刑＋缓刑，也可以说是与缓刑无关的

死缓属于死刑的一种，这个缓刑跟上面那个缓刑不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