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大师朱熹的一生是怎样的？

程朱理学作为儒学的最大继承和发扬影响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作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可以称得上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师。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灏、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创立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朱熹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世界的本原；只有去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囚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平生志在树立理学，其学术成果不仅在南宋以前的中同历史上没有，就是在此以前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为此，他被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学者，西方研究者甚至把他比肩于希腊的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朱熹一生悲哀多于欢乐。幼年失父，中年丧偶，幼女夭折，胞妹早逝，晚年去子，生活贫困到经常要借贷的地步。有陆游的诗为证：“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朱熹一生中最大的机遇要算入朝担任宁宗的侍讲官，他想借这块阵地，向皇帝灌输自己的“帝王之学”，他滔滔不绝，四十余天连讲七次，宁宗装做从善如流的样子，朱嘉高兴地认为“天下有望”，但皇帝接受批评是有限度的，当触动到统治者根基时，一纸内批逐出经筵国门。虽然朱熹遵守师训，自号“晦翁”，给自己立下“不远复”的座右铭，但反道学家们的迫害一直不停。朱熹被斥为“伪师”，其理学被斥为“伪学”，加以严禁，他的许多学生遭拘禁流放。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忧郁而死。

死后的朱熹却如孔子一样，被封建王朝“礼遇有加”，朱熹溢号文公，后理宗即位，追赠他为太师，亲笔御书“宋代圣人”匾额，并封其为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庙。朱嘉家埋祖坟之山被称为文公山。山上建积庆亭并立石碑，上刻“枯枝败叶不得挪动”，官府还派兵看守，保护山上坟莹树木，因而朱熹1176年春回家扫墓时手植的古杉，虽历经800多年的风雨，至今还生气盎然。

在紫阳镇的东门古城墙下，有朱嘉亲笔手书的墨宝“廉泉”，该泉清澈见底，长年不涸。据婺源当地人介绍，在举源为官的人，从未因贪污失去乌纱帽的。这一“百官共廉”现象，有人试图从“风水学”中找到注解，而社会学家则归结于紫阳古镇的理学渊源和传统的人文环境。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余秋雨语）。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辛弃疾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作为文人的朱熹，是不该从政，也不会从政。因而，朱熹一辈子未做大官，也鲜有显著政绩。朱熹一生，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三教九流、巫医百工，都有朋友，不少还情投意深。“野人载酒来，农啖日西夕”。朱熹为山路崎岖，老农来往不便过意不去，一再叮咛“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相传在紫阳古镇近郊的三都村（今县城文公北路），朱熹与门人腾磷到此，见村内有好大一泓池水，能照见人影与天上的云彩，便问此塘之名。村人答曰：朱绯塘。朱熹哦了一声：“我俩神交也。”随即吟诗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198年，朱熹避居（东）建阳石洞，但还不停止讲学。1199年3月9日病死于建阳。他的遗体下葬时，他的学生不顾朝廷禁令从四面八方赶来，官府怕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今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陆游、辛弃疾与朱熹神交已久，朱熹去世时，年迈的放翁用颤抖的双手写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辛氏则作词一首亲往吊唁，哭之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

如今，紫阳古镇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了，然而，大多数来这里的游客，都不解古镇的命名，更对朱熹不甚了解。然而，只要他们走近古镇，就会走近文化、走近了文化，就会走近历史，而走近历史，就走近了朱熹。朱熹与其他历史文人一样，是愿意被人遗忘的。但却又不会被人遗忘！

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渐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平生不喜为官，“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宋无学案·元晦学案》上），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讲学。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除，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幼承家学，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他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人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尔律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索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大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他的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朱熹初登仕途，任同安县主簿，为官以教养为先务。他对同安故宰相苏颂的道德学问深表钦佩，侣建苏公调。走遍同安的山山水水，倡导植树，并留下许多墨迹。日常公务，细致入微，对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青从中作弊，凡对百姓有利的事，必恪尽职守，不惮劳累。

绍兴二十二年（1162年），孝家即位，准备启用张浚出兵抗金，并下诏征求内外朝臣陈述政见，朱熹立即上书陈事，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面督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扎，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诌媚而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蝉（尽）而国用末节”，应当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结果，皇帝不予采纳。朱熹上谏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探求学问，著书立说，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间，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初步实现了集理之大成宿愿，名声颇大。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十扰”朝政。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清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县。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上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憎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第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是年，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指旱伤四段地头，对帐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大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种桑法》。翌年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洞书院视察。眼见这座曾经与岳麓、睢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毁于兵火的一片废墟，感到极其伤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他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一葺 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过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终于批准重兴白鹿书院。书院落成之日，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洞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监等九经流注疏。他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教规》，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及循序渐进 的学习方法，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这个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这一，它不仅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国外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注目，国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他不只兴书院，订规章，经常亲自授课讲学，每逢休沐，即亲至书院与学生一起质疑问难。朱熹对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赠给学生：“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以告诫弟子精学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书院规模和教学质量均为全国之冠，四方好学之士，负发裹粮，前来求学。建昌人胡泳。李燔、吕炎和吕涛兄弟，都昌人黄灏、彭浔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泽县）人冯倚，星子人周颖等，均学有专攻，后来都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声显著，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满，暂回崇安故里。光宗时，赵汝愚奏为待制、侍讲。时韩胃擅权，排斤赵汝愚。庆元年（1195）年，赵汝愚罢相。朱熹、彭龟年指责过韩，均得罪。三年，将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于“伪学逆党藉”，而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史称“庆元党禁”。两年后，朱熹病逝，享年72岁。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勤奋好学，关心国事民情，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权夺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终于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致力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朱程学派、又称闽学、考亭学派。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但其宇宙形成说却能接受古代科学成果，主张阴阳二气的演化论，如从高山上残留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其社会历史观，又主张恢复三代之治，愿“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他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对后代书院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高、学术研究空气的浓厚都有影响。他的学术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词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在同“兼领学事”，直接管理地方教育。他积极扩建县学，在明伦堂左边建教思堂，又增设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在文庙大成殿后倡建经史阁，多方征集图书900多卷藏于其中。在城隅隙地开辟射圃。他不辞劳苦，足迹遍金厦，采风劝学。还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访得本县徐应中、王宾“位进土善于讲学，且德行诚实，就向县令举荐，聘二人到县学任教，同时“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在学校管理方面，朱天认为要以理喻人，他说：“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但他对违法乱纪的生员，也决不姑息迁就。他看到有些生员学习不认真，或投机取巧，或未到散学时间就回家，就专门写了．《同安县沂学者见洲诸生》、《补试榜湖等文告，要大家学习古人“爱日不倦，而竟尺寸之阴”，仿效“君子之学，以诚其身，非特为观听之美而已”，能“致思于科举之外”、“使学者有成材，而库序有实用”，坚决反对“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的市侩作风。

朱意在同安虽然只有5年，但他的诲人不倦、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对同安文化却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一生讲究读书方法，曾极有见地的指出：“读书负多，最是大病，下相都理会不得。若到闲时，无书读时，得一件书看更仔细。”他培养了许升、王力行等门徒及许许多多的“再传弟子”。同安县的讲学之风，正是从朱房簿同才兴起的。元至五十年（135年）建的“文公书院”供奉着朱熹画像，既是后代传道授业的场所，也表达了后学对这位先贤的敬仰与怀念。

朱熹的学说为：

1、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由理气论引申到理事论，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受又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人微言轻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厂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

2、心性论：朱熹曾认真地研究了《中庸》关于“已发”、“未发”的思想，以及二程以来诸儒对此问题的讨论，其观点在四十岁前后有所不同，前期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这个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响；后期则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已发”、“未发”提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并以“未女”为性，“已发”为情。在心性论方面，朱高提出了重要的“心统性情”的理论，这是他对张载思想的发展，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对“性”的概念，朱熹又区分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人禀理而生、专以理而言。纯粹至善的性；后者指人禀气而有形的、有清浊偏正善恶的性，这是他对程颐思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

3、认识论：朱熹发挥了《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对“格物”的解释，朱熹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总的说来，朱熹的理论是对程颐“格物穷理”认识论的发展。朱熹为了发挥其思想，提出《大学》篇中缺失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还专门作了《补格物致知传》。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一致，朱熹的知行观主要强调的也是道德的践履问题，而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

4、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他不仅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门弟子及他自己的修养体验。朱熹的“主敬”理论突出强调了“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主敬”，这是贯穿于“未发”和“已显’、知和行的全过程。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通道德法则的意义。

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耆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等；《书》有《书古经》、《书传缉说》、《书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等；《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礼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等；《孝经》有《考经刊误》、《考经存异》；《四书》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两种）、《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但仅从以上这个数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自元朝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朱熹于《四书》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早年着力于《论语》、《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学》、《中庸》，辨析毫厘，远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两书也为明清科举功令）之上。至于对《大学》分经传、补“格致”，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宋学”之主观立场，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

朱熹治经，艰苦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的：“本之注疏以通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自义理之学兴，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正如钱穆指出的：“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三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些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