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现代主义作家及作品！！！

表现主义：
卡夫卡《变形记》
意识流：
伍尔芙《墙上的斑点》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超现实主义：
阿拉贡《巴黎的乡下人》
存在主义：
加缪《局外人》
萨特《恶心》、《存在与虚无》（哲学著作）
荒诞派：
贝克特《等待戈多》
尤奈斯库《秃头歌女》
新小说派：
西蒙《风》
罗布—格里耶《窥视者》
黑色幽默：
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魔幻现实主义：
鲁尔福《佩德罗•帕拉莫》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1、弗兰茨•卡夫卡
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
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成为席卷欧洲的“现代人的困惑”的集中体现，并在欧洲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其最著名的作品有借小动物防备敌害的胆战心理，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时刻难以自保的精神状态和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孤立绝望情绪的短篇小说《地洞》（1923）；通过小职员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表现现代社会把人变成奴隶乃至“非人”的“异化”现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1912）；写土地丈量员K在象征神秘权力或无形枷锁统治的城堡面前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只能坐以待毙的长篇小说《城堡》；借银行职员约瑟夫•K莫明其妙被“捕”又莫明其妙被杀害的荒诞事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司法制度腐败及其反人民本质的长篇小说《审判》等。
2、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1882.1.25-1941.3.28） 是一位英国女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尔夫是伦敦文学界的一个象征。出生于伦敦的伍尔夫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在结婚以前，她的名字是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在1895年，她的母亲去世之后，她也遭遇了第一次的精神崩溃。后来她在自传《片刻的存在》(Momens of Being)中道出她和姐姐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曾遭受其后母儿子（无血缘关系）乔治和杰瑞德•杜克沃斯（Gerald Duckworth）的性侵犯。在1904年她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编辑和文学批评家）去世之后，她和瓦内萨迁居到了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
她在1905年开始以写作作为职业。刚开始是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作。在1912年她和雷纳德•伍尔夫结婚，她丈夫是一位公务员、政治理论家。她的第一部小说《The Voyage Out》在1915年出版。
普遍认为伍尔夫是引导现代主义潮流的先锋；她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和同时也是现代主义者。她大大地革新了英语语言。她在小说中尝试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在人们心底里的潜意识。有人在一篇评论里讲到她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创造性至今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
3、萨缪尔•巴克利•贝克特
萨缪尔•巴克利•贝克特（1906年——1989年），爱尔兰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69年)。他兼用法语和英语写作，他之所以成名或许主要在于剧本，特别是《等待戈多》(1952年)。
1906年4月13日(或者是3月13日)，萨缪尔•巴克利•贝克特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郊区福克斯洛柯的斯底劳根，确切的地点是一座名叫库尔俊纳的都铎王室建筑。在孩提时代和中小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喜爱体育活动，而丝毫没显露出日后博学和善于驾驭语言的迹象。后来他就读于三一学院，师从拉德莫斯-布朗攻读现代语言。在这里所受的教育使他的才智得到了表现。1928年至1930年，贝克特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语言讲师，并经常光顾咖啡厅，从而使自己步入30年代令人振奋的巴黎文坛——他在这里为自己定下基调和主题，并和詹姆斯•乔伊斯、托玛斯•麦格里韦等人交往。回到都柏林后，他先在三一学院教授法语，以后有一段时间照料父亲，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定居巴黎。他与后来成为妻子的苏姗•德克沃-迪梅斯尼尔一起参加法国地下抵抗组织，躲在鲁西荣生活了一段时间。战后(即 1950年他母亲去世后)，随着编辑和剧院老板开始发现他作品中的双语天才，贝克特的经济逐渐宽裕起来，但名声也出乎意料地跌落。随着他的作品日渐出名，他却越来越退缩到自己的隐居状态之中。贝克特只是偶尔鼓起勇气迈出国门，主要是1956年因参加《等待戈多》的首演式而去过美国的迈阿密，1975年因导演该剧去过德国。此后他便隐居巴黎，只是通过他的出版商和外界联系。
4、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一）哥伦比亚作家，记者。生于马格达莱纳省阿拉卡塔卡镇。父亲是个电报报务员兼顺势疗法医生。他自小在外祖父家中长大。外祖父当过上校军官，性格善良、倔强，思想比较激进；外祖母博古通今，善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这对作家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5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有普鲁斯特的那个是对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文学是两码事。现代主义可以说起源于红与黑，而红与黑却是十九世纪的，写中国的那个理解错了。现代主义就是强烈的心理分析，以及浓烈的悲观与绝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所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