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云南白族银器及银饰行业也发展到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其工艺正在继承和突破传统方法,器物形制更为丰富多样,装饰纹样也对其它许多民族的纹样进行了归纳和吸收。白族银器加工方法名目繁多,尤其是引进了机械化的新技术之后,生产规模在进一步扩大。
从纹样上考察云南白族银器及银饰可以从中追溯其历史文化背景,与周边民族的相互交融,可以看出宗教信仰对其装饰形态的影响。总之,云南白族银器及银饰行业能够得以生存、发展、壮大,是与历史的客观原因和本民族的主观原因分不开的。
关键词:云南白族银器银饰社会意义文化内涵
随着交通、通讯及旅游业的开发与发展,云南银器行业存在着亦喜亦忧的局面。
滇西、滇西南、滇北、滇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银器加工正处于退化阶段,而滇中、滇东北、大理洱海地区银器行业发展却如日中天。尤以大理州鹤庆县白族新华村为代表,其产品覆盖了云南全省及周边省份地区的银器、银饰需求市场。
目前,白族银器主要产品包括汉式银器、藏式银器和其他一些民族的银佩饰等三大部分。
因为涉及面广,其形制、工艺、纹样等方面都各有其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
一。 白族银器加工的基本技法有锤碟、焊接、抛光、錾刻、花丝、剔空等,其中以錾刻和花丝工艺最具特色。
1。 錾刻工艺。錾刻工具一般包括一把锤子和一套钢制錾子。
根据錾刻对象的器形变化、图案大小以及肌理的不同,錾头也被磨制成尖、圆、方、平、凹槽、月牙、花瓣等多种形状。加工时,操作者左手执錾,右手握锤,随时选用适形的錾子,将纹饰錾刻在银片器形的表面。白族錾刻工艺主要有阳錾、阴錾、平錾、镂空等方法。阳錾普遍用于大中型银制器形上,表现出凸面浮雕效果。
批量制作流程如下:首先,用铅锡制成阴模,将银片退火,反复锻压,形成器皿的大形和大致的花纹起伏。然后,在这种器型粗坯中间灌胶,胶的粘性要适中,保证錾刻时有一定的弹性。最后,根据图纸纹样,选用錾子逐步找出高低起伏的细微变化。錾刻的线条流畅与否、形象饱满与否、气韵生动与否将充分体现出银饰做工的优劣。
白族工匠一般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学习錾刻技术,通常需要学习3—4年才能成为熟练工。
汉式九龙壶(局部)银
2。花丝工艺。用极细的金银丝进行编织、堆垒、掐花、焊接,做成各种平面或立体的图形纹饰,叫做花丝工艺。
白族花丝工艺主要用于藏族佩饰、旅游产品和首饰中,其中以藏族佩饰要求最严,工艺最精湛。藏饰个体都较大,以花丝工艺结合镶嵌工艺为主,纹样复杂、精美绝伦。以藏族奶勾为例:长260毫米,宽150毫米的奶勾大约用银750克,造型为藏族传统形制,用花丝掐成大小对称的漩涡纹,辅以麦穗纹和圆圈纹,四周边线是花丝拧成的粗螺旋纹,中间有花丝编织的突起10毫米高的立棱。
包镶立面与底板连接处焊接一圈圆形攒珠。所有的花丝都是由3—4股细银丝缠拧而成,再将拧好的花丝剪成长短适合的线段,用镊子弯曲成各种纹样,掐丝工艺类似景泰蓝。花丝对于焊粉的要求也十分严格,熔点过高或过低都会直接影响到成品质量。
二。
从纹样上看,白族银器银饰主要纹样有龙纹、鸟纹、鱼纹、虫纹、卷草纹、宝相花纹、莲花纹、回纹、纹、弦纹、云纹、山纹、水纹、雷纹等。
1。 龙纹,是最为常见的纹样。龙纹有须有角、鳞片饱满、四爪张扬,神态威猛跋扈,常与山纹、水纹、云纹并用。
表现题材多为二龙戏珠、龙出东海、九龙壁等。银制器形上的龙纹大都采用阳刻凸面浮雕手法,戒面和手镯上的龙纹一般采用阴刻錾线方法。
2。 卷草纹。手镯上应用卷草纹极多。一般在宽18毫米、厚8毫米的窄银片上,用线形钢錾阴刻,运用重复和相似构图,虚实空间均衡,没有多余的纹。
工艺娴熟的银匠根据银片的宽窄长短打好腹稿,錾线时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3。 花纹,以宝相花和莲花纹为多。宝相花瓣一般是6—9瓣,以单层花瓣为主,花心錾刻放射状排列的小直线。宝相花经常作为首饰装饰纹样的主纹,以卷草纹为辅纹,重复排列,通常以底板为基准来确定花型大小。
莲花纹多数出现在大中型银器皿上,用做辅纹,浮雕形式雕刻于器物底座,常与弦纹搭配。佩饰中也存在其它花纹,缠枝花卉呈S 型重复构图,蔓叶齐备,花瓣为4—6瓣的小花型。
4。 虫纹和鱼纹。这两种纹样应该属于白族本民族的传统纹样。
虫纹以蝴蝶纹为主,常以辅纹形式出现于缠枝花卉的上下左右,风格大体与花卉保持一致。年代久远的手镯上常有造型抽象的鱼纹,左右对称不断重复,鱼头鱼翅呈菱形,躯干收缩修长,尾部成三角形放射,整体造型为封闭的曲线,线条简洁明快,弧度内敛而外张,极具中国绘画之精韵。
5。 鸟纹。以仙鹤纹出现频率最多,主要应用于大中型银器皿装饰,处于圆形适合纹样内,双翅张开,鸟身旁辅以水纹。在圆形构图外,常用云纹铺地,云纹大小不等,流畅卷曲,呈对称图案。纹样高出器皿表面5—7毫米,满图布局而主体突出。
6。 各类地纹。根据销往地区的不同,形制上也相应采用不同的地纹。云纹、山纹、水纹、雷纹等出现在汉族银器上较多;回字纹、纹、望不断纹则广泛应用于藏族银器装饰;点纹、弦纹、珍珠纹、圆圈纹、三角齿纹等常用于佩饰装饰纹样。
纹样作为装饰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审美意象只是其表层含义,而在更深层面上则包含和体现了它得以存在的历史地理背景、人文风俗、宗教信仰、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
白族装饰纹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历史的延续性。例如,手镯上的抽象鱼纹,与新石器时期原始彩陶鱼纹有异曲同工之妙。距今六千多年的早期半坡鱼形纹样一般是两两相对的鱼形,以横式的直边三角线形为主,鱼头大致呈菱形,没有躯干,鱼尾呈放射状三角,点缀圆圈形鱼眼。
白族手镯上的鱼纹,基本为单体鱼纹,两两相对,较之半坡鱼纹而言,它的鱼头菱形略呈外鼓的弧线,躯干部分过渡自然,线条优美流畅,至尾部再呈放射状打开,也是圆圈形鱼眼。比较两者惊人的相似,是否说明白族的这种鱼纹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地域性变异呢?而原始陶器鱼纹至今仍应用在白族首饰上,是否也说明了这是一种古代图形的延续呢?
地理环境也是影响装饰纹样的重要因素。
白族主要聚居在苍山洱海一带,经历了采集、渔猎、农耕的劳作生息方式的变迁。山上林间的昆虫、江河湖海的鱼虾,无一不是触目可见的。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纹样形象也就演变成为今天白族的传统主导纹样。
藏式八角佩饰(局部)银
白族一直属于云南土著民族中的上层民族,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战争动荡,经济持续富庶,因此在其纹样中找不到富含沉重历史意义的题材,而以植物、花鸟、鱼虫为主。
例如,白族手镯上出现最多的是花卉和缠枝纹样;白族妇女佩带的银钥匙链条中间连接大的蝴蝶、花朵的造型,下多坠鱼型饰片。不难看出,其装饰纹样总体倾向于自然轻松的风格,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反映出一种宁静平和的生存状态。
白族装饰纹样亦可体现与汉文化的关系。
龙纹、山纹、水纹与汉族纹样基本相同。尤以卷草纹最能体现汉文化对白族文化的影响。南诏大理时期,上层白族显贵十分仰慕、崇尚汉文化,不断派出子弟入京入蜀学习唐宋儒学。《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传》说南诏王异牟寻提倡“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国,许弟子入太学,使习华风”,“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
南诏与唐的关系破裂时,有时通过战争来掠夺汉族工匠以进行间接的文化传播和接纳。如太和三年,南诏军攻入成都,“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 唐李德裕《等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记载此次战争“驱掠五万余人,音乐伎巧,无不荡尽”。这些被掠夺的汉人被充为工匠和奴隶使用,少数士人甚至可以为官,所以白族的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都充斥着汉文化,唐宋流行的纹样也就大量被白族上至贵族下至百姓认同着。
錾花藏刀(局部)银
同样,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兴盛也极大丰富了白族的传统装饰纹样。南诏时期,佛教各种教派分头传入大理,与白族土生的本主宗教互相渗透,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佛教信仰。佛教盛行之后,以莲花、宝相花为代表的佛教纹样也开始广泛流行。
至今,宝相花纹仍属白族传统纹样的典型,亦可看出佛教对白族民族审美倾向的影响作用。
三。 云南白族银器行业能够形成如此大的发展规模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归纳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历史原因。
自古滇东、滇中、洱海地区白族的金属加工工艺就一直处于前沿水平。秦汉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方法有多种,其中适宜铸造平板大型薄壁的地坑铸造法,以及铸造环环相扣又活动自如的链状器物的套接铸造法,至今仍是常见的白族银器铸造加工工艺。而白族工匠用铅锡制作阴模,再将银片放入铅锡模中锻压成型,这种方法与晋宁江川李家山墓葬出土的手镯、项链扣饰的做法同出一辙。
可见白族特别重视祖传的工艺技巧,古时优秀的技术几乎没有历史断层地被代代相传,因此能够被更加熟练地掌握和不断完善。
2。 现实原因。市场供求关系是影响白族银器行业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它地区民族传统银器行业大多衰败,而生活中银器银饰的需求又始终存在着,使得市场上求大于供。
白族以其敏锐的经济眼光观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其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很多少数民族难望项背,相当程度上限制约束着其它民族工业的发展。久而久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白族银器发展的势头也就蒸蒸日上。
3。 民族自身原因。白族是一个擅长学习的民族,唐宋时期对于中原文化的崇尚研习在前文中已有论述。
同时它也是一个善于创新与改造的民族。白族工匠在为周边民族加工饰品和生产生活用具的同时,将其它民族的工艺手段、造型特征、装饰纹样以及文化内涵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吸收整合,并运用到自己的工艺体系中去,由此而使白族的金属工艺体系更具文化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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