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nquehuida 为什么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2025-02-09 03: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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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
　　长城有极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现在经过精心开发修复，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慕田峪、嘉峪关等处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蹬高远眺，凭古怀幽，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似乎就在眼前。
　　如今，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等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丰碑和智慧结晶，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和民族精神。
　　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北方辽阔的土地上,宛如一条巨龙盘旋于起伏的群山之巅,气势磅礴,壮严雄伟.
　　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它以悠久的历史,浩大的工程,雄伟的气魄，所以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久远广阔的时空跨度，被赞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人工建筑奇迹。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深远巨大的影响，也积淀和凝聚了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地体现出构筑者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熔铸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人们往往从长城厚重纷繁的历史底蕴中抽取含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比喻和象征，各种比喻或象征之间的反差非常之大。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拿长城作为某种比喻或象征，从长城斑驳多彩的内涵中撷取一二自无不可；但如果是以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应在严肃考察长城历史作用的前提下，选择其最本质的特征、最能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内涵加以考辨、阐释和弘扬。

　　勤奋智慧与坚韧刚毅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构筑长城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军事效应是评价长城首先要辨明的前提。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明代因火炮应用于战争，攻城之矛愈益锋利，但守城之盾也相应强化。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极其坚固，明守军也广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时代，长城的防御作用仍可发挥。

　　当然，对修建长城效益的评价，也不能脱离对其相应所付出代价的估量。构筑长城无疑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但其中在相当一部分地段则是依山势关隘而建。北魏修建六镇千里长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资治通鉴》卷136）而在许多朝代，例如明代，主要是调动军队施工，一般民众的负担尚未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秦以后就再没有因修筑长城而激起民变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有得力的朝臣边将主持，就可充分发挥长城的御边作用，其巨大的社会效益难以估量。以明代为例，嘉靖年间俺答部屡屡入寇，边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实录》卷59），边防失修造成的损失远比构筑长城的投入巨大得多。而隆庆万历年间增设城防、有效抵御入侵并进而促成汉蒙和议后，仅从直接经济开支来看，即每年“所省征调不啻百万”（《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

　　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长城便是这种生态环境差异和农牧民族冲突的产物。中原王朝既然无法彻底清除飘忽不定的对手，又要时刻防备突如其来的偷袭，广筑长城在中国古代较长的历史时期便不失为一种明智有效的对策。至于长城构筑中的设计施工，从位置走向的确定到障、堡、敌台、烟墩（烽火台）等整个防御体系的配置，以至城墙形制结构、选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构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极为艰巨复杂的施工过程中体现出的刻苦勤奋、坚韧不拔的精神更为世人赞叹。英人斯坦因在穷荒险峻的西部长城遗址面前曾发出如下感慨：“在这里，汉武帝时那些军事工程专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险阻所表现的坚韧精神以及组织力量又得到显著的证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5页）

　　这一切充分显示长城不愧是中华民族坚韧刚毅和勤奋智慧的精神象征。

　　向心凝聚与爱国主义

　　中国是由50多个民族凝聚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长年攻伐征战则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但历史地看，只有凭靠长城的坚强护卫，才能遏制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侵扰，才有可能实现长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汉代为例，汉文帝时，“遣将吏，发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敛；景帝时，“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匈奴传》）；宣帝时，则有赖于“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以至“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汉书·赵充国传》）。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也表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对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在从中原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也推动了匈奴畜牧经济的发展。这种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汉初牲畜奇缺，将相或乘牛车，但到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盐铁论》），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极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明代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同样出现“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凑，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无梦园集》卷2）。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居然“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蒙古族非但“孳牧渐多”，而且逐渐改变单一畜牧经济结构，“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宝颜堂秘籍·夷俗记》）。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明穆宗实录》卷23）。隆万年间之所以呈现汉蒙互市“华夷兼利”的局面，显然与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密不可分。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在达成“隆庆和议”之后，他仍再三强调“桑土之防，戒备之虑，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加损乎！”并特命宣大总督王崇古“教督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时修并，边境之险渐次可复”列为“所当修备”的“四要”之首（《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内在关联的辩证关系。农牧民族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而蒙古族渐习华风，竟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两朝平攘录》卷1）。

　　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疆城稳定、边防巩固；也体现于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民族关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处，包括在价值取向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畜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结在一起，才最终使辽阔的北部疆域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方面，长城防线发挥了联结、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非只是汉族中原王朝修建长城，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入农耕地区后，也都相继构筑长城。长城是中华各族共同建造的历史丰碑。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沿着这条既是军事防线又是经济、文化汇聚线的长城地带融入汉族之中。长城蕴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

　　开拓进取与开放交流

　　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地区开拓发展的历史，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与护卫长城防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的屯田实边与辟置郡县举措，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秦汉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河西、辽阳三大新经济区。西汉时，新秦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明代军屯、民屯之外，还行“开中”法鼓励商屯，遂使“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张文忠公全集·行实》），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五杂俎》卷4）。北疆交通网络最初也是直接由于构筑长城防务的军事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畅达无阻的交通网道是运输粮草、调集兵马，使长城防线贯通一气的动脉。构筑长城和屯田实边、开辟交通以及互市贸易相辅相成，从而发挥了传播先进文明、开发边疆、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长城本身不过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险固》）的战略防御设施，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而标榜“众志成城”、斥长城无用的清朝恰恰又深深地陷入闭关锁国的泥潭。事实上，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汉武帝时曾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即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汉书·李广利传》），招致惨败。这之后才“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西域传》）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毋庸讳言，长城本身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家、军事家手中，长城的效应也不尽相同。但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提及“中国最初进入中亚，急遽创造同继续保护这条通道”时所述，“看一看这种前进政策功成圆满所经过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们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展长长城以及后来汉朝猛进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开辟与西方交流的通道，“以通西北国”（《史记·大宛列传》），显然是西汉在西域构筑障塞亭燧的战略构想。所谓“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在这里，长城绝非是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修筑长城所表现出的这种开拓、探索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运用万里长城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汇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耕文明和畜牧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长城沿线诸如榆林红石峡“华夷天崭，蒙汉一家”的巨幅石刻、各民族和中外文化荟萃交融异彩纷呈的甘肃敦煌石窟及大同云岗石窟、被定为中国邮政标志的嘉峪关魏晋墓室《驿使》图、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其间所折射的文化意蕴堪称是长城精神的真实写照。两千多年来长城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构成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客观依据，而这种底蕴、内涵又与长城极为雄伟博大的景观所激发出的豪情壮志竟是这样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最终积淀熔铸成勤奋智慧、坚韧刚毅、开放交流、开拓进取和充满向心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今天，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已不复存在，兄弟民族之间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碰撞中融合的历史见证，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长城将万古长存！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长城所象征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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