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承认或否认文学与娱乐之间的联系,都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毫无疑问,种种事实说明,文学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但是,这是不是本质功能呢?与本质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在今天人类的生存方式中,娱乐成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实,抛开形式而论,娱乐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娱乐产生于人类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历史事实中。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获得了发展,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食物有了积累,于是,人类有了剩余劳动时间。如何支配剩余劳动时间就成了人类新的课题,最初的自发的游戏是支配剩余劳动时间的重要方式,有人认为,在这所谓的游戏中,可能包括自发的歌舞,并进而推论艺术起源的基础,这是否与艺术起源的实际情况一致,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此不去涉及。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后来的发展中,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都先后被当作娱乐的手段。
其实,如果严格地讲,人类最初支配剩余劳动时间的活动,应该是消遣,还不是娱乐。消遣与娱乐是不同的。罗宾·乔治·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曾对消遣和娱乐做出区分,“娱乐和消遣的区别在于,在影响对实际生活有益的情感能量时,二者所产生的效果不同,娱乐是借方,消遣是贷方。”①消遣,是相对绝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的,剩余劳动时间是前提,但就时间来讲,消遣不存在以劳动时间为代价,当人以某种方式消遣时产生的快乐是一种享受。与此相对,娱乐可以在剩余劳动时间内进行,也可能在剩余劳动时间外进行,这就是对劳动时间的占用,是一种对生命的透支,娱乐所产生的快乐就有可能转变成一种享乐,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由娱乐所产生的快乐演变成一种享乐,并积淀到人的心理层面,并逐渐培育成为一种心理要素——娱乐需要,如同人的物质需要一样的需要。
当娱乐成为一种需要,就必然产生满足这种需要的组织。于是,娱乐转变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尤为明显。
可以看出,娱乐从最初,就具有两面性,或者说,娱乐本身就潜藏着某种危险性。
在西方历史文化中,最先看到这种危险性的是柏拉图。柏拉图对艺术的否定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就柏拉图本人来说, 他酷爱诗,有人说,他后来否定诗,是“诗哲之争”的结果,在“诗哲之争”中,柏拉图不得不痛苦地否定了诗。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柏拉图并不是否定所有的艺术,在他所构想的理想国中,非常重视音乐教育②。另外,柏拉图所要驱逐的是模仿诗人,而不包括颂神的和写好人的诗人。③在他晚年的《法律篇》中,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有所改变,《法律篇》被称为“第二理想国”,代表了后期比较成熟的思想。在《法律篇》中,“诗歌检查制度”代替了《理想国》中对诗人下的“逐客令”。更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提出了“剧场政体”(theatrocracy)这样一个与“贵族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城邦由贵族政治向贫民政治过渡时期,“早期的希腊宗教艺术,诸如奥林匹克的雕塑和埃斯库罗斯的戏剧,都无可挽回地让位于海伦时期的新式娱乐艺术。在这场变化中,他不仅看到了一个伟大艺术传统的消失和一种艺术没落的来临,而且还看出了整个文明的危机。” ④柏拉图所说的“剧场政体”,是指在新式的市民娱乐艺术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在柏拉图看来,是邪恶的,是无法与贵族政体相提并论的。
在希腊早期,音乐分成若干种类和风格,不同的种类和风格用于不同的场合,绝不可混淆。到了柏拉图时代,这种严格的秩序已被打破,艺术由娱神变为娱人,而且,此时的音乐还“创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又加上一些淫靡的歌词,这样就在群众中养成一种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习气”,⑤在这样的艺术滋养下,只能生长出邪恶的政体,这一政体被柏拉图称为“剧场政体”。艺术如何有这样大的威力呢?因为在此前的希腊传统中,诗和艺术是对人实施教育的主要方式。这如同中国先秦宗周社会的诗分为风雅颂一样,颂用于宗庙祭祀,雅主要用于朝会,风主要用于燕飨。春秋时期以降,这种严格的规范也被打破,僭越时时发生,而且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新兴城市艺术也在崛起。中国思想家墨子对音乐艺术的否定,与柏拉图大体相似。
与严肃的宗教诗乐相比,新兴的诗乐失去了庄严和肃穆,以鼓动人的感性、满足人的官能为主要特征,这是柏拉图所发现的娱乐艺术的最大危险之所在。
艺术否定论,无论西方的柏拉图,还是中国的墨子,无论是针对某种具体艺术还是针对艺术本身,都只能是一种主张或观点而已。如果娱乐发展成为人类的一种需要,这架被开动起来的机器如何能轻易停止,在现代社会中,这架机器更是欲罢不能。
在现代社会,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下,对人的娱乐需要展开了不遗余力的开掘。娱乐的满足方式五花八门,艺术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不过,娱乐艺术或艺术的娱乐功能的发展甚至泛滥,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娱乐艺术的创作者可能无法与伟大的艺术家相比,但也决非白痴。娱乐艺术的发展承受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方面来自于资本,一个方面来自于大众。资本喊着要获得利润,大众喊着要获得快感。资本利润是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大众的快感更是个无底洞。一种激起快感的方式,过不了多久就会失效,开发一种新的方式就落在这些聪明的“艺术家”、“企划家”身上。所以,有人说,现代社会是生产快感的社会。
就文学来说,作为大众休闲消遣的娱乐文学类型在不断地花样翻新,艳情文学、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惊险小说,消长起伏,更迭不休。可以预想,更新更多的娱乐文学类型还会不断被开掘出来。
如何来评价或评估诸如此类娱乐文学的功能呢?或者如何评价这些以娱乐为主导功能的文学呢?
科林伍德认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娱乐对人的情感有一种释放作用。他把人的情感过程分为负荷阶段(兴奋阶段)和释放阶段,认为情感一旦兴奋,就必须释放。人在娱乐艺术中所产生的情感就在娱乐艺术所创造的虚拟情境中得到了释放,因此,“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一种方法”。⑥对于娱乐文学,比如他认为,恐怖小说的出现,是因为人有一种体验恐怖的强烈需要;侦探小说是满足人们体验恐怖需要、崇尚力量的需要、解决疑难时理智兴奋的需要和对冒险的需要。“把这些从虚拟情境中唤起的情感又在虚拟情境中释放出来,从而使它们不大可能到实际生活中去自行释放,这是合乎自然情理的”。⑦
但是,另一方面,正由于娱乐是在虚拟情境中的感情释放,似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于是,娱乐的需求就会膨胀,可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娱乐需要,人就会动用必要劳动时间:
当娱乐从人的能量储备中借出的数目过大,因而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无法偿付时,娱乐对实际生活就成了一种危险。当这种情况达到危机顶点是,实际生活或“真实”的生活在情感上就破产了……这时,精神上出现了疾病,它的症状就是无止境地渴求娱乐,并且完全丧失了对实际生活事务、对日常生计和社会义务都是必要的工作的兴趣和能力。⑧
科林伍德认为,这样的娱乐与娱乐艺术正在现代西方社会过度发展,而且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危机,并把他所谓的真正的艺术看作是拯救这一危机的药方。
与科林伍德相比,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对现代社会文学艺术娱乐化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雅斯贝斯认为,在西方,社会技术化了,教育技能化了,“艺术也变成了单纯的娱乐”手段,⑨艺术已经退步到失去自己的程度｡
当然,不同的声音也是存在的｡在文学理论领域影响很大的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中,为通俗文学或娱乐文学作了辩护｡
韦勒克､沃伦继承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公元8)的观点,认为文学是“甜美”(dulce)和“有用”(utile)的统一。{10}并对“有用”和“甜美”作了新的阐释:
艺术的有用性不必在于强加给人们一种道德教训……“有用”相当于“不浪费时间”,即艺术不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而是值得重视的事物。“甜美”相当于“不使人讨厌”,“不是一种义务”,“艺术本身就是给人的报酬”。
本来,很多人都倾向于把“有用”理解为“严肃的道德教训”。可是,韦勒克、沃伦这样的阐释无疑把“有用”和“甜美”的范围放得很宽,这似乎是一种宽容的态度,看来,专业的文学学者与哲学家政治家的想法不尽相同。这种宽容的态度自然就涉及到对名声一直不太好的“通俗文学”或“娱乐文学”的评价:
我们是否可以采用这一双重的标准作为给文学下定义的基础呢?抑或这只是衡量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标准?在早先有关文学的讨论中,很少出现伟大的、好的和“低级”的文学之分。我们满可以怀疑低级文学(如通俗刊物)是否“有用”或“有教育意义”。它们通常被人认为只是对现实的“逃避”和“娱乐”。不过它们有用与否这一问题,必须根据低级文学的读者的情况来回答,而不能以“好文学”的读者水平为准……从知识水平最低的小说读者的角度着眼,至少发现他们存在着某种基本的求知欲。至于“逃避现实”……的指责太轻率了……一切艺术,对于它的合适的使用者来说,都是“甜美”和“有用”的。也就是说,艺术所表现的东西,优越于使用者自己进行的幻想或思考;艺术以其技巧,表现类似于使用者自己幻想或思考的东西,他们在欣赏这种表现的过程中如释重负,得到了快感。
很显然,韦勒克和沃伦不仅放宽了“有用”和“甜美”的规定,而且还赋予了他们相对性的内涵。文学作品“有用” 与否,“甜美”与否,是相对它们的读者来说的。通俗小说或娱乐文学相对于知识水平低的读者来说,就具有“有用性”,理由是作品中所写的要“优越于使用者自己进行的幻想或思考”,于是,就获得快感。
韦勒克和沃伦的看法,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通俗小说或娱乐文学能够生存,说明它的确有一定的读者群。但是,事情不是绝对的。通俗小说和娱乐文学的读者,知识水平不一定都低,不能排除知识水平高的人也读通俗小说。
因此,如果把评估文学作品的标准与读者挂钩,只能是本末倒置。文学作品应该是我们评估的出发点和依据。
在我们看来,把文学作为一种消遣方式,也并不是不得了的事情。事实上,在今日社会,除学生们在学校的语文课和文学课上学习文学作品、专业学者研究文学作品以外,一般人阅读欣赏文学作品,不正是在劳作之余吗?在劳作之余去阅读文学作品,恐怕更多的读者也不是一定抱着受教育的动机。对于人来说,娱乐和消遣已经成为需要,正像人的物质需要在不断的被开掘一样,人的娱乐和消遣也是可以向有利于人自身完善的方向培养,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关键的问题是作家为读者提供了什么?如果作家所提供的作品总是与人的精神发展背道而驰,这样的娱乐就有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把文学用于娱乐和文学在本质上具有什么功能并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娱乐功能绝不是文学的本质功能,而且,娱乐功能也并非只有文学才有。但是,人们也不能不注意,虽然一方面我们说文学的“功用由其本身的性质而定”,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物体的本质是由它的功用而定的:它作什么用,它就是什么。”这样一来,文学的娱乐功能就会侵略文学的本质功能,以致使文学沦为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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