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对载沣作出过公正全面的历史评价：
①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
②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
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还说；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③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
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④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象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
⑤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贡献。
扩展资料：
1900年，随着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一带如火如荼地发展，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在这一年的6月19日清政府总理衙门突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馆，表示不再对公使馆进行保护，并限令一切外国人需在24小时之内离京。
各国公使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愕然。深夜，各国公使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对离开时间能够进行宽限，并要求总理衙门在第二天上午9时进行答复。
6月20日一大早，德国公使克林德更是气势汹汹地坐着轿子打算到总理衙门质问清政府为何要求外国人撤离，当克林德一行行进到东单楼时，被神机营章京恩海率领的巡逻队拦截。
素以跋扈著称的克林德向巡逻队拔枪射击，双方发生交火，在激战中克林德被击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克林德事件。此事成为后来八国联军侵华的重要借口。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并派出了以奕劻和李鸿章为首的议和团与西方列强议和，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12月27日清政府接受了列强们提出的12款《议和大纲》。
其中第一款就写明“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代表中国皇帝致惭愧之意，并于被害处树立铭志之碑”。
关于立碑一事，清政府答应得十分爽快。但关于赴德去“道歉”的亲王人选，清政府迟迟没有定下来，因为让一个天潢贵胄远渡重洋去战胜国道歉，此等屈辱事唯恐避之不及，怎会有主动请缨者。
正当亲王人选久拖不决时，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德向清政府的议和大臣李鸿章和奕劻推荐了年仅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
载沣之所以成为赴德道歉的不二人选，德国人看重的是载沣的身份特殊，作为光绪皇帝的胞弟，慈禧的亲外甥，载沣的地位相比于其他亲王更尊贵，更能表现出清政府的“道歉诚意”。
在确定了人选后，1901年6月5日，远在西安的慈禧和光绪帝正式任命载沣为“头等专使大使”，并任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精通德语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随同载沣出访。
万事俱备后，1901年7月12日上午，载沣一行从北京的永定门启程，下午到达天津的塘沽，登上了轮船招商局的安平号海轮。
7月15日，轮船到达上海。又换乘德国的拜安号轮船前往德国。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航行，载沣一行人8月23日到达瑞士西北边境靠近德国的巴塞尔。
但在这时节外生枝的事件发生了，清政府与德国政府在载沣觐见德皇的礼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此次载沣出访是以亲王的身份去德国道歉，所以清政府对于礼仪问题十分在意。当时的清政府驻德公使吕海寰在载沣出使前就曾向德国外交部询问会见的礼仪，可德国方面却迟迟没有答复。
直到8月19日在载沣快到德国时，德国政府突然通知吕海寰，“德皇在白厅坐见，王爷行三鞠躬礼，递书，致颂。其参赞随同入见者，切照中国臣下觐君礼节叩首。”
吕海寰听闻后，马上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认为德国皇帝坐着会见中国鞠躬的亲王，并且随从们还要下跪叩首实在是无礼的要求，清政府万万不能接受，“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
想想也是，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怎能在“洋鬼子”面前下跪呢，让一个亲王道歉就已经够失面子了，再跪下这不是把祖宗的脸面都丢尽了。
吕海寰深感问题严重，接连向载沣和北京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以及西安的慈禧、光绪帝等发去了电报，寻求应对之策。
西安方面接到电文后，马上致电吕海寰：“中国惩罪赔款，久已诚心谢过，特派亲王出洋，本欲重修旧好……乃德主坐见尤于邦交之礼未协，务望设法电达徳外交部，切实力争为要。”
可作为一个战败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根本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的，诚如德意志历史上的著名皇帝腓特烈二世所言：强权就是公理。德国方面对于吕海寰的交涉置若罔闻，态度非常坚决,就是不肯更改礼节，甚至扬言如果更改礼节德国皇帝将拒见载沣。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远在西安的慈禧要求吕海寰继续与德国外交部进行磋商，“磨得一分是一分”，同时告诉吕海寰，如果“切实不能挽回，应与照会议明，此次专使原为道歉，姑为通融酌允，以后仍按照各国通行之礼，不得援此为例”。
而奕劻和李鸿章均认为，坐受国书尚可容忍，而参赞跪拜决不能同意，并且他们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载沣会见德国皇帝只带翻译，其余参赞或托病或暂避他地，避免与德国皇帝见面。
同时北京的议和大臣还以此为理由拒绝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希冀于利用列强间的矛盾能够对德国政府进行施压。
而此时，德国方面态度也出现了软化。9月2日，吕海寰和德国驻巴塞尔领事通知载沣，德国外交部表示，德皇同意接见清政府使团，递呈国书时可只带荫昌一人作为翻译，免去跪拜礼，都行鞠躬礼。
这样双方的礼仪之争方才告一段落，9月2日的晚上，载沣开始离开巴塞尔前往德国，3日抵达波茨坦，4日中午，载沣在荫昌的陪同下来到了德国皇宫。
载沣向威廉二世行三鞠躬礼，递呈国书，宣读致辞，大意无非是“敝国去年乱事的酿成，责任乃在于误国的庸臣，并不是我们大皇帝的过错。不过臣民有罪，皇帝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深感抱歉。
现在幸喜议和即将订好，笼罩在两国之间的云雾就要散去，而变得天朗气清了。祝愿我们两国永释前嫌，增进友好”。
面对一国亲王的“道歉”，德皇显得十分地傲慢，不仅坐受国书，发表答词时也并没有起立，答词也非常地措辞严厉，“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之忱，遂谓前愆尽释”，足见威廉二世这位战争狂人是何等的不可一世。不过在载沣眼里，这已经算是“大局保全，国体无伤了”。
访问德国之后，载沣本想顺访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德国的强烈反对，“若往欧洲英意比，有违专诚之意”。
为了不给德国人口实，载沣以身体不适和回国完婚为由，放弃了访问欧洲其他国家的计划，启程回国，完成了这次带有屈辱性质的“道歉”之旅。
醇亲王载沣这次赴德道歉之行，对于清政府而言带有战败国的“谢罪”性质，可说是有损国家形象。但对载沣而言，却收获颇丰。
首先通过这次出访，让载沣开拓了眼界视野，加深了对国外的了解。其次如果说在出访前载沣还是一个乳臭未干默默无闻的小王爷，那么在出访后，载沣已经中外闻名，更有人赞载沣是“从今一代擎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
最后，通过这次出访，载沣“圆满”完成了政治任务，让慈禧甚为满意，也为其以后仕途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如何去德国“道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爱新觉罗·载沣
作为权倾一时的末代王爷，载沣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年少就承袭醇亲王爵，一路官运亨通，20岁就监国摄政，又贵为宣统帝之生父，可谓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不幸的是他生在风雨飘零、激烈动荡的清朝末年，在执政的三年里，他多灾多难。这三年，是他一生最遭难的时期。清朝皇族中很多人认为他庸碌无能，只是一个窝囊书生，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这过于偏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倒台的历史责任，非载沣一人能承担。面对清皇室气数已尽、回天乏术的局面，即使是一位资质甚佳、政治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也很难力挽狂澜，更别说从政历练不足、缺乏魄力、能力有限的载沣。在晚清这种急剧嬗变的复杂环境中，载沣虽不能挽救清廷倒台的命运，但也能迅速看清形势，较识时务。他辞去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不参与遗老遗少的复辟活动。他所追求的是一世无忧、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
也难怪他在解除摄政监国职务的那天回到醇王府，一脸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为从此后，他可不再忧虑朝中大事，不再受隆裕和权贵的挟制而安享余年。他的后半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比起他的兄弟光绪帝载湉及其子宣统帝溥仪来说，或许可以算是幸运多了。 徐世昌曾说：大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这些小爷们的带头大哥，正是身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
溥仪：在溥仪眼中，载沣胆小怕事，难堪大任，无法给予儿子一点保护。
载涛：他认为载沣“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既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周恩来曾对载沣作出过公正全面的历史评价：
①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
②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还说；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③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④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象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
⑤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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