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张献忠分别以“大顺”为国号或年号，可能也含有“顺天应民”之意。《礼记·礼运》有云：“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孔子认为：“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 (《论语.哀公问（礼）》) 儒家所说的“大顺”是对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秩序的概括。不仅儒家推崇“大顺”，老、庄学派也倡言“大顺”，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部队中，有一些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些经典肯定有所了解，因此上述这些说法很可能就是“大顺”国号的来源之一。 “大顺”国号的直接来源还有可能是出自民间流传的一则刘伯温（即刘基）作的谶语。刘伯温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朱元璋东征西讨、创建明朝的过程中，刘基屡屡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概由于他精通术数，足智多谋，因此在他去世不久，社会上就流传开一些关于他的神异故事。到明代中叶以后，刘伯温的大名几乎是家喻户晓，托名于他的预言也越来越多，并被文人学士收入笔记杂谈中。其中一则云： 高庙（即明太祖朱元璋）尝命伯温卜历数之长短，伯温卜之曰：“遇顺则止。”高庙遂以书手空，良久曰：“三百单八亦足矣。”然此亦圣祖之谦德耳。盖其取天下于夷狄之手，名正言顺，虽汤武不能及。圣子神孙，享帝王莫大之业，虽与穹壤共敕可也。所谓“三百单八”，何足云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62） 后来“遇顺则止”的谶语，逐渐在社会上传播。在流传甚广的托名刘伯温所作的《烧饼歌》中，也有“遇顺则止”之语。据研究，《烧饼歌》虽然产生于晚清，但其内容多取材于明清野史所传载的刘伯温谶言故事，“遇顺则止”被收录其中，正说明这一谶语的流传之广。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都不免会有帝王思想和迷信观念。他们大多都迎合或制造一些谶语，以表示天命眷顾，从而增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 据记载，宋献策曾上谶记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吴伟业《绥寇纪略》卷9）。以算命占卦为业的宋献策对刘伯温轶事一定会很感兴趣，恐怕不会不知道“遇顺则止”的谶语。李自成对军师宋献策极为器重，建立国号这样的大事，必然要征求宋献策的意见。 “大顺”国号的提出很可能是宋献策等人的建议，以暗应谶语，表示李自成是大明王朝的终结者。而张献忠以“大顺”为年号，也有可能是为了暗应“遇顺则止”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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