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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事变、情感这三方面，足以穷尽普天下的千变万化。所有形形色色的音容状貌，都无法超越理、事、情。对于客观事物的表达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能够须臾之间脱离上述三方面而单独存在。才、胆、识、力这四要素，用它们可以穷尽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则及其原动力。所有各式各样（客观世界）的声音形貌，都需依靠这些内在要素加以表现出来。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没有哪种表现形式能够脱离上述四要素的制约。用创作主体的四要素，来权衡客观事物所存在的理、事、情这三方面，最终和谐于作者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大到天地经纬，小至一枝一叶，歌唱咏叹之间，都不能脱离四要素和三方面来加以探讨和研究。
提示：该段阐明,理、事、情与才、胆、识、力，对于诗歌创作具有至为重要的统摄作用。理、事、情是客观存在的基本形式和诗歌表现的对象；而才、胆、识、力则是诗歌表现理、事、情的内在要素。
对于客观事物的表达，以前已经详细讨论过。创作者虽然天赋不同，但总的来看是能够通过后天努力加以扩展和弥补的。天赋好的人，才、胆、识、力俱全，才气外显，于是人们称其为天才，却不懂天才是不可以凭空产生和加以表现的。天赋不好的人，才智不足，人们便都说他才智欠缺，不能勉强去从事创作；却不懂得见识比天赋的才智更为重要。见识是主体而才智是他的用途，如果天分不足，应当首先钻研探求学识。人如果心中没有见识，那么理、事、情即使都摆在眼前，他也无从认识；连是非优劣都不能判明，怎能指望他来表现创作才能呢？文章的创作，基础在于见识。当今的诗歌界，那些没见识的，既不能理解古代诗人的创作主旨，又不能揭示自家做诗的内在要素。有的人也听闻过古今诗歌理论，诸如体裁格律声韵兴寄等等，但仅仅是了解到一些表象；他们往往高谈阔论而心中无数，境界不高，笔力不足。即便历代的诗歌陈列在面前，又怎能判别呢？又怎样取舍呢？别人说好就认为好，别人说差就认为差。这里并非认为他人的意见就不可以采纳；而是说那些不能具备自己评价标准的人，每每要枉论是非；这样又怎能判断他人评论观点的正确与否呢！有人说：诗歌必须学习汉魏和盛唐，他也就附和说应当学习汉魏和盛唐，只会一味跟着别人走；但是之所以要学习汉魏和盛唐的道理，他却并不知道，也说不出来。就这样人云亦云，终究也不会明白事理。又有人说，诗歌应当学习晚唐、应当学习宋元，他也就跟着说应当学习晚唐、学习宋元，又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之所以应当学习晚唐、学习宋元的道理，他又终究不能明了。接着又听说诗歌界有遵从刘长卿的，于是又群起而仿效刘随州（刘长卿曾任随州刺史）来做诗；有时又听到要崇尚陆游了，于是家家书案上都摆放着《剑南集》（陆游诗集名），并以此作为模仿做诗的珍本，而不再敢去模仿其他诗人了。诸如此类，无法一一列举，大都属于附和着别人的赞扬或是批评来主宰自己的观念与创作，这又有什么必要呢？
提示：此段强调，对于创作而言，见识远比才智更为重要；没有见识，只能导致人云亦云和肤浅的模仿。
以创作为使命的人，必须独具慧眼。先要客观准确地评价古今贤达诗家，然后才能确定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如果在评判是非优劣的时候，内心原本胡涂，那就只会盲从时尚而随波逐流，始终说着别人所说的话、写着别人所认同的观点，不也太愚昧了吗！还有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愚昧，这样就会由愚昧很快导致荒谬，又由荒谬发展为自满，他的愚昧也就因此而更加严重了。探究这种愚昧的病因，其根源就在于没有见识，因此不能判明是非优劣。这就造成了连篇累牍的涂鸦之作和许许多多的无病呻吟。这是有才智的表现呢？还是没有才智的反映呢？唯有增长见识才能够明辨优劣，明辨了优劣就能够确定自己的创作标准；（这样的人）不但不会去追随当今庸俗的诗风，而且也不会盲目模仿古代诗人的余风；这并不意味着轻视向古人学习。天地之间本来有理、事、情的绚丽变化，作者只要随着自己的观察与想象来自由地加以表现，就必定会产生惟妙惟肖的作品，这是最高的诗歌创作境界。我依照自己的创作主旨和语言表达方式，本当自由地进入最佳的创作境界。古人常说：“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又说：“不恨臣无二王（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法，但恨二王无臣法。”这些话虽然只是专门讨论书法的，但他们竟能表现出如此的自信。对于其它更多类型的艺术创作规则，可以由此而推知了。
提示：这一节讲述，见识源于自然和自性体验；其作用是明辨是非、准确定位及有益于表现才智。
比如学习射艺的人，要尽量发挥他的眼力和臂力，确实瞄准后再射出；如果经过训练达到了百发百中，就不必再刻意模仿古人。而古代的神射手后羿和养由基的高超技法，自然会与我不谋而合。我现在能做好，古人先我能做好；不知是我符合了古人，还是古人符合了我呢！高适说过：“乃知古时人，亦有如我者。”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我们的创作与古人同样好，这就说明基本的标准是一样的。由此也可以这样认为，我也有和古人不同的特点，于是也可弥补古人的不足；当然古人也能够弥补我的不足，而后我与古人自然沟通，相互结为知己。只有这样，我们的创意和语言表达，才可能从个人的识见中全都自然地表现出来。见识明确胆量于是就大，这样就可以任意表达而不受拘束，上天入地，左右开弓，径直自然放手写来，没有什么事理不能表达得惟妙惟肖的。
提示：举例说明见识与创作实践的关系；见识与胆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从古今对比中，说明见识源于自性体验。
况且胸中没有见识的人，即使天天勤奋学习，也不会有真正的收获。俗话戏称这样的人为“两脚书橱”，背诵的日益增多，多了反而更加受累，等到铺开纸张创作时，胸中无数，思如乱麻，无从下笔。心中见识少而胆子越小，想说而说不出，或者能说又不敢说，在浅薄的观念和法度上谨小慎微，既怕不能附和古人，又恐被今人看作笑柄。就像刚过门的小媳妇，战战兢兢；又像跛足者登高，每走一步都恐怕摔倒。篇章写作，本来是件潇洒挥毫的乐事，（对于见识浅薄的人）反倒像是被束缚住手脚，到处都有障碍似的了。又有浮躁者必定说，古人某某的作品就是这样写的，除了我，他人必不能掌握这种技法；不自信者也说，古人某某的作品就是这样，今天也听某某人就这样传授的，而我正是照此来写作；狡诈的人心中认可，却不传授给他人；愚昧的人心中不理解其中的道理，只会向人们夸耀，认为自己的创作很有出处。更有人在创作时，意思已经说完，本不必再罗嗦，但是害怕纸张未满，不合定格，于是就想方设法扩充篇幅，成了画蛇添足；有的人意思尚未说清，正应当挥毫泼墨，但由于害怕突破前人尺度，赶紧草草收笔，这又成了虎头蛇尾的作品。上述种种作者，因为缺乏见识，所以没有胆量；不敢放笔抒写，也不能自由创意，这些作者陷入创作困境的教训，不能不认真总结。
提示：该段重点论述，若无见识，就不会有胆量；没有见识和胆量，创作势必陷于困境。
古来贤达强调说：“成大事者在于有胆量”。“文章千古事”，如果没有胆量，怎能够成就千古大业呢？因此我认为，没有胆量就会缩手缩脚、放不开笔墨。胆量既然缺乏，才智怎能表现出来呢？胆量能够增长才智，（人们）只知道才智受天赋影响，却怎知才智一定要靠胆量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呢？我看到世俗称赞他人之所以具有才智，归结为他能够拘束自己的才智来附和创作的法度。这种认识，是不懂得才智生发的根本原因。所谓才智，是为了能够发现理、事、情和社会道德，以及丰富的创作法度的。如果（某人）的才智一定要依靠约束自己才能够附和基本法度的话，那就是说（他的）才智尚未束缚与规范之前，是不可能符合基本法度的。所谓才智，如若全然不能够从基本的理、事、情中表现出来，都是有悖于情理道德的言论，与真正的才智背道而驰，还能够称之为有才智吗？别人不能理解的，我凭借才智可以理解；别人不能表达的，我凭借才智表现了出来。发挥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天马行空，飘摇八荒，宇宙都不能束缚;借此创作出的诗文，自然能够揭示真理，事实准确，感情深厚，这才称得上是有才智。如果想要束缚心性来强加模仿，那他其实是已经习惯了砍掉想象的翅膀来恪守法度，却不懂得他所循规蹈矩的究竟是些什么。他肯定会说自己所遵循的是千古不变的法度，而这其实不过是所有世俗都能认同并趋奉的浅薄之见，又何必要求才智来收敛呢？因此作家只能凭借才智来掌握和运用法度，而决不能被现成法度束缚和驱使着，却还在炫耀着自己的所谓才智。所以我说：没有才智，思想就不能飞扬升华；或者说没有独特的思想，才智就无法表现。而所谓的规矩，就是为创造性的思想和想象而设置的无数通道。大约才智是心思的内在表现，他的外在表现则是创造着法度与形式。真有才智的人，内心对于世界万物，什么都能够深入理解与独立想象；他的创作语言，没有什么事物不能够充分地加以表现。谁能够束缚他的思想，又有什么能限制他的语言创造呢？只追求外在的法度规矩，一味束缚在具体事物僵死的法度上，反而会压抑了思想和想象。心灵得不到解放的人，（他本有的）才智就会大为损毁。
提示：重点论述见识与胆量、见识与才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创作的影响。
我曾经考察古代的才子，结合他们的诗歌与散文创作来进行探讨。比如左丘明、司马迁、贾谊、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人，天地万物都接连不断地展现在他们的笔端，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照、不可以生动地加以表现的。（作家）对前人不一定非得要承接他，对后来者也不必强求他们效仿自己。他们充分享受了各自的创作自由和快感。像这样的才智之人，必定有自信心与独创力作为支撑。只有自信心与独创力强，才智方能强盛持久，这样的强盛持久是无法摧毁的。经历了千百代而仍然不朽的创作，凭借的就是自信与独创。
古人曾说：“掷地须作金石声”,六朝人很少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之所以称金石，是比喻独创的强盛持久。从这里可以看出作家的自信与创造。自信心与独创力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即使是自己写作的一字一句，一经树立起来就推不倒，横挡上就摧不断，行动着就无法阻止，驻守着就不能动摇。《易经》说：“独立不惧”。此话可以用来评论这种人，并且这种人的作品也会是如此。比如有两个人，都正走在路途中，正好碰到崎岖峻险的山路。其中的弱者，筋疲力尽，心虚胆战，想要裹足不前，却又不允许停下来而只能前进。于是每走一步都要寻求依靠点，借此为依托。有时依靠别人的推或拉，有时手拿东西敲打着反复进行探查，即使能够前进并到达（目的地），也绝不是依靠了自己的力量，仅仅是比木偶被人抬着往前走强一点罢了。而其中那个自信心与独创力强的人，精神旺盛而勇气十足，一直往前走，不依靠任何外在的帮助，奋勇向前，与弱者的依托着外力方能前进是根本不同的。这正是灵魂牵引着形体，哪里还需要依靠外力方能前进。所以有信心就必定有创新，有创新就必定能成功。
我因此认为：写作者没有自信与独创就不能自成风格。（又例如）家庭本来是属于我自己的领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这家庭都是凭着自己的自信与独创建成的，难道还要依靠或者仿照别人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吗？那就会像不能求得自家珍宝，而去偷取邻居的物品据为己有一样；即使偷尽了人家价值连城的美玉，终究还是邻居的珍宝，并不是自家珍宝。而有识者见到此，正好看作笑料罢了。因此本来是自己的，便须使它增益扩大而自成一家，这不是凭借个体的自信与创造就可以办到的吗？
但是自信心与独创力有大小，成就也会有高低。（所以）我还观察到古代的才子，自信足够某一乡里的优秀，于是就去做某一乡里的事情；自信足够一国的优秀，于是就去管理一国的事务；自信足够天下的优秀，于是就去掌管普天下的事物。自信心与独创力更强的，他会自信足以表现十代、百代、以至于千古，那么他创造的文学大业也就会名垂十代、百代、以至于永垂不朽；真的会全部应验他原本具有的自信心与创造力。试考证古往今来的才子，逐一比较他们所取得成就的高下，与他们原有的自信心、独创力的大小，两者简直是分毫不差、惊人的一致。再看看近代作家：他们初期的作品并非不受欢迎，一时间年轻人交口称赞，相互传诵，奉为楷模；但当他们辞世之后，作品便销声匿迹，很少会有人问津。有的作家，身后作品尚有读者，再传之后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了。有的甚至还招致了批评讥讽，惹来是非不断；从前被人称赞的，日后却成为招人唾骂的，这真让人感叹不已。就像明朝三百年间，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名声卓著于嘉靖、隆庆时期的文坛，终究不如明初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至今尚未招人非议。钟惺、谭元春在明末纠正了文风弊端，又不如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尚可隔代流传。这全是他们的自信与独创大小的区分呀。纵观百代诗坛，从《诗经》之后，只有杜甫的诗歌创造力能像《诗经》一样永垂天地之间。杜甫以后，后代诗人都不能免除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的局面。这中间有能够流传百代的诗人，但百代之内，有兴有衰。有的中道衰落而后又得复兴；有的从前备受压抑而如今又得宠爱；就好像世道必然要这样安排一样。有的作家生前没人推崇他，死后却有人突然崇尚他。
就像韩愈的散文那样，他在世时，整个社会上没人欣赏和推崇他的散文；但二百多年以后，欧阳修才大力推崇他，于是天下人一致以韩愈散文为正宗范式，直到当今他仍然受到尊崇。
提示：以上四段，反复论证并举例说明了，自信与独创力对于艺术成就的重要作用及其深远影响。
文章的生命力确实有大小远近的差别，并且，它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盛衰的状况又是如此不同。想要成就一家之言，绝对要奋发他的自信心与独创精神啊！（为此）首先要在内心求得见识，才可能转换为外在的才智；只有具备足够胆量的人，才可能施展自己的才智；唯有凭借个人的自信与独创力，方能保证才智创造的艺术生命力能够永存。见识，胆量，自信与独创，这三者全都具备，才智就可以全面展示；只具备其中一两项的，他的才智也就只能够部分地展现出来。这种展现又不能依靠勉强或者短暂的努力就立即成功，大约只有在自然而然的自性体验过程中才会达到。古往今来自信与独创力强大的，没有谁能够超过大禹的；大禹平定天下的功劳，是多么伟大的事业！但孟子却认为他随意做了点事儿，不过是遵循了水流自然行止的规则，疏通了河道罢了。难道还能有其它的治水方法吗？难道非得硬性改变水流的规律吗？不遵循自然法则，就是凭主观愿望勉强做事。大禹的功力，永垂在史册；虽然凭借语言创作力图求得不朽的人，不敢同大禹的功业相比，但是可以殊途同归。千万不要认为诗文创作只是雕虫小技，因此失去自信，从而导致自己一生默默无闻呀！
大约才、识、胆、力这四项是相互补充的。如果有一方面的欠缺，就很难进入文坛获取较大成就。对才、识、胆、力的要求无所谓宽严，但核心是先有见识。假使没有见识，那么才、胆、力就都失去了依托。没有见识却徒有胆量，会变成狂妄、莽撞与无知，言论背弃了道德规范，就会被世人蔑视。没有见识光有才智，虽然可以议论纵横、思维敏捷，但由于是非不清，颠倒黑白，才智反而会变成了祸患。没有见识却只是一味地自信而独创，那么邪敝荒诞的言论，足以误导人们、祸乱社会，危害性极大。如果将上述缺陷表现在诗坛上，便会成为诗歌风雅传统的违背者。唯有见识能够使人懂得继承，知道发扬，明确方向。在此基础上，才智和胆量都会由于有了自信而得到充分发展；世俗们全都反对或者全都赞同的，无法动摇我自己原有的创作主张。怎么能用他人观念作为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呢？这种自信在心中引领的愉悦和满足，岂只是表现在诗歌和散文方面呢！
提示：以上两节，重点阐明才、识、胆、力这四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四者在运用中的自然体悟性。
然而人们怎能尽其一生而获得真正超凡的格调呢？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又谈何容易呢？其获取的途径应当像《礼记?大学》所说的那样，要从认知事物开始。在诵读古代诗书时，要用理、事、情来推究判别它，那么前后左右、中间两边，形形色色事物的不同表现，都可以推究认知，不会有丝毫疏漏而有悖于我们对事物的准确理解。如果以战法来比喻创作，那就能够做到进攻时无坚不摧，退守时绝无阻隔。若舍弃了自性内心的才、识、胆、力，而整日徒劳在古代诗文的背诵中，那不过是取得了一些抄袭倚仗、模仿剽窃的办法；自认为可以跻身于诗文创作之林，我却不敢有这样的认识。
提示：本段说明，内在的才、识、胆、力是为更好地认知、分析和表现客观外在的理、事、情而服务的。
有人会说：您阐发理、事、情三个概念，可以说是非常周全了。但（你强调说）这三个概念必定是文学创作与鉴赏中最为关键的（我却有疑义）。（我们试用这三个概念来）讨论诗歌。诗歌用来言情，这是肯定的；但理与事，似乎对诗歌本身并不是非常重要呀！先哲朱熹曾说：“天下的事物，都蕴含着道理和规则。”如果要谈到诗歌，好像不可以用物理来探讨它。诗歌做到极致，妙在含蓄无限，思想极为微妙而高远，其境界在于有意无意之间，其主旨在于表现与不表现之际，话说在此而意趣在彼，无端倪可查而又远非某一具象能够概括，超越论说而穷尽思索，仿佛进入了不能名状的境地，这就是诗家境界的极致。你却用一个理字来概括它。（其实）理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它能够据实而不宜虚构，可以掌控实施而不宜变化，不是过于刻板就是十分迂腐；就好像学究们枯燥地说书，闾师们老套地赞颂，又好比禅门竟然去推求定法而不弘扬活法；（我）私下里认为这样恐怕违背了诗家的要旨。对事而言，普天下的本来都有它的道理；但不一定都表现为实事。如果诗歌不可以用理念来概括，那又怎能用事实来加以解说它呢？但您却坚持认为一定要以理、事与情来概括诗歌特征，并且认定不会有丝毫的偏差。对此，在下我非常疑惑不解，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呢？
提示：该段就理、事、情对于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关键作用，提出设问与置疑。
让我这样来回答（上述疑问）：你谈的是实际情况。你对诗歌的描述，确实进入到了实质性问题。但是你只懂得可言说可运用的理叫做理，而名目与言说达不到的理你懂得它也是理吗？你只知道可确定的事是事，然而知道本无实事正是所有之事的出处吗？可述说的道理，人人都会表达，又哪里必须诗人去说呢？可证明的事，人人都会述说，又哪里用得着诗人再去重复？必定有常人无法探索的道理，以及常人不能领悟的事情，诗人观察着表象而翻然省悟在内心，别一番理趣与故事也就活生生展现于眼前了。现在试举杜甫诗集中几段名句，为你做清晰而概要的解释，可以吗？
提示：概要地回答上述置疑，提示这里的理与事，具体指的是诗歌中的理趣和物象；借此引领以下的进一步举例说明。
比如杜甫《玄元皇帝庙作》中的“碧瓦初寒外”一句，让我们来逐字研究（它）。从表面的意思看，它说的是外，与内是无关联的。初寒是什么状态，能够将它内外分离开吗？况且将碧瓦置于其外，就能避开初寒吗？寒气，是天地间的气流。这种气流，在宇宙之内到处充满着，碧瓦偏偏就能脱离它？（或者说）寒气仅仅盘踞在碧瓦之内吗？用初字描写寒气，引领严寒而不似严寒吗？初寒是没有形象的，碧瓦却是物质存在，把虚无与实体混合起来而划分内外，我不知这是写碧瓦呢，还是写初寒？写近景还是写远景？假使必须用理来求证实事、解释诗歌创作（的话），虽然是战国时齐国的邹衍那种谈天说地的辩才，恐怕对此也只能技穷了。然而，一旦在想象中投身于当时的特定场景，就会感到这五个字所创制的情境，突然间仿佛像是天造地设一般：呈现出形象，感染在眼目，顿悟在心中。心中的感悟，嘴上说不出；嘴上说出的，而意蕴又无法解释。仿佛向我们展示出似曾相识的画面，竟然像是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只不过是借助碧瓦这一具象表现了出来。（这画面）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互生发，有无互相成就，取用于眼前而心中自得，它的道理明显，事实确凿。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但凡诗歌可以入画的，那是诗家的本事。比如风云雨雪这类非常宜于变幻的现象，画家没有不能够描绘在笔下的。若是初寒内外的景色，即便是五代画家董源和巨然复生，恐怕也会束手无策、搁笔不画了。普天下只有能将哲理和人事带入神奇意境的诗句，那才是平庸之辈根本模仿不出来的呀！
又如杜甫诗《宿左省作》中“月傍九霄多”一句。描写月亮的，从来都只说圆缺、明暗、升沉、高下，而没有说多与少的。如果换成庸俗儒生，不是说“月傍九霄明”，就是说“月傍九霄高”，（他们）认为这样描写就做到了景象真实而用字贴切。现在（杜甫却要）说多；不知是说月亮本来就多呢？还是由于傍了九霄才多呢？不知是指月光多呢？还是说月亮照的地方多呢？似有说不尽的意味。试想当时的情景，并不因为描写了明、高、或者是升，就能表现出当时的情景。只有这个多字，才可以概括出那个特定夜晚宫殿中的情景。其他人都见到了那样的夜晚，却不能省悟也无法表现，唯有杜甫见到后有所感悟，并且表达了出来。事实如此，其中的道理也不能不是这样。
又例如杜甫诗《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中“晨钟云外湿”一句，是用晨钟作为物象来谈湿吗？云外的事物，何止成千上万；况且钟就一定要在寺庙；即使是在寺庙中，除钟之外，物体众多，为何偏偏说湿了钟呢？诗人写作时，因为听到钟声有所感触，才这样安排的。钟声没有形状，真能够湿？钟声进入耳朵才会听到；听在耳中，只能分辨它的声音，哪里能辨别它湿不湿呢？说云外，是眼前又看到了云，并未见到钟，所以要说云外；可这首诗是因为雨湿而创作的，有云然后才有雨，钟被雨打湿，那么钟是在云层遮蔽之内，不应该说是云外。这句诗，我不知道它写的是耳中听到的？还是眼里所见到的呢？或是心里揣摩出来的呢？平庸的文人对此一定会说“晨钟云外度”，又有的必定要说“晨钟云外发”；决不会有写湿字的。他们不懂得那是隔着云层见到钟，在钟声里听出了因湿而发闷的声音。这才真是奇特地领悟了天地人道的妙处，从极为深刻的思考中产生出了艺术顿悟，因此才会达到如此自然浑成的诗歌境界。
再比如杜诗《摩诃池泛舟作》中“高城秋自落”一句。秋天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说它落呢？时令交替的过程，没听到过有人说它是落的。就算秋天能落，为什么把它与高城连接起来呢？之所以说高城落，就是因为秋天实际是从高城最先感受到它的降临，于事于理都是这样的无法变更呀！
提示：以上四段，分别用杜诗中四个例子来详加论证自己的观点，深刻指出：诗歌一定要对客观事理进行艺术加工；只有虚实相兼，心象融合，内心与外物统一，理事情贯穿一体，善于表现出非常理之理，非常事之事，非常情之情，这才是诗家才、识、胆、力的最佳体现，这才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以上随意地列举并说明了杜甫诗集的四句诗。如果用平庸文人的眼光来看，诗歌要讲理，理怎能讲通呢？用诗歌来说事，事又在哪里呢？佛家所谓言语神妙无定、思想飘渺无迹，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最虚空的往往是最真实的，越高远的才越加亲近。（它）展现在心灵与眼目的融会之间，恐怕就如同飞鹰跃鱼那样的显著。道理既然明白，还能够认为诗歌无实事可求吗？古人入事合理的精妙之句，像这样的非常多，姑且举出以上四句，用来类比其它诗歌。还有用事实肯定无法解释的（作品），随意举一些唐代诗句。比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将海水添宫漏”；“春风不度玉门关”；“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颜不及寒鸦色”等句。像这样的诗句何止成千上万，但决不会有（诗中所描述的）这种事情发生，（这些）实在都是些感情激越与想象联想中的夸张句。感情必须遵循一定的道理，才能够锻造得深厚真实而被人接受。感情与哲理相互交融，客体的事物不也就融汇在其中了吗？
提示：这一段，对以上所举四例进行小结，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真理事情与诗歌中的理趣物象之间的差别及其辩证关系。
总之，写诗的人，实际上必须要表现理、事、情。说别人可以说的，解释别人都能理解的，就会产生平庸之作。只有一般人无法阐明的哲理，无法洞察的事物，以及不能直接表达的情感，（我们却）借助深刻思索揭示真理，通过想象来构筑故事和物象，在扑朔迷离的联想中使情感得到升华，这才能创作出哲理深刻、事物真切、感情浓烈的诗句。庸俗文人的耳目心思中怎会具有这样的境界呢！那么我所论述的理、事、情这样三个概念，就不是迂腐的、怪僻的和僵死的概念了。了解并且真正掌握了上述观点和艺术技能，不仅仅有益于写诗，还会有益于对一切事物的认知与表现啊！

况且胸中没有见识的人，即使天天勤奋学习，也不会有真正的收获。俗话戏称这样的人为“两脚书橱”，背诵的日益增多，多了反而更加受累，等到铺开纸张创作时，胸中无数，思如乱麻，无从下笔。心中见识少而胆子越小，想说而说不出，或者能说又不敢说，在浅薄的观念和法度上谨小慎微，既怕不能附和古人，又恐被今人看作笑柄。就像刚过门的小媳妇，战战兢兢；又像跛足者登高，每走一步都恐怕摔倒。篇章写作，本来是件潇洒挥毫的乐事，（对于见识浅薄的人）反倒像是被束缚住手脚，到处都有障碍似的了。又有浮躁者必定说，古人某某的作品就是这样写的，除了我，他人必不能掌握这种技法；不自信者也说，古人某某的作品就是这样，今天也听某某人就这样传授的，而我正是照此来写作；狡诈的人心中认可，却不传授给他人；愚昧的人心中不理解其中的道理，只会向人们夸耀，认为自己的创作很有出处。更有人在创作时，意思已经说完，本不必再罗嗦，但是害怕纸张未满，不合定格，于是就想方设法扩充篇幅，成了画蛇添足；有的人意思尚未说清，正应当挥毫泼墨，但由于害怕突破前人尺度，赶紧草草收笔，这又成了虎头蛇尾的作品。上述种种作者，因为缺乏见识，所以没有胆量；不敢放笔抒写，也不能自由创意，这些作者陷入创作困境的教训，不能不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