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魏延是怎样一个人，是真谋反还是被冤枉的？

2025-02-24 10: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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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有一次魏延用计，结果诸葛亮不采纳，然后就有了矛盾，实际上那次魏延和陈式对诸葛的用兵就很不爽，但是后面没有说明白，因为三国里面美化了诸葛亮，所以对于魏延的评价是不公平的。
里面说魏延脑后有反骨之类的，纯粹是诸葛亮胡诌，为了杀魏延，最后魏延叛变，实际上也是被逼的。因为当时魏延打翻了祭坛，被迷信的古人认为他是杀害诸葛亮的罪人，实际上，后期在蜀国他已经无立足之地了。

诸葛亮本身是不会用人的。比如马谡，比如魏延。

魏延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不过能担任汉中太守。地位仅次《五虎将》，可见他的地位还是很重要。

回答2：

电视剧《三国演义》魏延(王心海饰) 电视剧《三国演义》魏延(刘威饰)初随刘备作战，智勇双全，勇冠三军，深得刘备信任，刘备称王后受封汉中太守，后诸葛亮北伐，任征西大将军，曾经向诸葛亮提出著名的奇袭长安“子午谷奇谋”，但未采纳。魏延为人孤高，深明大义，多立战功，在后期尤其为诸葛亮所倚重。但是性格上比较矜高，有些叛逆性（这个“叛逆”不是古代意义上的谋反，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比如我们会说某个小孩子挺叛逆），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时常发牢骚，不懂得处理官场上的人际关系，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与杨仪势同水火。在诸葛亮死后，因为不甘心就此撤军以及不能容忍兵权落到死对头杨仪的手中，而擅自违背诸葛亮撤兵的遗令，率军烧毁栈道、攻击杨仪。最后被冤枉成谋反，遭受“夷三族”的悲惨后果。

回答3：

易教授讲的很好，我也非常喜欢他的品三国，但是大家都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吧，我支持的是魏延没有谋反，这只是内部争权斗争的一种迫害，魏延是那个出头鸟。我还给楼主找了点资料，希望对楼主有用。千古奇冤　　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记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如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应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杨仪任何职呢？不知道。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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