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全面扩大内需，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原因

2025-02-23 0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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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近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一轮新的高速增长期，结构失衡现象也趋于严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在增强，而消费对GDP的贡献呈下降之势。近5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较快，而消费品零售总额（近似于消费）占GDP的比重则原地踏步。
　内外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内外失衡表现为出口飙升，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增加，中国的国际收支表现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同时出现了居高不下的“双顺差”，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被动增长和升值压力，而内部失衡方面，储蓄过度、投资扩张过快与消费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问题突出。这样，出口、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就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与“双顺差”并存的是“双依赖”——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近45%的投资率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投资增长之最；而投资带动的产能剧增和国内消费不足又使中国经济向外部市场更加倾斜，致使中国出口依赖度不断攀高，并居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接近80%，美、英等发达国家在80%以上。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1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而我国2004年的最终消费率只有52.98%，其中居民消费率仅为41.43%，分别比1990年下降10个百分点和约9个百分点。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潜藏的过分依靠出口和投资、而消费偏弱的不和谐阴影日益清晰。这种“跛脚鸭”式的增长方式无疑是不经济的、难以持续的，更不是中国要达到富民强国之彼岸所应遵循的理想路径。
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软肋
　消费需求持久低迷，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和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
　资本供给难以满足投资无限扩张。由于粗放式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如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建国以后50多年的平均值为0.43，2002年下降到0.15，且呈继续下降之势；2005年第三季度中国上市公司利润出现负增长，资产回报率也开始下降，高速增长对资本需求的渴求与资本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难以完全依靠已经极度膨胀的内部积累来化解，因而不得不增加对外资的追逐。多年来外资的进入一直是中国投资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而且也形成了对其不可或缺的严重依赖，一旦资金供应链条中断、无法继续放量或者控制过度，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减缓。
　近10年来，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的比重提高到55%的水平，而且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以上。而外资供给也并非无穷尽，冲着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而来的外资可能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不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热度降低，耐克公司减少在广东加工厂订货而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越南办厂等情况就是佐证。尽管外资企业享受比内资企业低50%的实际税负外加其他优惠，2005年上半年外资流入还是出现了颓势。
　资源短缺和基础设施瓶颈难以支撑投资/产能膨胀。资源和能源供应能力不足和不再廉价成为投资/产能扩张的桎梏。目前，中国的能源和资源供给潜力不足以持续支持目前经济高速增长所需消耗的规模，而且，中国这一资源黑洞也已经让境外供应商甚感吃力。根据预测，若按照目前最节约的日本能源人均消耗水平（5.3吨）计算，到203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总能耗也需要80亿吨标准煤（15亿人），即比目前的20亿吨标准煤再增加3倍，仅石油年进口量就要达到20亿吨，接近目前世界年均石油贸易量（22亿吨）。
　但如果2030年后年均消耗90亿吨煤炭的话，中国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将比2005年的2700万吨再增加3倍多，而环保专家计算的中国最高环境容量只有1600万吨。此外，铜、铁矿等许多资源，以及水、土地、电力、运输条件等也难以支撑投资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压力。
　低收入、低消费抑制劳动力扩大再生产。近年，沿海已经出现的民工荒表明，被过分压低的廉价劳动力并非源源不绝，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以换取竞争力的空间在萎缩。长期低收入、低福利使生产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受阻。目前中国有4亿多人的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以下（还包括实物折算）。
　劳动者收入过低不仅会影响其身体健康状况，而且会减少甚至剥夺其享受休闲、娱乐、健身机会，使其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素质难以提高，制约其劳动素质、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的提高，造成不仅产品与服务质量提高慢、创新能力不足，而且安全事故多等严重后果。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仅安全事故和灾难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就高达8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
　外部市场难以消化中国过剩产品。根据近年消费品市场主要商品供求分析报告，国内600种主要商品中，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的有446种，占74.3%，而与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关系密切的工业品供过于求的比重高达84%，国内企业开工率经常维持在60%的低水平。内需消化不良，必然要寻找出口渠道，而外部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首先，贸易规模扩大会导致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随着中国出口快速增长，中国贸易条件指数从1995年的109%下降到2004年的90.8%，而2001～2004年下降更快，年均下降2.2个百分点。2004年贸易条件恶化的大约5%又转化为占国内生产总值1.5%的购买力的下降。这种“以经常项目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资产+大规模外资内流”的组合实际上等于中国用境外低收益资产替换国内高收益资产的利益倒贴行为，即“贫困化增长”，在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下很难长久持续。
　其次，出口过分扩张引起贸易摩擦增多，国际声誉受损。中国资本与外汇的“双顺差”加剧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经贸争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外已经发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与特保措施调查700多起，影响到中国70%多的出口企业200多亿美元的出口，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政府消费扩张无法实现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最优配置。在消费中，政府消费很旺而居民消费不足，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增长呈现出前高后低之逆势变化：两者在社会消费总额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19.8∶80.2变为2004年的21.8∶78.2。政府消费扩张的根本问题还在于政府行政性经费快速增长，而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科技、国防等公共服务开支的增长却较慢，2003年高达3.8万亿元的国家实际支出中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和医疗四类的只有21.3%，而在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往往是公共服务支出，行政经费支出受到严格限制而增长最慢。
　因此，扩大消费需求，依赖政府消费扩大是行不通的。因为通过增加政府行政开支既会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社会成本，又会促长奢侈与腐败之风，加大官员与百姓实际收入和福利的差距，容易形成社会不满情绪的累积。
扩大消费需求，构建内需主导增长新模式
　转变增长理念，树立大国经济自主增长的新思维。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稳定和明显。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投资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增长0.2%；而居民消费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增长0.8%。需求不足必然使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从而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增长难，这些又降低了整个居民购买力，在出口受阻情况下，造成生产过剩并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考虑到“十五”期间暴涨的投资肯定会在“十一五”后期出现产出高峰，如果不能使国内消费同步甚至更快增长，则“十一五”期间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几率不小。中国资源要素、人口和市场条件决定了不可能像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小国那样依靠外部市场来发展经济，不能通过产业外部转移来解决就业和产能过剩矛盾，不能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解决顺差问题。内需主导是大国经济的普遍特征，调整国内结构对大国经济更为重要。
　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多次提出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2月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扩大消费需求、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是2006年经济工作的八项主要任务之一。为此，要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更多依靠消费为主，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
　这是增强自主增长能力并更好地处理国际经贸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双赢局面的关键。切实转变片面追求速度的短期政绩观，将中长期结构优化、平稳发展摆在首位，及时制定鼓励消费需求的有效政策并将其落到实处是关键。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核心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和农民收入。为此，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变多年来事实上的先发展后吃饭、积累重于消费、增长高于生活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建设方针，要使国民收入分配向消费适度倾斜，并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取得均衡，甚至在今后一段时期让消费保持更快的增速。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关键在于适当压缩政府经济建设投资和相应增加公共服务开支；建立合理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使职工工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群、加大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力度。特别要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中国消费不振，主要是由于占人口60%的农民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弱。要通过完善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机制保证农民权益、减轻农民负担，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使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并防止脱贫农民返贫。
　增强分配公平，减少两极分化。少数人收入高、多数人收入低是目前储蓄居高不下、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中国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88扩大到90年代中期的0.388和目前的0.45。前些年中国过分追求效率优先，结果公平受损。如今，必须实现公平优先，公平与效率兼顾，这就需要通过再分配体制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大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力度。
　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倾向。中国居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高和支出增加刚性的预防性储蓄偏好很高是消费倾向降低、即期消费减少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子女教育、就医、养老、买房等四项用途占居民储蓄用途的66.5%。通过改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解决居民预期支出增加是提高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强调指出，要获得广泛支持，必须让大众分享增长的成果，而且要落实到明确和有效的机制与制度上。一方面，要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体制等进行市场化改革，促进竞争，改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完善监控，对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必要的优惠和保障，规范和完善城市“低保”，加快普及农村保障等，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
　在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上，改善消费信贷，拓宽消费信贷领域，鼓励和便利消费。还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诸多不利因素，如地区封锁、内外贸分割、企业不正当竞争及假冒伪劣猖獗等，因此，亟须加大执法力度，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创造诚信、健康与安全的消费环境。
　拓宽消费领域，加快消费升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新兴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还很低。据统计，中国居民消费中衣食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49.5%下降到2003年的46.9%，下降不到3个百分点，文化娱乐所占比重由13.4%上升到14.3%，上升不到1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缓慢又反过来制约了消费的扩大。
　促进消费升级，第一，要认识到现代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对于整个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目前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低于发展中国家45%的平均水平。发展服务消费是促进我国消费扩张的一个重要领域。
　第二，要大量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并创造生产和消费的良好环境。除了发展住宅、汽车、家电、IT产品等硬服务消费外，特别要大力发展旅游、信息、教育、文化、健身、艺术、休闲等软服务消费。
　第三，需要扩大服务业生产与消费领域的开放，减少对文化、教育、出版业等传统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行政审批干预，打破垄断经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第四，政府要通过财税、信贷、土地等政策优惠鼓励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从注重“中间产品”（金融、交通、宾馆等）消费转向注重“最终产品”（文化、娱乐、信息、餐饮等）的消费，扩大家庭对服务的最终消费，推进产业结构与消费升级的良性互动。
　第五，要宣传和引导居民转变消费意识，从偏重物质消费转向物质与精神消费并重，倡导从偏重硬服务产品（旅游、娱乐、餐饮）的消费到重视软服务产品（文化、艺术、体育等）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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