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曹雪芹为什么要创造“甄宝玉”这个形象？

关于《红楼梦》中的甄宝玉这一人物，以及贾宝玉和甄宝玉这两个人物的关系问题，学者们的论述已有不少，有些人认为作者为什么这样写，是个谜。俞平伯说：“甄宝玉自然是宝玉的影子，并非实有其人。但何必设这样一个若有若无的人呢？这不但我们不解，即从前人亦认为不可解。”①蔡仪江则认为，甄宝玉的形象，是用典型化理论无法解说的现象；因为典型，是“这一个”，而《红楼梦》却偏偏写成了“这两个”。②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这是曹氏的败笔。
曹雪的的《红楼梦》是否有败笔，笔者未及研究，不敢断言。但甄贾宝玉的描写，决不是什么败笔，而是一种用独特的典型化方法塑造“矛盾人”的，和这部伟大名著的主旨密切相关的成功之笔。
说“甄贾宝玉”是败笔的主要论据是：
曹雪芹受古代小说戏曲的影响极深。他虽然竭力反对蹈袭前人，反对陈腔滥调，有许多创新和突破，可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仍无法摆脱旧作品的羁绊。谁都知道，双包案是我国旧小说旧戏曲中熟了又熟的俗套，《水浒传》里有真假李逵，《西游记》里有真假猴王，还有什么真假包公，真假济公等等，都是用一真一假的手法来刻划正反人物的性格。其下乘者，则更以此卖弄噱头，迎合低级趣味。可惜，曹雪芹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免俗，落入窠臼。如此看来，甄宝玉竟是《红楼梦》中的多余的人，是曹雪芹的一大败笔。③
说《红楼梦》的“甄贾宝玉”是因袭前人的俗套，说甄宝玉是《红楼梦》中的多余人。其实不然。
“真假包公”“真假悟空”等等，写的是正反两个对立的人物，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形象；而“甄贾宝玉”，写的则是同一个形象的两个方面。二者在内容和手法上都是迥然不同的。
俞平伯说“甄宝玉自然是宝玉的影子”，这种说法也未尝不可。但准确的说，是宝玉这个人物矛盾的一个方面，本文后面要详说的。俞先生认为甄宝玉“并非实有其人”，又说是“一个若有若无的人”，不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人物。既然“非有其人”，却又“若有若无”，这种说法就自相矛盾了。其实，甄宝玉并不是一个若有若无的人。从第二回和第五十六回对这个人物的间接描写来看，雪芹在八十回后必定有所直接描写的。这个人物在书中的地位是实实在在的，哪会若有若无？作为一代名著的《红楼梦》，作者设置这个人物，决不会是游离于全书之外的“多余人”，而应当是整个作品群体人物形象的有机构成的一个部份，肯定有他的重要作用。
蔡仪江用典型化的理论来考察甄宝玉的形象，认为甄贾宝玉是 “这两个”，不符合典型是“这一个”的原则，因而对此也无法理解。蔡先生在这里显然是没有弄清楚“甄贾宝玉”是同一个形象的两个方面。看似“这两个”，这是其表面；其本质依然是合二而一的“这一个”。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典型的创造。
贾宝玉和甄宝玉，从名字看，就是假宝玉和真宝玉。这一点，多数学者的意见是相同的。
冯其庸先生在《伟大的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祭》里说：“《红楼梦》里把具有真知灼见，真才实学，真性情，真思想的人叫作‘贾宝玉’（假宝玉），把走仕途经济，读圣贤书，走科举之路的人叫做‘甄宝玉’（真宝玉），这就是对真假混淆的辛辣讽刺。”这个说法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仅仅是曹雪芹写“真假宝玉”意图的一个方面。
近日看到网上有何华彦先生文章，说甄宝玉和贾宝玉这两个人“在现实中是一个人。甄宝玉是曹公现实生活的基本写照，而贾宝玉呢，是曹公理想生活的写照。甄宝玉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开始的生活和贾宝玉简直一模一样。到后来，甄宝玉家被抄，家道败落。再到后来，蒙上恩赦，虽然又重新开始，但根本不可能和从前比了。贾家呢，当然也是这一个格局，到后来因为是高鹗写的，所以，不知道曹公要把贾家写成怎么样，大体上看，应该也是这一般吧。只不过，所不同的是，贾宝玉肯定没有去考科举。贾家败落，族人俱流落他乡……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曹公是将现实中的一个原形分成两个人物来写的，只不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却不是我所能明白的。”
“将一个原形分成两个人物来写的”，就是说，“甄贾宝玉”看似两个形象，实际上是同一个形象的两个方面。何先生的这个看法是很独到的。
笔者依据何华彦先生的意见，对这个问题再加以补充和申述。

二、“甄贾宝玉”是同一个形象的两个方面
歌德的《浮士德》有言：“有两种精神居在我们心胸，一个想要同另一个分离。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另一个猛烈地要离凡尘而去。”纪伯伦有诗：“有两个我，一个我在黑暗中醒着，一个我在光明中睡着。”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人，也不例外。人，是矛盾的合体。所谓纯粹的人，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现实中的个人，其性格和品德，是复杂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心灵世界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往往同时并存着，矛盾着，甚至是无时无刻在斗争着，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着。《浮士德》的作者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恩格斯对歌德就作过精辟的评价：“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前者对于环绕在他四周的俗气抱着厌恶的心情，后者使自己必须和它妥协，适应于它。因此，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⑤在文艺创作中，那种把人物的性格简单化和类型化的情形固然也不少，但杰出的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总是立体地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展示出来。
歌德所言 “有两种精神居在我们心胸”的人，在现实中很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人，可称之为“矛盾人”。这种“矛盾人”在艺术作品中是很多的。艺术家在塑造这种“矛盾人”时，可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来表述。通常的手法是把这人物的这种矛盾性格合在一个形象之中，来写这一个人的思想矛盾和思想斗争。中外文学，大多采用这种写法。
还有一种很独特的表现方法，就是把同一个人的性格矛盾的两个方面，分成两个对立的形象来写。唐代作家陈玄佑的《离魂记》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篇小说中的倩娘，与表哥王宙热恋。父亲要把她另嫁。她不从，一心爱着王宙。父亲于是把王宙调往京城。王宙临上船前和倩娘痛苦决别。写到这里，小说笔锋一转，把倩娘分成了两个形象。一个倩娘迫于封建礼教，听凭父母包办婚姻的摆布，害着相思病，安分守己在家中。另一个倩娘，却冲破了封建牢笼，在恋人王宙离去的当夜，只身私奔到王宙的船上，跟随王宙到了蜀地。二人结为夫妇。婚后五年，生了两个孩子。因思念父母，倩娘又同丈夫回家里来。父母亲听说女儿从外地回来，很奇怪，“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两个倩娘，一个病在家中，一个在船上。家中的倩娘听到这一消息，“闻喜而起，饰妆更衣，出与相迎。”于是两个倩娘合而为一。这是很明白的。小说中的两个倩娘，就是一个倩娘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这种写法是突出人物思想矛盾斗争的激烈，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形象，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有主有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作品的主旨，是冲破包办婚姻牢笼、追求自由爱情并获得胜利的方面。
这种把一个人物的矛盾分成两个形象来写的艺术手法，陈玄佑的《离魂记》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创新。
《红楼梦》作者创造贾宝玉和甄宝玉这两个形象的用意和笔法，与《离魂记》中的两个倩娘笔法相似。这是文学的继承性。但《红楼梦》又不是简单的对《离魂记》的模仿，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新意。
甄贾宝玉的共性，就是宝玉。宝玉，作为一个贵族公子，在贵族阶级统治者的眼里，在甄、贾二府主子的心中，他理应是一块纯粹珍贵的“宝玉”；这种纯粹的珍贵，就是能成为贵族阶级的接班人，走“学而优则仕”的正统之道，为贵族家庭光宗耀祖。然而，这块宝玉却并不纯粹，它有真和假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假的宝玉：他厌恶那个腐朽的贵族世界，讨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教，喜欢在封建主义所规定的礼教范围之外行动，不愿意走“学而优则仕”的正统之道，用避世主义的态度，躲在女儿国里消磨时光。这样的宝玉对于贵族阶级来说，当然是一块假货，故曰假（贾）宝玉。这是宝玉这个贵族公子性格的一个方面，在曹雪芹的笔下，是把宝玉的这种叛逆性的性格当作主要的方面来写的，所以贾（假）宝玉成了《红楼梦》的主人公。然而，人，既然是矛盾的合体，这个贵族公子，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之中，就不可能是天生的纯粹的叛逆者。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必然会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必然会有矛盾和冲突。他对封建主义有叛逆，也有顺从；他想离开封建主义而独立逍遥，也想走“学而优则仕的”正统之道，为封建主义效力，因而就有了真（甄）宝玉。这个甄宝玉，虽然也曾叛逆过自己的阶级，与贾宝玉曾经是同一个人物，但他后来却有了转变，终于走向正道，成了贵族阶级所喜欢的接班人。对于贵族阶级来说，这个宝玉才是真的宝玉。
因此，贾宝玉和甄宝玉，实际上是同一个宝玉，同一个人物的真和假的相互矛盾着两个方面，是一个人物的矛盾性格的两个方面。作者在这里所用的方法，不是在一个形象之中，来写他的思想矛盾，写他的转变过程；而是采用《离魂记》中的“两个倩娘”这样的特殊手法，把思想的、性格的矛盾分成两个形象来表现。所不同的是，《离魂记》中“两个倩娘”，虽然各有形体，各有性格，各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但读者读到小说的结尾，两个倩娘合二为一，便立即明白了作者的意图，文学的意境明朗浅显。而《红楼梦》中的两个宝玉，由于作者用的是“烟云模糊”法，写得隐蔽含蓄，其所含蕴的《红楼梦》主旨，意境深遂，致使读者，甚至是研究者们也跟着“烟云模糊”，猜不透作者这样写的用意所在。这也是《红楼梦》在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意境的创造上的一大特色。
“甄贾宝玉”是《离魂记》“两个倩娘”的继承和发展，但和什么“真假包公”，和《西游记》的“真假悟空”等，却完全是两码事。
俞平伯“甄贾宝玉，一式无二，即《西游记》之真假悟空”的说法，完全不对。在吴承恩的《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这一形象，在跟随唐僧取经的过程中，虽然由于唐僧对他乱用紧箍咒而使他曾经有过某种动摇，但从总的倾向来说，他为取经效力的思想是纯粹的。书中出现的那个假的孙悟空，不是真的孙悟空的一个方面，而是一只六耳弥猴，和假包公相类似，是为了从从反面衬托孙悟空而设的一个独立的形象。
但在当代的电视剧《西游记》中，情形却有了改变。“真假悟空”的出现，似有“两个倩娘”和“真假宝玉”的意味：具有非凡本事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方面跟着唐僧取经，忠心耿耿地为平庸的唐僧效力；另一方面，在他的心灵深处，又时时梦想着在花果山唯我独尊为王。于是有了假悟空出来捣乱。假悟空也是本事非凡，谁也降服不了他，只有如来佛，一眼看穿了问题的实质：“二心生真假”；如来佛帮助孙悟空去掉了“二心”，牢固其“一心”，于是，真假悟空合而为一了。真假悟空这两个形象，在如来佛的眼中，原来只不过是同一个孙悟空的“二心生真假”。这比起原著，是更有味的！④
说甄贾宝玉即吴承恩《西游记》之真假悟空，不对。说是和当代电视剧中“二心生真假”的真假悟空，有点相似，可以说通。
和《离魂记》的“两个倩娘”电视剧《西游记》的“真假悟空”一样，曹雪芹并没有让真假两个宝玉平分秋色。全书着力刻画的，是叛逆性的贾宝玉。八十回前，甄宝玉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二回，冷子兴和贾雨村谈到贾宝玉时，贾雨村也说起了金陵甄府的甄宝玉。他与贾宝玉在相貌和性格上简直一模一样。贾宝玉说：“女人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甄宝玉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第二次是在第五十六回，那是写甄府四个女人来贾府请安，谈起甄宝玉生活和学习情况，竟与贾宝玉毫无区别，贾母惊奇了，叫贾宝玉出来相见，四个女人一看大为诧异，都说：“模样是一样”，“淘气也一样”。后来，贾宝玉在对大镜子睡觉的梦中见到甄宝玉，则是他自己在镜子里照着的影儿，双玉相会，竟不辨是梦是真。实际上，这时候的甄、贾宝玉，是合二而一的，因此时人物的思想矛盾尚在潜伏之中，未曾发生。作者这样的写法，有两种用意：一是用渲染法，反复强调贾宝玉性格中的混沌天性之美，这种美是和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二是为后来的甄、贾两个宝玉的思想矛盾和思想斗争作铺垫。这里，曹氏写甄宝玉的形象是间接的，模糊的；而写贾宝玉则是直接的，明朗的。有人说甄宝玉的形象的模糊，是雪芹的败笔。殊不知这正是他的神笔所在。

三，特殊的典型化艺术方法——矛盾分身术
恩格斯在谈到艺术典型时曾说：“每个人都是典型,而又有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 这意思是说，典型人物的共性，是应当通过活生生的“这一个”人物的独特个性来体现的。“这一个”所强调的是人的个性。而人的个性往往是矛盾的和复杂的。“甄贾宝玉”把人的矛盾分成两个形象来写，这种特殊的典型化艺术方法，可以称之为“矛盾人的分身术”。
已如前述，这种“矛盾人的分身术”，萌芽于中国的唐人小说《离魂记》，在《红楼梦》的“甄贾宝玉”中获得很完整的表述。继《红楼梦》之后，在中西方的艺术创作中，也有很成功的表现。
有意味的是，中外古今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们，在艺术的构思方面，有意识的继承和效法前人和他人的情况固然大量存在，而无意识的偶然性的巧合，也不在少数。《三国演义》中的《孟德新书》，当张松说，这部书早在曹操以前的的古代就有了时，曹操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这不能看成是曹操的故意辩解，这种“暗合”，是极有可能存在的。文学的继承性，在许多时候常常是一种巧妙的暗合。中国十四世纪施耐庵《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和意大利十六世纪邦戴罗《兄弟盗宝》中的“盗尸”，所用的“麻醉药酒法”竟然如出一辙，邦戴罗肯定没读过《水浒传》，纯粹是一种暗合。
同样有意味的是，比曹雪芹晚几十年的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他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主人公浮士德和魔鬼靡菲斯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人物的两个方面。这一人一魔，一主一仆，形影相随，呼吸与共，相反相成，相生相克，正是辩证法的“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基本原则的体现。⑥这和《红楼梦》中的“甄贾宝玉”，很有相似之处。歌德也没有读过《红楼梦》吧，这种相隔万里不同时代的两个文学巨人的这种艺术构思，如此相似，也是一种暗合吧。
“矛盾人的分身术”在现代的中西方的艺术创作中，已经成为一种流派。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意大利作家伊塔洛�6�1卡尔维诺（1924--1985）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贵族出身的梅达尔多子爵（被授予中尉军衔），在与奥地利的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一颗炮弹击中胸膛，结果被分成两半，每一半仅有半个额头，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半个脸颊，半个鼻子，半张嘴巴，一条胳膊，还有一条大腿，但仍然活着。右的一半被军医救活，回到城堡，净干坏事，给人们不断带来不幸，不仅树上的果子，地上的蘑菇都被他掰成两半，而且在夜间纵火烧毁农民的牲口、农具、茅屋，甚至人也被他烧死，人们在背地里都骂他是“邪恶的子爵”，原来梅达尔多身上的全部邪恶都集中在这一半了。梅达尔多的左面的半身被抛弃在战场之后，被两个隐士发现，并且被治疗救活了。他从痛苦中体验到人世间的痛苦，并从痛苦中升华为一种博爱的精神，决心在医治别人的创伤中医治自己的创伤，因此，他回家乡后从早到晚地看望老人，穷人，不断地做好事。这半身集中了梅达尔多的善良部分，成了“善良的子爵”。邪恶的子爵非常仇视善良的子爵，并且都因同时爱上了乡村姑娘帕梅拉，便展开了一场决斗，而在决斗中两人又相互劈开原来的伤口，并扭成一团，粘在一起，后来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又变成了一个健康完整的人。这个人虽然还是原来子爵的样子，但是，他已好坏相兼，同时具有善良和邪恶的特性了。⑨
亦好亦坏的“矛盾人”，分身为二，又合二为一。读者一看即明。但台湾作家周鼎的微型小说《妻之出走》则又是另一种风格：
就寝前，我与妻在客厅沙发里温存。公安局来电话，说有位少妇在公园哭泣，查明是我的妻，要我去接她回家。我好奇地到了公安局，果然见妻坐在那里，泪水未干。我惊问她何时因何离家的？她说一小时前，说因我不理她，她出走到公园大哭。我于是挽了妻乘车回家。另一方面，我和原先的妻在家中，我说“到睡觉的时候了”，妻在我怀里轻声一笑，便携手进入卧室。
这小说中有两个妻，也有两个我。一个妻和我坐在家中沙发上，另一个妻从公园哭到公安局，由另一个我去将她领回。最后是两个妻和两个我合二为一。实际上，两个妻和两个我，是同一个妻我的两个方面，反映了夫妻感情温存和冷漠的矛盾和统一。这小说用的是模糊写作法，颇像《红楼梦》八十回前写甄宝玉，不容易让人分清是二是一，以致有评论家把其中的两个妻当成了离婚了的前妻和如今的妻。
似乎有些离题了。这是笔者用旁征法，为了说明《红楼梦》的“甄贾宝玉”的“矛盾人分身术”，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到如今已经是一种常见的艺术玩意了。

为了呼应他“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出有还无”的主题

与贾宝玉对比。这是红楼梦一大特点。例如甄士隐就是“真事隐”

对应贾宝玉，假矣真来真矣假，真真假假难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