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词的艺术特色

何谓“骚雅”？简而言之，就是要有寄托。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 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 “离骚”者，牢骚也；《小雅》者，怨诽之辞也，都属于情绪感触。然此种牢骚感慨，不但是“不淫”“不乱”的，而且“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涅而不缁”，可“与日月争光”，是十分高洁的。可见，它已经不是一般的牢骚感慨了，而是作家深心中的一种怀抱，一种寄托。（关于“骚雅”乃姜、张词中之寄托说，详见方智范、邓乔彬等《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至98页。我认为因身世、时代之不同，二人词中之寄托也有差异。玉田后期词确乎大半为黍离之悲、兴亡之感，所谓“玉老田荒”是也。而白石还只是处在“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的时代，故其词中寄托系乎家国兴亡之慨者并不太多。玉田于此亦未必不察，其所以借白石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乃如书中所言正因畏文网而故加隐约也。） 而所谓寄托，因作家心中的情志感慨不同，故有着多种多样的内涵。即以唐宋词为例，同是吟咏美人香草，山川风物，有寄意于对君国之忠厚缠绵之致的，如冯延巳的《鹊踏枝》、辛弃疾的《摸鱼儿》；有寄意于年华流逝而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如贺铸的《青玉案》《芳心苦》；有寄意于亡国深哀黍离之悲的，如张炎的《解连环》、王沂孙的《眉妩》；有寄意于人格气骨胸襟怀抱的，如苏轼与陆游的两首《卜算子》，一写孤雁，一写寒梅，其格高韵绝、苏世独立，皆寓其幽清孤峭之人格精神也。凡此种种，皆为词中之寄托，亦即所谓“骚雅”意也。
关于词中的寄托，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说得最为明白：“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

也。”之所以词中之寄托往往是“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蕙风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乃是因为它通于作者的性灵，而性灵，归根到底，又是来自于作者的身世感受。此种身世感受，向内来说，是深藏于作者内心中的一种极为深切或者极为隐秘的情感或者情结；向外来说，就是融贯于作品中的一种情思、情感，亦即所寄托的骚意。情思、情感，当然每个作家都会有，但如果在某个作家的作品中，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情思情感，始终或者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的时候，这种情思情感，就可说是已经进入到情结的层次了。正是这种情思情结，使他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从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题材，抒写何种情感都会或隐或显或强或弱地表现出来。
那么，就白石而言，隐藏在其内心中极深的情结是什么呢？我认为既不是早年与合肥琵琶女的恋情，也不是一般的怀才不遇、自伤漂泊之感，追根究底，最深沉处乃是一种极为强烈的人格、人品意识。正如清人蔡宗茂所言：“词盛于宋代，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其所以白石的同时代人与后世评家一再以“格”“气格”“格韵高绝”等来评价赞许他，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作品中那种一以贯之、时时彰显出来的极为高洁的人品气质、人格精神。而白石如此强烈的人格意识主要是来自三方面， 一是因早年失怙而造成的难与世偕的敏感、孤凄、伤感、幽独而又极思独立自强的心态；（这种心态从他最早的词作《扬州慢》词境中就可以看出。其词作终生未能走出这种伤感情调，虽为以后的身世遭际所致，但早年的心理定势当也是一重要原因。） 二是在成年后长期依人作幕、漂泊江湖之生涯中因位卑才高的屈辱心态所逐渐形成的一种极为敏感与强烈的自尊心； 三是因着杨万里、范成大诸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甚似陆天随”（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2版。）等评语赞许他，时人也往往因其人品高洁而敬重他而形成的自重心理。可以说，正是这三方面的原因，促使他产生了远较当时其他清客文人明确的人格意识，并进而在其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彰显出一种高雅狷介、超尘脱俗的人格精神。（注一）
姜夔是一位才华卓越、修养极为全面的文学家，在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中载有一篇他本人所写的《自叙》，其中谓：“某早孤不振，幸不坠先人之绪业，少日奔走，凡世所谓名公钜儒，皆尝受其知矣。内翰梁公于某为乡曲，爱其诗似唐人，谓长短句妙天下。枢使郑公爱其文，使座上为之，因击节称赏。参政范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待制杨公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于是为忘年交。复州萧公，世所谓千岩先生者也，以为四十年作诗，始得此友。……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

“清空”只是白石词貌，“骚雅”才是白石词骨。

而白石词中的“骚雅”所寄者乃是一种极为强烈的人格情结。正是出于对人格的自尊自立，使他产生了通过文学创作来彰显自己清高脱俗之人格气质的自彰自明意识，其词作之所以呈现出冷香、幽韵、清刚、峭拔等美学风貌也与其特定的创作旨趣与表现艺术有所关联。概言之，词不仅化作了白石精神生命的物质存在，也确立了他的生命精神、生命意志。正是通过对其词作的自矜、自赏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他才在极为清苦的生活中“独善”“固穷”以终身。

白石词，素以“风流”、“骚雅”著称：陈撰谓，南宋词人，要以白石为极诣，“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玉几山房听雨录》)；张炎称白石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入神观飞越”(《词源》)。这种风流骚雅的风格，乃是一定的生活情趣在艺术中的“升华”，应当从生活的“土壤”中去寻求它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