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嬗变轨迹

论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徐柏青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石　435002)
〔摘　要〕　先秦诸子散文以立意为宗,说理见长,体裁上属于论说文,代表著作主要有《论语》《墨子》《孟
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论语》为语录体,虽有少数篇章具有政论性质,但更多的是简单的判断和结
论,属于论说文的萌芽或雏形。《孟子》对《论语》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以对话的形式结构成具有论说文性质
的篇章,以及高超的论辩艺术。《墨子》明显表现出由“对话”为主向“专论”为主的过渡,且注重论证,讲究
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充分,奠定了论说文的基本范式。《庄子》则摆脱了语录体而发展成专题性论文,特别
是以“寓言”组成瑰丽篇章的表达方式,章法结构的奇妙,形成了独特风格,开辟了全新境界。论述以形象
思维为主,但不排斥逻辑思维,使哲学的抽象性和文学的生动性达到了和谐的统一。《荀子》基本上是成熟
的专题论文,不仅析理精微,议论透彻,论述周详严密,而且遣词造句,十分讲究修辞艺术,标志着论说文体
的成熟。《韩非子》继承和开拓了《荀子》论说文的体裁,并使之进一步完善与定型。其文多属政论,内容
丰富,体式多样,长于驳论;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长于矛盾律的运用,成为后世论说文体的楷模。
〔关键词〕　诸子散文;论说文;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7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733 (2009) 0520001208
　　先秦诸子散文,亦称哲理散文或学术散文,主要产
生于春秋战国时代。众所周知,就文体而言,先秦诸子
散文与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历史散
文不一样,历史散文的主要特点是“叙”,叙述历史事件
的发生、发展及其结局,并力图揭示历史发展演变的轨
迹。而诸子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论”,它们以立意为宗,
说理见长,重在表达思想主张与哲学观点。因此,从文
体上看,历史散文属于记叙文;诸子散文则属于论说文。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根据论说文的基本特征来论述先秦
诸子散文的特点,从而揭示出先秦诸子散文发展演变的
轨迹。史料记载先秦诸子散文十分丰富,但从论说文发
展演变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
要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这些著作,不仅反映出先秦诸子散文由语录体、对话体
到语录与对话的连缀成篇,再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
论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也反映出作为论说文的先秦诸
子散文由论断到论证,由简单到繁复的发展演变的轨
迹。
(一)
　　先秦诸子散文的最早作品,无疑是《论语》。《论
语》主要是孔子的语录,也是一部说理散文,大约在战国
初年,由孔子的弟子后学编纂而成。作为最早的说理散
文,《论语》的最主要特点,是记录了孔子作为思想家、教
育家的许多著名言论,特别是“孔子有些论政之语,代表
着儒家早期的政论文章。”[ 1 ]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
政》)话语虽然简短,但政治观点却表达得颇为充分。又
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这是孔子对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子产的评论,在这简短的评论中,
也明显地表达出孔子的政治主张。在《论语》中,我们还
可以看到一些有如政治短评的文章。如: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
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季氏》)
这段文字,主要从政权归属和群众舆论两方面,论
述了所谓“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的显著差异,见解
精辟而用语简要。其特点是:直抒己见,要言不烦,极有
深度,对于历史和现实,是深有感受的[ 1 ] 。同时,《论语》
中还有一些由对话构成的篇幅较长的文章,而这类文章
有的则表现出一些论说文的因素。如《季氏》篇首章: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
事于颛臾。”孔子曰:“求! 无乃尔是过与? 夫颛臾,昔者
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 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
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
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
为子孙忧。”孔子曰:“求!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
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当作贫)而患不均,不
患贫(当作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
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
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
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按照对话的过程,文章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
冉有、季路把“季氏将伐颛臾”的消息告诉了孔子,孔子
当即表示季氏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并列举了三点理
由:颛臾原先本来就是鲁国担任东蒙山祭祀的主持者;
颛臾本来就在鲁国的疆域之内;颛臾本来就是向鲁国称
臣,并无二心。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讨伐他呢? 第二层,
写冉有明白了孔子的态度后,连忙为自己辩解:“夫子欲
之,吾二臣皆不欲也”,企图推脱责任。而孔子并不放过
他,随即进行了驳斥:先引用良史周任的名言作理论依
据,强调要职责相符;接着用一个比喻,批评冉有、季路
失职;最后再用一个比喻,既批评了冉有、季路未尽到职
责,也谴责了季氏的兼并行为。第三层,写冉有既辩解
无效,推脱不掉,便直接说出了讨伐颛臾的理由:“今夫
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听
后,则对冉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正面阐述了自己的
政治主张,即“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修文德”使远
人归服;并且深刻指出,季氏这样做,只会激化鲁国的内
部危机,后果严重。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季氏将伐颛臾》这
篇文章虽然是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却是围
绕“季氏将伐颛臾”的是与非这个中心问题展开论述的。
文章既有孔子对冉有的批评驳斥,也有孔子政治主张的
正面立论,既有客观事实的分析,也有理论的阐述,不仅
表达了为政的观点,而且抒发了充沛的感情。其特点是
批驳有力,说理充分,不仅主旨鲜明,而且层次清晰,结
构严谨。这样的文章,既不同于《尚书》里的诰诫,也不
同于《左传》中的辞令,而是带有坐而论道性质的政论文
章[ 1 ]。
然而,从总体上看,《论语》作为说理散文还只是处
在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为它的“许多论点都只有简单
的判断和结论,看不到严密的推论过程。而且他们多数
皆极简短,大部分篇章属于散文的萌芽或雏形。”[ 2 ]。
如:“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诗》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
哉! 吾从周。”(《八佾》)“《关睢》,乐不不淫, 哀而不
伤。”(《八佾》)“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
仁》)“德不孤,必有邻。”(《里仁》)“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语
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雍
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雍也》)“三军可夺
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
之后凋也。”(《子罕》)“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
惧。”(《子罕》)“如有王者, 必世而后仁。”(《子路》)
“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
而不泰。”(《子路》)“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贫而无怨难,
富而无骄易。”(《宪问》)“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卫灵公》)“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
公》)“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乡愿,德之贼
也。”(《阳货》)等等。这些见录于《论语》的孔子的著名
言论,都是独立成章的,深刻地反映出孔子对社会和人
生、政治和哲学、教育和文学的深刻思考,的确十分精
辟,因而成为后世永远的经典名言。但是,从论说文的
角度看,这些独立成章的经典名言,只是一些简单的判
断而没有论证和分析。如果就这些判断和结论问一个
为什么,如为什么“巧言令色”的人很少有“仁德”? 为
什么说“《诗》三百”是“思无邪”的? 为什么“里仁为
美”? 为什么“德不孤,必有邻”? 从中却难以找到明确
的答案。因此,这些独立成章的经典名言,只能看作是
零散的论点或论断,还不是论说文。当然,孔子作为杰
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授徒讲学时绝对不可能只是
提出观点而不作任何论证和阐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
况,这恐怕是记录者和整理编纂者的原因了。也就是
说,孔子在提出这些观点时应该是有论证和阐述的,也
许是他的学生们在记录的时候,只是记录了一些主要观
点,而没有记录下孔子的论述,也许是整理和编纂者在
整理和编纂《论语》时,为了书写的方便而省略了这些观
点的论述,因而也就出现了《论语》中具有论断性质的经
典名言多,而严密的推论过程缺失的现象。对此,刘大
杰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的贫
弱,无论在历史或是哲学上的表现,都只能做到大纲的形式。详细情形,一切都待于口语的解说。”[ 3 ]尽管“因
为当时的物质条件的贫弱”,而造成《论语》文章严密的
推论过程的缺失,但是,这并不影响《论语》在我国散文
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为早期的说理散文,《论语》的
贡献仍然是巨大的。
(二)
　　《孟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先秦诸子散文进入到一
个新的阶段。与《论语》相比,《孟子》给人最为鲜明的
印象是文章形式有所发展,虽然还以语录体为主,但是
三言两语式的独白越来越少,对话较长,它已将简明扼
要的语录,发展为长篇大论[ 4 ]。
然而,如果把《孟子》中那些独白式语录与《论语》
中独白式语录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孟子》中有许多
独白式的语录体文章,已具有专题论文的性质。如《天
时不如地利章》: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
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
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
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
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文章的主旨十分明确,即高度强调“人和”的重性。
具体地说,就是阐明了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人心的
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得道”,即能
不能实施仁政。观点正确,论证严密有力,章法严谨,逻
辑性很强。又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阐述孟子关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理论,专题论文的性质亦十分鲜
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
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
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
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
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
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
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文章首先开宗明义,简明地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的观点,并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加以证明,从而增强了论辩的力量。为了使这一
观点更加成立,接着又以“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
怵惕恻隐之心”———这种人之常情,亦即社会生活的经
验为依据作进一步论证,从而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观
点更加确凿。既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
心”,那么相应地也就应该具有“羞恶之心”,“辞让之
心”,“是非之心”, 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人皆有
“仁”、“义”、“礼”、“智”四大善端,即“人性皆善”的结
论。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了这种理论对于人生修
养的重大意义。
如果再将《孟子》中由对话组成的篇章与《论语》中
的对话篇章相比较,我们又会发现,《孟子》中许多“对话
较长”的篇章,论说文的性质则更加明显,甚至可以说这
类篇章就是以对话的形式结构而成的论说文。例如《齐
桓晋文之事章》的主旨就是宣扬孟子关于“王道”的主
张,虽然由对话构成,却具有论说文的一般特征,即观点
鲜明,论证较为充分而逻辑推理较为严密。文章以“保
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作为全篇立论的总纲,然后以齐宣
王与孟子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逐层深入,从而全面、集
中地论述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其论证的过程大体上可
以作这样的概括:王天下的关键在于保民;保民的前提
是要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要不断发扬推广,即善
于推恩;推恩的具体表现是摈弃武力征战,重视富民、教
民。可谓先后有序,环环相扣,结构严谨,论证有力。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论语》相
比,《孟子》文章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像《齐桓晋
文之事章》这样长篇对话的篇章,不仅观点鲜明,而且也
具有论证较为充分,逻辑推理较为严密的特点。尽管如
此,但是,从论说文的文体特征的角度来看,《孟子》文章
仍然存在着主要是语录体形式,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
的论说文的局限。
我们认为,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孟
子》的主要贡献并不在论说文文体方面,而主要表现在
高超的论辩艺术。孟子是当时有名的“好辩”者,他自己
也承认自己“好辩”,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为
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为了从容应对论敌的责难,
所以孟子不得不“好辩”。从《孟子》中,我们可以看到,
孟子在论辩中,特别善于抓住所论问题的要害,进行剖
析和逻辑推理,重视把握论辩中的主动权,洞察矛盾变
化情况,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将对方引入“埋伏圈”内,
使其“就范”[ 5 ]。这里,仍然以《齐桓晋文之事章》为例,
因为这一章不仅是以对话的形式结构而成的具有论说
文性质的代表作,而且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孟子的论辩
艺术。如前所述,此文的主旨是宣扬孟子关于“王道”的
主张,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
曰:“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从齐宣王的提问,我们可以看到,齐宣王所要学的
是“霸道”,而孟子所要宣扬的则是“王道”,对“霸道”不
愿讲,也不屑讲。可是现在面对齐宣王的提问,该作如
何回答? 如果直接抨击“霸道”,那么这个谈话就无法进
行,孟子要说服齐宣王行“王道”的意图也就无法实现。
于是孟子便采用求同存异的战术,设法把对方引入到自
己设置的论辩内容的范围之中。因此,他先用“仲尼之
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云云,轻轻地把齐宣王的问题推掉;
然后用“无以,则王乎”一语,把问题拉到自己设置的轨
道上来。尽管齐宣王对“王道”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他有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也就是有
称霸中原,统一天下的雄心,而行“王道”也可以不战而
统一天下,这“统一天下”正是孟子和齐宣王的“同”。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点”,所以齐宣王就想听听关于
“王道”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德何如则可以王矣”的发
问,这也就足以证明齐宣王的这种心态。这样,孟子也
就以“保民而王”为中心,抓住齐宣王“以羊易牛”的所
谓的“不忍”,轻而易举将他引入到自己的“埋伏圈”内,
使他想逃也逃不了。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除了孟
子在论辩中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重视把握主动权,善
于揣摩对方的心理,洞察矛盾变化情况之外,也还在于
孟子善于运用类比归谬,欲擒故纵,反复诘难的论辩技
巧。例如,当孟子肯定齐宣王“以羊易牛”是“不忍”,
“是心足以王矣”而使齐宣王情绪很激动后,孟子立即将
话锋一转:“王无异于百姓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
知之? 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这一发
问,马上又使齐宣王茫然不知所措。又如在对于“王道”
的“为”和“不为”的论辩上,孟子同样采用了这种类比
归谬的方法: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
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这里提出的是两个明显自相矛盾、人人都会予以否
定的问题,自然齐宣王也只能做出否定性的回答。于是
孟子立即诘难: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百姓者,独何如? 然则
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
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
也。”
总之,孟子在论辩中很讲究论辩的艺术,随时变换
方法,有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有时设问陈疑,类比归
谬;有时欲擒故纵, 请君入瓮; 有时因势利导, 迂回包
抄[ 6 ] ,表现出论战性强,言辞机敏,感情充沛,形象逼真,
气势雄健,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特色。《孟子》文章的
这种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对后世论说文的写作产
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贡献。
(三)
　　在先秦诸子散文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墨子》作
出了重大贡献,居功甚伟。《墨子》是一部包括墨子及墨
家各派学说的著作,但是,《墨子》与《孟子》谁先谁后?
则有不同的看法。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还
是中国古代散文史著作,大多是把《墨子》置于《孟子》
之前,而把《孟子》置于《墨子》之后。当然,从墨子和孟
子二人的生存时代来看,墨子当然早于孟子,然而从《墨
子》和《孟子》二书产生的年代来看则未必然。郭预衡先
生曾经说过:“墨子其人的生存时代也许在这之前,但
《墨子》成书的年代应在以后。墨子的言论乃是墨家各
派所记、都是经过整理的。其成为一书,也不在一时,不
出一手。”[ 1 ]谭家健先生则说得更加明确:“从总体上看,
《墨子》写定并集结成书当在《孟子》之后。”[ 2 ]因此,本
文将《墨子》放置《孟子》之后论述,这或许更能真实地
反映出先秦诸子散文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与《孟子》相比较,《墨子》的文体已明显地表现出
由“对话”为主向“专论”为主的过渡。其鲜明的体现,
就是《墨子》各篇出现了简明扼要的标题。这些标题不
再是《论语》《孟子》那样取每篇的首章首句,并非可有
可无,而是《墨子》文章的中心论点,它犹如一根红线,贯
串全篇,起到了概括全篇中心思想的作用。如《尚贤》
《兼爱》《非攻》《明鬼》《非乐》等,都是如此。这些文章,
不仅有中心论点,而且谋篇布局亦颇有章法,纲目昭然,
层次分明,可以说已构成颇具规模的“专题”论说文。当
然,其中有些篇章语录体特征较明显,如《尚贤上》《非乐
上》等,但是,与《论语》《孟子》不同的是,它们不再是各
自孤立的存在,而是围绕中心论题连缀而成一个整体。
就每段语录而言,都是该篇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 5 ]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国论说文
的基本范式是由《墨子》奠定的。
不仅如此,作为以“专论”为主的《墨子》,其文章还
十分注重论证,讲究说理的充分和逻辑的严密,颇有自
觉为文的倾向。例如《兼爱上》,首先提出“圣人以治天
下为事者,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
自起,则不能治”的观点,接着以“医之攻人之疾者”,
“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
攻”为喻进行论证,从而得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不
可不察乱之所自起”的结论。这段文字虽然是在提出论
题前所进行的论证,但在全文中却十分重要,为下文提
出“乱何自起,起不相爱”的观点作了很好的铺垫。所以
下文紧接着论述“乱何自起”:起于父子、兄弟、君臣“不
相爱”,不仅如此,“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虽至
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在充分论述了
“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从而得出“察此何自起? 皆起
不相爱”的结论之后,文章又正面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即“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
国”,并通过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的论证,最后得出“故天
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结论。………………（大量删节）
正是矛盾律的成功运用,使《韩非子》文章形成了一
种不同于此前诸子散文的独特风格,而这也是《韩非子》
文章能够超越此前诸子散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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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