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给现代女性的启示的论文

安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十分丰满动人的美丽女性。她外表美丽高贵，举止得体优雅，内心单纯善良，更为重要的是，她有着扣人心弦的经历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自从安娜这个形象诞生之后，对她的评论莫衷一是，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事实上，对于安娜的理解见仁见智，但总体来说，不应该脱离她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安娜所处的年代，正是沙俄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农奴制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冲击着旧的体制、旧的秩序、旧的道德观念，人们的思想也处于一个迷茫的十字路口上。安娜被历来的学者分析的淋漓尽致，有人认为她是女性解放的先驱者，也有人认为她不过是一个不遵守妇道的妖妇。总之是仁者见仁莫衷一是。本人将从安娜的时代背景和她的个性谈起她的形象，并且从女性主义观点来分析，以此来透视人物形象背后的托尔斯泰的女性观1.1上流社会女性的优秀代表她的优秀表现在秀外慧中上。与当时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相比，安娜的优秀首先表现在她的真诚、善良和率真的个性上。安娜仿佛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在上流社会中。她敢于坦诚公开她和沃伦斯基的爱情，与其他贵族男女之间的猎艳相比，她渴望的是沃伦斯基真正的爱情。同时，也是她的坦诚公开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其次，安娜的优秀表现在她的勇敢和顽强上。她大声疾呼：“我要爱情，我要生活”[1]，虽然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可是她还是走了出去，这在当时的俄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行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1.2.1社会的悲剧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安娜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俄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们迷茫着但是又都在奉行着古老的规范。安娜的父母早逝，她和哥哥都是由姑妈抚养长大的，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又受到了传统礼法宗教深深的束缚。在她年幼时便由姑妈做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的卡列宁。虽然当时的社会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迅速崛起，可是旧的封建思想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在上流社会里，贵族阶级之间尔虞我诈，伪善残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在那个圈子里没有真诚也没有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贵妇与情人之间的偷鸡摸狗和打情骂俏，男女之间更多的是追逐猎艳以及征服和虚荣所带来的刺激。典型的代表就是莉迪亚伯爵夫人和贝特西公爵夫人，她们分别代表着伪善和堕落。莉迪亚伯爵夫人口口声声的宣扬着所谓的仁义博爱，拯救，宽容等基督教义，外表看上去她似乎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却在生活中牢牢的控制着卡列宁，干涉卡列宁与安娜的家庭事物，对卡列宁进行宗教训诫，使他陷入到对宗教的迷狂之中。并且还处处为难安娜，切断了安娜与儿子谢廖莎的联系，挑拨安娜母子之间的关系，在谢廖莎的心中制造母亲已经死亡的阴影，从而使得安娜陷入“抛夫弃子”的境地。这样一个女人，不是博爱仁义的而是冷酷虚假的。再就是贝特西，她起初对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感情是赞同的，因为她认为那只是贵族男女之间寻常的寻欢作乐与调情，并不有伤风化，也不会损伤“正派人的体面”。然而当她知道安娜可以抛弃家庭，置丈夫与儿子于不顾的时候，贝特西和她的社交界便认为安娜违反了封建社会的礼法，对安娜关闭了所有的社交界的大门，整个上流社会都在轻视安娜，嘲笑安娜，把安娜看成是堕落的不道德的坏女人，认为她大逆不道。可是贝特西自己呢？则过着有丈夫又有情人的生活，反而在骂安娜是“犯罪的妻子”，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安娜的轻蔑。就这样，安娜便被冷漠的上流社会“放逐”了。安娜的单纯善良使她在这重重的压力下，惨败而归。她失去了名誉，失去了儿子。“理智告诉她要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而感情却召唤她追求有爱的生活。在理智与情感面前她无所适从”[4]。在安娜的内心，自私感与罪恶感始终缠绕着，与沃伦斯基在一起时她已经身败名裂，连她自己都十分清楚，她曾经对沃伦斯基说：“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就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一个十分神圣而且重要的话题，安娜生活的那个社会禁锢了她自由飞翔的翅膀，她不甘心被这样折断羽翼，即使是头破血流，为了神圣的爱情，也要挣脱，向往着自由的天空。然而她在这个牢笼里呆得太久了，她的翅膀只有鲜艳华丽的羽毛了，却不擅长于飞翔，她也最终变成一只受伤绝望的小鸟，任凭轨道上的火车轧下去。安娜死前的喃喃自语便是对这个束缚她迫害她的牢笼的控诉：“一切都是讨厌的，晚钟响了，那个商人那么虔诚的划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种假惺惺的做作，都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就像那些正在破口大骂的车夫那样……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6]不仅是上流社会的伦理制度和保守的风俗习惯向安娜发起了攻击，就连上流社会的法律也加剧了安娜的悲剧色彩。同当时的社会风气相适应的是虚伪的法律，只是在维护所谓的宗法关系。安娜若想离婚就必须承认，而且让法律宣判她“有罪”，并且离婚后再也没有权利来结婚。而当时的贵族绅士们，却可以和一些女子调情，肆无忌惮。这些都是安娜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原因。
首先，在安娜的身上，背负了沉重的传统礼教的包袱。她的悲剧寄寓着她自身的精神上的迷茫和困惑，甚至是内心的苦痛挣扎。她生活在一个守旧势力还十分强大的时期，希望的曙光初露端倪但还是驱赶不走旧势力的阴霾。封建宗法思想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交织在安娜的心里。安娜毕竟是受过旧式良好教育的贵族女子，她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俄国看来实在是太超前了，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上流社会寻欢作乐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的私情。安娜却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但是却又充满了负罪感。对于安娜来说，拥有儿子和立足于上流社会是人生价值的两大标志，而她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对于家庭、丈夫的背叛便是对她这两大支柱的摧残，同时也是公然向上流社会的虚伪的挑战。因此，她总是诚惶诚恐，充满恐惧感和罪恶感。“这种矛盾的痛苦心理，始终在摧残她，折磨她，吞噬着她的生命，同时也制约了她叛逆的程度”[2]。安娜的坦率真诚敢爱敢恨，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可是她的可悲便在于一旦真正跨出叛逆的脚步，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之中。安娜在与沃伦斯基初次品尝爱情的欢乐之后，她内心十分痛苦，请求上帝的饶恕。她一度讨厌的卡列宁，也是她需要忏悔的对象。在她投身车轮下的那一刻，她仍然在渴望着上帝的原谅。在安娜的身上，始终背负着心理上的沉重负担。这便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和传统宗教信仰在她身上的反映。其次安娜的爱情至上观将她推上了绝路。安娜曾经对沃伦斯基说过：“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便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为了爱情，她抛弃了名誉、丈夫、儿子，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家庭，为了爱情，她甘愿做坏女人。安娜的这一切都是对于当时腐败的社会的叛离，自然遭到了大家的封杀。在安娜的眼中，沃伦斯基是完美的，同时也是安娜唯一的稻草了，正以为如此，安娜便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来攥紧这根稻草。她要求沃伦斯基也要把她当成生命的唯一，全部。爱情对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安娜将满腔热情，附带着个人下半辈子的全部命运和未来，都托付给了沃伦斯基，并且为此来限制他，以至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安娜变得敏感、暴躁、乖戾、喜怒无常，使得所有人都感到了沉闷和窒息，更何况是一个多情而浮夸的沃伦斯基。在沃伦斯基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上流社会，不能离开贵族的生活，而安娜霸道的要求又常常使他感到沉重。安娜把自己如此沉重的包袱全部丢给了沃伦斯基，却不曾考虑过再强壮的鸟儿也会不堪重负的。爱情至上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沃伦斯基说：“对你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用不着考虑”[12]。爱情至上带来的偏执，空前的自私和占有欲最终毁灭了安娜。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爱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质。安娜对沃伦斯基的爱情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13]。这种占有欲一方面源自她过久的压抑和现实对她的封锁，另一方面则可能源于她的个性，也就是性格。她将沃伦斯基这跟稻草牢牢地抓住，她以为这样就能拥有沃伦斯基，完全的拥有。可是谁想到爱情就是她手里的沙子，握的越紧反而拥的越少。她的这种专横使得沃伦斯基无法忍受，安娜也日益的绝望：“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我们分离的原因……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他却越来越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的南辕北辙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14]安娜的这段独白真实地透露出了她的真切感受，就是一个“不满足”，她的爱情的土壤在遇到沃伦斯基之前是干涸的，没有水分，而当她得到沃伦斯基爱情的滋养候，她的情感的土壤要的太贪婪了，对于水分的过分眷恋使得她义无反顾，导致了自己性格上的霸道，她想要的是沃伦斯基的全部，最终也导致了自身的悲惨结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安娜·卡列尼娜》，它的悲剧蕴含了托尔斯泰为首的当时俄国贵族自身的精神困惑与探索，同时，作为一个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性社会中被埋没的女性话语，写出了“第二性”的声音。但是作者却让这个声音走向了枯萎和失落。而如果从女性视角来看待这部作品，则作者托尔斯泰又是在展示着女性被压抑后的呐喊和苦苦追寻，展示着她们的灵肉拷问和男性社会强势力量的作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来审视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安娜的悲剧的原因在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屈从地位和女性他者的角色，而安娜的自杀，既是对于这种地位的控诉又是一种摆脱。因而，“她的自杀毫无疑问地具有悲壮崇高的性质”[15]。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妇女“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唯一的雌性依赖于雄性获取食物的物种，唯一的性别关系等同于经济关系的物种”[16]。而经济上的依赖是妇女在生活及生存的各个方面依附男性的主要原因。正如卡列宁对安娜的怒吼，称她在外面偷情做别人的情妇却仍然在吃着丈夫的面包。确实如此，安娜是凭借自身的外在条件而攀附上卡列宁的。卡列宁维持着她的体面，她的衣食，她的生存。同时“卡列宁夫人”也是她的地位和身份的所在。卡列宁无论安娜再怎么样，只要还是他的妻子，他就必须每月付给安娜一定的生活费。安娜要社交，就需要衣裳、珠宝、车马和其他各种花费，这都是卡列宁的支出。而安娜对于卡列宁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需要供养的女人罢了。所以在卡列宁得知了安娜的奸情后，还十分自信的写信给她以示警告，并随信附上零用钱，卡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就可以制止安娜疯狂的行为了。由此可见，卡列宁作为男权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主宰者，他始终都是把安娜当做是一个“他者” 来对待，用以证明个人的主体地位。而安娜的不幸正在于此，即使她再优秀再勇敢顽强也无法改变她在男人，不论是卡列宁还是沃伦斯基心中他者的地位和玩偶花瓶的身份，“在父系文化的歧视下，女性被隔绝于社会，所有的个人社会出路几乎都被堵死，只剩下依附一个有权势男人一条‘捷径’了”[17]。安娜在离开丈夫后，在沃伦斯基那里依然是靠着沃伦斯基供养的，所以她交给沃伦斯基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下半生的衣食住行。而这样一种地位与她的反叛之间的冲突是十分巨大的。男性不仅在经济上占有优势，还制造了一整套的宗教伦理价值法则维护自己的地位，并且使得女性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来讲，就是主动接受男性中心的观念，把自己视为他者，而这就是自欺”[15]。在安娜的潜意识里，始终也存在着这种男权中心观念，所以她一直处于妻性、母性、情性的矛盾冲突中。她被上流社会所抛弃，也正是因为她不能“恪守妇道”，因为她对丈夫的权威进行了反叛和挣脱。而她投身于沃伦斯基的爱情之后，她仍然维持着“他者”的地位。可见，安娜反叛的只是卡列宁的男权优势地位，而并没有意识到她需要真正改变的是彻底的颠覆自己的他者地位。安娜对沃伦斯基的这种依附关系，再加上情感的要求才会使得安娜变的偏执、暴躁。“我把一切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也越来越要求他完全倾心于我，可是他倒越来越想躲开我”[18]。这种依附关系在安娜和沃伦斯基那里并没有得到改变，这就导致了她的悲剧。
安娜并不甘心自己与卡列宁的婚姻状况才选择的反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对男性社会和整套伦理道德制度的挑战，也可以赋予她一个全新的意义，就是对于自己在感情家庭生活中缺失的主体地位的寻找。但是她随即就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了，失去对于男性的依附，她根本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甚至没有自己的实在意义。于是她内心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安娜的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既是对于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是超越女性他者地位局限的表现，那她的自杀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尽管这个悲剧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可就是这种“人的本质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19]才让人觉得可悲可叹，才足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男人眼中的“天使”被压抑和女性意识和欲望正在苏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仍然被泯灭在男性话语之中。这其中，又寄寓着托尔斯泰本人对于女性意识、宗法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思考和批判。历来很多的评论者都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主义者，同时也是男性作家的代表。否则，就不会把安娜的结局安排的如此凄惨。但是，从安娜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含着血泪的矛盾心理。他的女性观在安娜身上是十分复杂的，而安娜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品尖锐揭露的现实所在。托尔斯泰赞美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女性的形象。安娜是符合这一种要求的形象。托尔斯泰曾借列文之口说出了他对于家庭和婚姻的看法，那就是结婚中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人总是幸福的，而这样美好的婚姻在卡列宁和安娜身上并不存在。双方并不算是真正的夫妻，反而像是各取所需的交易。这样痛苦的婚姻，根基是不牢固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多丽与奥勃朗斯基的家庭昔日是温馨和睦的，而就是因为多丽发现了丈夫和家庭女教师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变得火药味十足。奥勃朗斯基因为妻子年老色衰人老珠黄而在外偷情。对于这样的家庭，托尔斯泰写到的是即将解体，因为多丽认为已经没有感情了，直到奥勃朗斯基说明以后不再与别的女人有任何瓜葛，才得以恢复宁静。
于此相反的则是吉蒂与列文，托尔斯泰热情赞美了两人的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两人心心相印，基于爱情而结合，因此，婚后两人一直过着童话般幸福的生活。而安娜与卡列宁无论是结合之前还是结合之后都没有爱情可言，所以托尔斯泰表现出了对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的认同。家庭生活中长期处于压抑的他者地位，安娜的确被压抑的太久了。她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被他人安排的。正所谓“命运可以不幸，但不能被安排”，婚姻也是如此。二人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和起码的温情，这与托翁的家庭宗旨是最相违背的。卡列宁是冷酷的官僚机器，除了追名逐利恐怕也没什么爱好了。他的这种本质与安娜崇尚幸福与精神至上的生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他常常以男性的优越性和高高在上束缚压抑安娜。安娜一方面潜在的意识里有传统的影子，所以在自觉的遵守着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然而内心的“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萌芽在与沃伦斯基邂逅以后就萌发了。她身上的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痛恨卡列宁对她的压制，对她的长期忽视。对于这样的情境下的安娜，逃离是唯一的出路，而托翁也对安娜的情境给予了同情并对她的这种行为给予了认同。毕竟他们的婚姻并不符合托翁的家庭理念，安娜这样一个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表里如一且生命力旺盛的女人，不应该被压制在卡列宁身边。托翁借安娜说出的“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就是他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认同。“天使”的安娜由于欲望的苏醒而走上叛离，而正是托尔斯泰亲手制造的这个叛逆的女性，却最终又被托尔斯泰推到了火车轮下。安娜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致使安娜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之中，在女人的母性、妻性的漩涡中徘徊，这种反叛遭到了整个社会对她的封锁、嘲弄和轻蔑，尽管安娜的婚姻里没有爱情，但始终也是一个社会中的合法的家庭，而这样一个家庭要因为安娜的追求而告终时，托翁也是不赞同的。与安娜想对比，托尔斯泰塑造了吉蒂和多丽这样的女性，来寄托自己理想的家庭女性观念。吉蒂也是贵族小姐出身，生性活泼，美丽可爱。她没有安娜那么重的心事，却同安娜一样单纯善良。她与列文心心相印，两人结婚以后她从一个贵族小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离开都市的生活，随丈夫到乡下去过温馨甜蜜的日子。处处照顾体贴丈夫的生活和感受。俨然是传说中的贤妻良母，这也是托尔斯泰所极力赞美的理想妻子。在托翁看来，女人不能离开自己母亲的角色，托尔斯泰在吉蒂身上，反映了他本人作为男性话语代表的特性。吉蒂安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正是在履行着社会赋予她职责，那便是相夫教子，一切从夫。多丽也是这样的，虽然她年纪大了而面临被丈夫抛弃的命运，她却依然在为家庭，为孩子付出，她的整个生命都要奉献给孩子、丈夫和家庭。相比这两个人，安娜在上流社会是清新脱俗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与此同时，托翁又给她某种致命的残缺，那就是“抛夫弃子”，丢弃了自己为人母天性和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这在托翁看来是女性最为严重的错误了。于是，安娜当然要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和羞辱。
然而，托翁对于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惩罚，并且借此为女性找到了一条理想的出路，就是“爱的教义”。如前面所提到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既赞同又批判的，一方面觉得她在无情无爱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可言是可悲的，所以她追求爱情是合情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上来说是有“罪”的，合情但不合理。这本书的题词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我”，应该就是托翁所理解的上帝的信仰、教义等等。安娜违背了上帝的教义和信仰，因此必须遭到应有的惩罚。而所谓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安娜便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在托尔斯泰的内心深处，安娜的女权意识的萌发和扼杀正是与自己内心矛盾的女性观是契合的。托翁认为，如果你是妻子就应该顺从，应该逆来顺受，就像吉蒂一样。如果你是孩子的母亲，你就应该尽全力去做好一个母亲，就像多丽那样。安娜却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与俄国的宗法家庭观念是想违背的，因此无论托尔斯泰多么同情安娜，赞同安娜，他始终无法原谅安娜的行为，便让她葬身于车轮下。托翁在书中也对社会的风气和上流社会的落后腐败进行了鞭笞和批判，对于上流社会中男子的轻薄也予以揭露和谴责。托尔斯泰就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吉蒂和列文这对理想夫妻的生活而宣扬了自己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那便是心怀宗教信仰，对家人对妻子充满爱，婚姻中需要爱、平等、真诚，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爱的教义”。男人不要以男性中心观念来压制自己的妻子，更不应该寻花问柳处处留情，而妻子应该处处体谅丈夫，照顾家庭和孩子。双方都要对对方充满爱和尊重，这样才能和睦相处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 。安娜是一个敢爱敢恨义无反顾的女人。再回想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我们可以发现，安娜是多么的有勇气。简最终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也要恪守没有爱情的婚姻。巴尔扎克也在《幽谷百合》中热情的赞颂了传统礼教束缚下的淑女。而托尔斯泰将其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诠释深深地埋藏在了这部书中。安娜“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呼声一步步拉开了女性觉醒和解放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