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思想的中国华夷思想和日本华夷思想的异同点

2025-02-15 0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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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一、日本华夷思想的核心内容与中国的华夷思想基本相同，在强调自己是“中华”的同时，以其它国家地区为“胡”“夷”等，如就有幕末儒者将西方也视为“夷狄”，说“今日之西洋，吞噬蚕食诸邦与豺狼同性，久蓄觊觎邪念之贼也。怀觊觎邪念之贼，即国家之大敌也。纵非夷狄，亦无宽恕之理。况乎纯然之夷狄，苟为大丈夫者，常怀敌忾之心，呼其名都恐有污口舌也”。
二、日本的华夷思想与中国的华夷思想一样，也是以“礼”所指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为“华”“夷”之辨的标准。而且，日本也强调“华”“夷”之间的差异不是“先天的”绝对的。太宰春台（1680-1747）主张““华”“夷”之别只在于是否遵从儒家之“礼”，“中华”与“夷狄”间没有绝对的区别。他曾说：“四夷之所以被称为夷狄，受中华贱视，无礼仪之故也。然若中华之人不知礼仪，则与夷狄同。反，四夷之人若知礼仪则与中华之人无异”。儒者伊藤东涯（1670-1738）认为，““中国，不过既开化之蛮夷”，“蛮者，未开化之中国也”，甚至提出了“圣人无华夷之辨。为华夷之辨者，后儒之偏见也”。第一，日本的华夷思想是以中国与日本同为“中华”的多元世界秩序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因此日本的华夷思想比中国的华夷思想相对开放。华夷思想得以存续的基础是华夷秩序，中国的华夷思想，是建立在唯以中国为“中华”的华夷秩序基础之上的一元世界秩序观。中国以高势能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意识发达，直到近代初期，“天下”观念盛行，而包括政权、领土等构成要素的、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的观念却相对淡薄。“天下”是指天子统辖、支配的领域。在原始的自然认识的基础上，以文化优越意识为前提，“天下”是个外延无限扩大而又封闭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天下”包括了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统治天下的帝王被称为天子，天子既是“天下”政治上的统治者，也是道德教化者。“天下”依天子的直接支配所及与否以及“天子”仁德的感化所及与否划分尊卑、内外。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也沿用了这种思想，主要以儒家的“人伦”“礼乐”等文化概念来衡量判别与对方的远近、等差。因此，这种与“天下”观念相结合的华夷思想，“以德治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前提，不具有对他者的认识框架，因为在理念上不存在不服从皇帝的德治的假设。因此，不存在内与外的区别，“国家观念淡薄”，所以也就没有‘外’交与国‘际’的观念”。
日本的华夷秩序处于东亚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辐射或覆盖之下。因此日本的华夷秩序实际是同时以中国与日本为“中华”的多元中心的秩序体系。另外，日本较早地形成了较明确的“国家”意识14。因此日本的华夷思想，是与国家观念相结合的多元世界秩序观。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从其产生时起，就处于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周边，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较早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政治单位，近世日本已经能够将西洋也作为与中国和日本并立的国家来把握，在与近代西方国家接触之后，就比较容易接受近代国家平等观念，对近代国际关系表现出比中国更强的适应性。
第二，日本的华夷之辨具有多元基准。中国的华夷秩序观是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以孔子的礼乐为标准，是历史的浑厚赋予，而部分古学派学者以及国学者水户学者等日本中心主义者就试图以儒家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确定世界秩序体系，并使日
本在其中居于最高位。诸如关于神国思想，日本主义等。
第三，日本华夷思想的承载者主要是武士，其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军事性特点。因此，与中国文人士大夫所承载的华夷思想不同，日本的华夷思想对夷狄的应对方式较积极、主动。
日本自从进入武家社会以来，尤其是到了近代，思想文化的承载者便主要是武士了。武士作为统治阶层很重视文化素质的修养，也具有一些文职官僚的性格特点。不过近世日本仍然是个重视兵学、崇尚武力的社会。原本以战斗为职责的武士，其
特有的精神气质即被称为武士道的东西，即使在和平环境下，也仍然备受推崇，且渗透到了一般民众的思想中，成为日本国民性的一部分。武士道非常重视所谓的威严，即武士的威武、强有力，武士最基本的姿态是胜过他人换言之不落后他人”。而且武士不单单是对敌人，就是与一般的朋辈伙伴之间，也经常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较量的状态。
武士所固有和持有的战斗者精神与华夷思想相结合，在对待夷狄的态度上，就表现出与中国明显不同的特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文职官僚所承载的华夷思想，就连与“夷狄”交战，并战而胜之这样的交往都尽量回避，而“本来是作为战斗者的武士所承载的华夷思想，对夷狄不仅仅是轻蔑，而且在意识上以夷狄为敌。甚至为了通过知夷或者进而通过将敌之武器、兵学为我所用，达到制夷的目的，会产生接近夷狄以探索其实情的积极志向”。
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不同，日本武士把与“夷狄”的关系，也作为一种敌对关系来把握。既然是对手，那么自然就要考
虑与之进行较量。于是，为战胜“夷狄”就要接近并了解“夷狄”甚至还引进“夷狄”的武器技术等。
第四，日本大君外交体制的构筑方式是靠幕府的主动出击，千方百计地“招贤纳士”式地使周边一些弱小国家围拢在自己的周围，具有主动性。有学者分析提出，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一个是典型的“内核文化”。
依该文明理论：因发展程度的不同,遂在地域上形成了文化的“内核”与“外缘”之分，进而形成了文明的强弱之别。强势文明是指那些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比较独立和自成体系的国家。往往是一个大文化圈的中心地而非辐射区,因其优秀的文明、渊博的文化和健全的体制而吸引着世界上其它的文明自愿向它学习,这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和向往美丽而产生的文化圈，在东亚的儒教文化圈内,在近代以前,中国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即中国的华夷秩序是儒家文化从中原这一文化内核区源
源不断地向外缘（如日本）辐射，促成了日本古代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即靠中华的文化的博大和深邃，产生的周边地区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吸引力而使四方心悦诚服地主动靠拢来朝，这是华夷秩序形成的机制。相反，“外缘”这
一特质就决定了日本文化的受容性。处在边缘地位的日本长时间被中华的强大的华夷秩序的磁场吸引着，决定了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没有能力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秩序，即使在近代形成了大君外交体制，因为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是比较脆弱的，开动不了真正的“华夷秩序”之船，更扬不起“华夷秩序”之风帆，只能靠所谓的“威武”来装饰门面。
但处于辐射区的边缘的日本自唐朝以来一直视中国为师,不断吸收中国先进的儒教文明和文化,并把它们作为道德标准、价值尺度和行为趋从,号称自己与中国“同文同种”。因而在日本一直到江户时代前朝,对中国文化的“敬畏”心态一直是传统日本的中国观的核心。但是,作为文化的日本人中国华夷观的内涵和形态,并不是由过去继承过来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它是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和弹性的东西，因而决定了后来所建立的大君外交体制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靠主动出击争取，这就使得日本作为一种外缘受容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强大的吸收力与消化力，具备深厚、普遍的“受容文化心理”。可以说，日本自古以来始终目光炯炯注视着外部世界，面对新的文化浪潮袭来的时候,日本可以基于独立的地位,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摆脱长期以来与中华文化体系进行比较和抗争的“情结”,总是适时把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大规模嫁接过去，加以学习、接纳和吸收，变成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地推动日本历史的迅速发展，这也被解释成日本能够迅速成为亚洲唯一走上近代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日本在近世，逐渐形成了一种武力强势，即“威武”，出现了与中国的争夺，即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争夺，也是“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进而“华夷秩序”和“大君外交体制”的特征。总之，日本的华夷思想及其“大君外交体制”具有一些不同于中国华夷思想及其“华夷秩序”的特点。因此，日本在与包括近代西方国家在内的“夷狄”接触时的态度。应对方式也与中国有所不同。特别是“西力东渐”以来，“对于西欧的冲击，士大夫与华夷秩序（指中国-笔者注）则认识不到这是拥有武器的西方各国的压力，敏锐地感到，而只认为是朝贡使来朝。武士阶级和大君外交体制（指日本-笔者注）则敏锐地感到，西欧的冲击乃是武器的压力，便回到军国主义的立场上，并着手探讨加强海防和制造‘兵器’之‘理’”。因此，日本能比中国更积极更主动地面对
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军事压力，近代以来对西洋文明的对应方式也更灵活、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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