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崇儒在前，董仲舒主张在后。而真正排斥其他学派是在汉元帝的时代。下面这篇考据不错：
孙景坛
儒学是在汉武帝初期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的。传统至今，学界一直流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该说有四层意思：一、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是采纳董仲舒建议的结果；二、汉武帝和汉代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历代王朝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反思的基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曾多次予以商榷。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里想对此再作一新的审视，以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文中舛错之处，敬请批评。
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出自司马光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究竟出自谁或哪部史学著作，需要先考证明白。
第一，此说不出自司马迁。有人，如周桂钿先生，曾暗示出自司马迁，这种说法不妥，无论如何，司马迁都无此说。［1］还有人，如张进先生，虽承认司马迁无此说，但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不记董仲舒的“尊儒”建议，因为他怀恨汉武帝因“李陵问题”对他受“宫刑”，［2］也不妥。要知道：司马迁确实没记董仲舒的“尊儒”建议，可是他却详细记载了汉武帝的“尊儒”过程。《史记•儒林列传》说：“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里没有董仲舒；司马迁即使真对汉武帝有记恨，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董仲舒增光的，司马迁怎么会忽略董仲舒的政绩呢？在《史记》中，司马迁对董仲舒毕恭毕敬，尊称他为“董生”，还第一个为董仲舒的“不遇”鸣不平；［3］尤其是，司马迁会因对汉武帝记恨，故意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写成采纳别人的建议“尊儒”吗？如果是这样，干脆就不写汉武帝“尊儒”，岂不更好？
第二，此说也不出自班固。有人，如赵吉惠先生等，认为此说出自班固，亦不妥。［4］1、班固从来没说过，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的结果，在此问题上，他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记载。《汉书•儒林传》说：“武帝初即位……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这里也没有董仲舒。2、班固是说汉武帝在“尊儒”后，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二次“尊儒。”如，《汉书•董仲舒传》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武帝纪》说：元光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出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班固的原意是什么？如果不想歪曲的话，他的原意是：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如司马迁所言，是汉武帝采纳别人“尊儒”建议的结果；是后，汉武帝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二次“尊儒”，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六年（田蚡“绌抑黄老”）到七年（采纳董仲舒建议前），思想上是主要以儒学治国；从汉武帝董仲舒的建议后，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汉书•董仲舒传》还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其意甚明。
第三，此说的始作俑者是北宋司马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说：建元元年：“诏举贤良……董仲舒对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六年：“太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七年：“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这才是今天学界坚持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
第四，“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今人刘桂生先生认为，现在流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近人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误解所致，还开了一大串书单，让读者到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去检索。［5］刘先生的说法仍不妥，因为在他的书单中，剔除了《汉书》（他只让人看《董仲舒传•赞》）和《资治通鉴》，只让人们看没有这种说法的书。
二、班固关于“汉武帝的二次‘尊儒’”说，涉嫌作伪
明眼人一看即知，司马光的说法不全是空穴来风，他是在演绎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有无历史根据？笔者认为，此说涉嫌作伪。
第一，此说晚出。班固的说法出于东汉中期，相去汉武帝“尊儒”，时间已过去一百多年了。此前，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对此有所提及，包括西汉司马迁和刘向、新莽刘歆等、东汉《汉书》的草创者班彪等。有人认为，班固这样说肯定是看了西汉皇家档案。其实，司马迁是活档案，他是第一个给董仲舒作传的历史学家，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同时代人，是汉武帝“尊儒”活动的亲历者，当过董仲舒的学生，看到董仲舒的去世和子孙为官，对此怎么不知道？刘向父子都相当于西汉图书馆兼档案馆馆长，是《七略》的编撰者，为什么对此也不知道？
第二，董仲舒参加对策和《天人三策》伪痕都十分明显。1、董仲舒是汉景帝时有名的《公羊春秋》博士，不可能参加汉武帝时的五经对策；如果参加了，有同一个人、同一个学科获双博士的嫌疑；而且，《汉书•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的考题与《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相同或相近。2、《天人三策》问题更多：三策次序颠倒，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三策不都是儒学对策，第二策的考题为一般“诏贤良”考题；三策反映出的时间不一，如第二策中“夜郎康居”的“康居”和第三策中的“刑狱之乱”决不会出现在元光元年之前，等。［6］3、班固对董仲舒的其他说法也不确实。如《汉书•循吏传》说董仲舒是政纪卓著的“循吏”，实际上，董仲舒为官无政绩：从江都相被废为中大夫，当中大夫时作《灾异记》获罪差点被杀，任胶西相很快就辞职了。［7］
第三，缺乏实证。汉武帝是怎样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是由谁执行的？整个执行过程怎样？最后结局怎样？《汉书》都没有下文。
第四，班固作伪的理由充分。班固作伪的理由是多方面的：1、为自己的学术正名。班固是以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但与董仲舒一样，都宗《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兼跨多个学科：政治、史学、法律、伦理、文学等。董仲舒发展的是其经学；班固继承的是其“公羊史笔”，与董仲舒在学术上相表里。《公羊春秋》在石渠阁经学会上被绌，直至东汉初期名声都不好，班固在家用《公羊春秋》的思想写史，下狱差点被杀。所以，班固这样做，实是为《公羊春秋》和自己的学术正名。2、为董仲舒学派的反攻倒算鸣锣开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被绌后，其诸弟子们一直试图反攻倒算，如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8］刘歆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等。［9］东汉白虎观经学会上，董仲舒学派纷纷用谶纬和《春秋繁露》解经，在会上占了上风，重新确立了《公羊春秋》的正统地位。班固刚出狱，就参加了此会议，任秘书，后将“会议纪要”整理成《白虎通义》。班固这样做，是争夺神化董仲舒的首功。3、“公羊史笔。”《公羊春秋》的史学观是“公羊史笔”，“公羊史笔”要求：写史不要写“史”，要写“论”，以论代史；在写论的过程中，要“寓褒贬”，“别善恶”；评判历史的原则是“公羊大义”。班固是“公羊”派，史论当然要抬高董仲舒的历史地位，为“公羊春秋”张目。4、古为今用。“公羊史笔”还有个响亮口号，叫“古为今用”（事实上是“极端实用主义”，和我们今天的“古为今用”有质的区别），即当前流行什么就瞎编什么。《汉书•匈奴传》中明确说，董仲舒的学术“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汉书•董仲舒传》说该篇的写作宗旨是：“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即，班固明确承认他的《董仲舒传》是超出历史事实的“古为今用”之作。
三、司马光和现在学界的“汉武帝‘尊儒’”说，也难断其真
既然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涉嫌作伪，那么由此演绎出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也难断其真。
第一，它必须通过曲解或伪造历史来证明。1、把董仲舒的对策提到建元元年，既无史料依据，也与《天人三策》的全部内容不合，如对策有“夜郎康居，说德归宜”，此时汉朝与夜郎、康居都没往来；2、王臧等的“尊儒”活动，是他们自己的主意；3、罢“申韩”等，是“老子之治”对“黄帝之治”中的“术家”思想的彻底清洗，与“尊儒”无涉。［10］且罢“申韩”等是在建元元年的“诏贤良”之前，而不是之后；4、田蚡完成“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铁史，有司马迁和班固的双重证明，不容抹杀；5、把“五经博士”考试当“尊儒”成功的标志也不妥，“黄老”是怎么被“罢黜”的？没有下文不合逻辑。现在学界对司马光小骂大帮忙：他们一方面都批评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提到建元元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都用司马光的方法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构造与司马光完全一致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典型的代表如周桂钿先生：他虽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应是班固说的元光元年；但接着略去了田蚡在建元六年完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事实；再修改董仲舒《天人三策》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策文，然后宣称这样问题就解决了。［11］
第二，始终不能自圆其说。1、此说比班固的说法还晚一千年，司马光对此是怎么知道的？这是个“史谜。”2、仍然缺乏实证。司马光当年并没真解决实证问题。现在，有人认为，此说似乎无须实证，所以他们只坚持此说，从不证明。有人则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是“和平”的，所以没有类似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法术”那样的实证。还有人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只是“独尊儒术”，没有“罢黜百家”等等。［12］其实，这些说法与司马光一样，都非常牵强：“和平”地“罢黜百家”，百家也要消亡，可事实上百家只是不是治国的主导思想了，其他依然故我；百家没有真的被罢，怎么能说“独尊儒术”呢？3、汉武帝后来及汉代被“罢绌”的却是董仲舒学派。汉武帝“尊崇”过董仲舒的《公羊春秋》是真，后来汉武帝洞察到《公羊春秋》的反动性［13］，决心予以“绌抑”：他先是利用董仲舒“公羊”派官员的内讧，除掉了董仲舒的私淑弟子张汤，继而又除掉了朱买臣等其他董仲舒“公羊”学派官员；晚年还对他用《公羊春秋》治国所犯的种种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临终托孤给武将霍光等，一个董仲舒弟子都不用。汉昭帝时，又杀掉了董仲舒的嫡传弟子赢公（的得意门生眭弘——原文有疏漏，补）。［14］汉宣帝时，刘向在家偷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并和董仲舒一样装神弄鬼，入狱，差点被杀，后责令他改学《毂梁春秋》，才获释；［15］到“石渠阁”经学讨论会，汉宣帝正式“绌抑”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并用“毂梁学”取而代之。汉宣帝的治国信条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6］可是他却“独绌”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岂不耐人寻味？汉哀帝时甘忠可用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蒙骗汉哀帝，被处死。直到东汉中期，班固在家偷学董仲舒“《公羊春秋》学”，用“公羊史笔”作史，也入狱差点被杀，后来皇帝特赦了他。［17］何休作《公羊解诂》，吸取班固的教训，一个字都不提董仲舒，只说依胡毋生条例。从汉武帝到东汉中期的思想斗争，可谓“百家皆用，独绌董儒”，能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第三，司马光为什么要伪造此说？1、与班固一样，为自己的学术讨说法。司马光的学术也宗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但董仲舒的命运并不好，班固为他翻案的《汉书》没写完，就死于狱中，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一直没火起来。隋唐时期，更是倍遭冷落，唐代的《五经》没有《公羊春秋》，而是杜预注的《左传》。［18］北宋王安石变法，用的“新学”也没有《公羊春秋》，反而吸收商鞅的变法思想。司马光由于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派罢官，他伪造此说，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学术正名。2、“公羊史笔。”古希腊哲学家说：如果狮子会画画，会先画个狮子。既然用“公羊史笔”写史，何不神化《公羊春秋》及其宗师？为后世诸弟子争个好出身。3、古为今用。董仲舒的时来运转，是从北宋开始的，他的“《公羊春秋》学”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基础。理学家都极力推崇董仲舒，如草创者孙复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19］司马光伪造此说，与班固相似，也为了与其他理学家争夺尊董的首功。
第四，现在学界为什么都顽固坚持这一说法？1、传统学界的反复宣传。北宋以后，中国学界一直是理学和“通鉴史学”统治，他们对此说反复宣传，怀疑者当异端摒弃。2、此说已成了学界的“学禅”。中国传统上是信仰学术，缺少人文学术，现在人文学术虽在许多领域已成长壮大，但在经、史领域仍被其笼罩着。如果说“阿弥陀佛”是佛教的口头禅，那么含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就是中国现代“经、史”信仰的口头禅。佛教徒不能怀疑“阿弥陀佛”，经史学者同样不能怀疑“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五四”反传统帮倒忙。“五四”反传统，小骂大帮忙，批孔时反复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云云，似乎在帮助坐实这种说法。4、今天的学界的“经史”领域仍是董仲舒的“公羊”派占主导。今天学界讲的“经”仍是理学，“史”仍然是以《通鉴》为代表“公羊史笔”，他们都以同一理论为思想基础，从同一角度看问题，会重复同一错误。
四、汉武帝结束“黄老之治”和“尊儒”，采纳的是王臧的建议
现在，我们来看司马迁的“汉武帝‘尊儒’”说，是否能经得起推敲？这里有几个问题一定要注意。
第一，这一说法真实可靠。1、司马迁的记载是最原始记载。2、《史记》中关于此问题再无其他记载或自相矛盾的记载。3、从西汉到东汉，无人对此提出过否定意见，班固对此说是完全肯定的，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至多是对此说的补充，且涉嫌作伪。4、否定此说的司马光说是一千年后的说法，亦涉嫌作伪。
第二，这一说法本身无懈可击。1、“尊儒”的建议者是王臧、赵绾。王臧、赵绾都是儒家，他们的老师是申公，申公是儒家《诗》的正宗传人，《史记》和《汉书》的《儒林（列）传》都有他们的“传”。2、建议确实被采纳。汉武帝不仅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还让他们二人负责落实，他们同时也获得了丞相魏其侯窦婴和太尉武安侯田蚡的支持。他们又推荐老师申公来主持大局，亦得到了批准。3、有完整的“尊儒”过程。他们的“尊儒”活动开始于建元二年，由于窦太皇太后的反对，遭受挫折。王臧、赵绾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免官，申公免归，他们的所有举措都被废除。但他们遭受的挫折是暂时的，因为窦太皇太后活不了几年了，汉武帝还在，窦婴和田蚡还在。果然，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复出任丞相，完成了“尊儒”伟业。就是说，他们的“尊儒”活动结束于建元六年。4、他们的“尊儒”是“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即把“黄老”从主要治国思想上“绌退”，改换“儒学”或“儒家”为主要治国思想，没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与整个汉代思想史发展状况相符合。5、前面讲过，建元元年卫绾的罢“申韩”等不在此范畴。
第三，这一说法可概括为“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 。究竟谁是汉武帝“尊儒”的主要建议者？如果从一般意义来理解，说赵绾、王臧或王臧、赵绾都行，反正他们二人都是主要人物，《史记》和《汉书》都说建议者是“赵绾、王臧。”如果追问谁更根本，笔者认为是王臧。1、王臧是帝师。要知道，王臧是汉武帝的老师，也是汉代儒家的第二个帝师，他的作用不可低估，汉武帝最初对儒家的好感，就是他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的。这一点笔者过去强调不够，是个错误。2、王臧对“尊儒”活动最积极。汉武帝登极前，他避讳退隐，汉武帝登极后，他主动上书，要求到汉武帝身边工作，试图“尊儒。”3、赵绾是王臧调来的。赵绾是王臧的同窗好友，是靠他的“关系”当上御使大夫的。他调赵绾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尊儒”。4、王臧是学者。王臧一直是搞儒学教学和研究的，他的主要贡献是思想，而赵绾是行政人员，主要负责具体实施。5、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应归功王臧。田蚡是王臧“尊儒”活动的重要支持者和成员，也是王臧“尊儒”受挫的受害者，田蚡虽和汉武帝一起完成了“尊儒”伟业，但他只是个执行者，最先的主意还是王臧出的，他完成的是王臧的未竟事业。
五、王臧“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近现代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
历史上总共有三种汉武帝“尊儒”说，只有司马迁的记载有实据。传统至今，学界都把司马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当作儒学反思的基点，笔者认为不妥。现在，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应是“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
第一，为什么以司马光的说法作为儒学反思的基点不妥？1、此说是伪造的。司马光的说法，像“上帝创世”说，坐不实。如，董仲舒究竟是什么时候建议“尊儒”的？现在就有近十种说法：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说，等等，哪种都说不清；汉武帝是怎么采纳的？他们也没有一人能说清。2、用此说反思汉武帝和后来历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状况，都得不到实证。［20］3、用此说肯定董仲舒对儒学的贡献和他的儒家性质，不妥。董仲舒是不是儒家，要通过他的思想来证明。董仲舒不是儒家，他对儒学无贡献，相反，危害很大。［21］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儒家的反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孔、孟儒家从无思想专制之说，只有“申、韩”术家才有此主张，而且搞思想专制从来都是反动的。
第二，关于儒学反思科学基点的自我检讨。笔者曾认为，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23］，后来觉得不妥。主父偃的“推恩令”是汉武帝“尊儒”后的事，只能证明“尊儒”是对的或成功的，不是“尊儒”制度确立的时间。后来又认为，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24］，现在看来也不妥。田蚡不是儒家，“尊儒”的建议不是田蚡提出的，他只是个执行者。我们今天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应当是王臧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时间是建元六年，即田蚡继承王臧的遗志，完成“尊儒”使命的时间。
第三，将王臧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作为现代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的意义。1、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王臧建议“尊儒”和最后完成是最真实的，使儒学反思有了坚实的基点。司马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则完全改变了历史和思想史框架，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2、用此说反思汉武帝以后的“尊儒”史符合历史实情。即汉武帝以后，思想上是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同时吸收其他思想，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人反对区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并用后者证明前者，［25］不妥。二者有不同的历史和思想史内涵，代表两种历史和思想史路线，对儒学反思的结果有质的区别。3、有利于纠正儒学反思中的错误。如，董仲舒至多是儒家的一个流派，不是儒家的根本代表，他是否真为儒家还须讨论。从董仲舒反思儒学是不妥的；对后世主要以儒治国，要具体和历史地分析，不能用“独尊儒术”笼而统之；还要研究儒学与其他学派的关系，不能用“罢黜百家”带过，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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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孙景坛“五四”批孔献疑［J］南京社会科学，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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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01期。）
注：修改一处：赢公（的得意门生眭弘——原文有疏漏，补）。
汉武帝在位期间，董仲舒建议只准研究以六艺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在六艺之内的思想一概禁止人碰触，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规定诸子百家中除儒家之外的思想流派一律禁绝，独发扬儒学。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汉时独尊儒术的影响利弊，对今天的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汉武帝时，儒家才得以独享尊荣，孔子才被视为千古第一圣人，并流被后世。
其实，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即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著：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董仲舒希望的是朝野之中只有儒学一家，汉武帝雄心勃勃，希望的是加强集权、对外扩张、建立大一统帝国。而汉初以来统治层一直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这与汉武帝所想的建业是冲突的。所以汉武帝需要另一种学说为他的行为、事业提供支持，同时打击黄老之学。而儒学、董仲舒提出的主张恰到好处的对中了刘彻的心思。所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直以来有人说统治者用的都是“儒表法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到了统治者（帝皇）这一步，用的多是权术。崇尚儒家也罢，黄老之学也罢，都是是统治手段。其实我觉得说出了真谛的人只有一个——汉宣帝太子刘奭（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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