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兴起
第二次布匿战争对罗马人的影响之深，可以与亚历山大战争对希腊人的影响相比拟。不仅是罗马帝国由此而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阻止了罗马民主政治的发展，把巨大的行政权力交在元老院的手中。元老大部分都是从贵族（Nobles）中选举出来的，换言之，都是豪门世族中的人物。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种情形就造成了不同家族集团之间的拉锯战，贵族（Patrician）与寒门（Plebeian）两方面都包括在内。此外，新的阶级也兴起了，在罗马政治中开始占了重要地位，以后被称为“平民”（Equites）。
此时由于农村的破坏，大量的自由劳工被迫奔向城市，农村劳动力缺乏，再加上许多自由民投入军队，使廉价奴工的需要日益增强。在海外方面，由于在非洲、西西里和撒丁，都有巨大的小麦产区可供开发，所以奴工的需求又更为迫切，而奴隶却只有靠战争才能获得。战争遂变成了罗马文明的必需品。在向南和向西的扩张已经完毕之后，唯一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向东面进行一连串的战争。自从亚历山大死后，东面地区即发生了全面的混乱，到了公元前306年，共有五个巨强出现，其统治者都自称为王。这些强国为：（1）埃及，其国王为托勒密（前323—前283年在位），是拉古斯（Lagus）的儿子；（2）叙利亚（Syria），其国王为安提柯（前323—前301年在位）；（3）上亚细亚（Upper Asia），其国王为塞琉古（前312—前 280年在位）；（4）色雷斯，其国王为利西马科斯（Lvsimachus，前323—前281年在位）；（5）马其顿，其国王为卡山德（Cassander，前319—前297年在位），是安提帕特的儿子。
这些王国之间彼此不断地发生战争。公元前301年，安提柯已经是81岁的老翁，可是他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Demetrius Poliorcetes）却都具有极大的野心。结果其他诸国组成了一个同盟来与他们为敌，利西马科斯得到了卡山德和塞琉古的支援，带领了480头战象和大量的骑兵，使他们在弗里吉亚的依普苏斯（Ipsus）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这个想要征服整个亚历山大大帝国的最后企图从此结束。
在这一战之后，安提柯的王国就被瓜分了，五个强国只剩下四个。马其顿是其中最弱的一个。在此后10年之中，它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在纷乱之中，北万的高卢人也乘势侵入，局势似乎已经毫无希望。最后，在公元前276年，安提柯的孙子安提柯·哥纳塔斯（Antigonus Gonutus）获得了它的王位，他在位38年，算是重建了秩序和繁荣。他死于公元前239年，到了公元前221年，他的孙子腓力五世做了国王。上文说过，在公元前217年到205年之间，他曾经与罗马人发生冲突，是谓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281年，利西马科斯以80岁的高龄，在柯鲁皮登（Korupedion）一战中，为塞琉古所击败和杀害，于是色雷斯也亡了国。第二年，塞琉古也被刺了。公元前241年，阿塔罗斯（Attalus）继承他的叔父欧米尼斯（Eumenes），做了柏加曼的统治者，也自称为王。
到了公元前202年，即汉尼拔在扎玛会战中被击败的那一年，东面地区一共分为三大强国：（1）叙利亚，国王为安条克三世（AntiochusⅢ），他也号称“大帝”（The Great，前223—前187年在位）；（2）埃及，国王为托勒密五世，名字叫作艾皮法尼斯（Epiphanes）；（3）马其顿，国王为腓力五世（前 221—前179年在位）。此外还有一些次等的王国——柏加曼、比西尼亚（Bithyn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和本都（Pontus）。而在哈亚斯地区中，跟着它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加拉提亚（Galatia），那是在公元前278年侵入马其顿和色雷斯的高卢人的老巢。
这些王国都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剩余部分，现在就成了罗马人东征的对象。第一步即为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
1．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帝国在4世纪和5世纪衰亡了。关于其原因，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内忧外患。但对于"外患"，我们要考虑到：罗马从来就是军力强大，对外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为什么到了4、5世纪就抵挡不住"野蛮人"的进犯呢？所以，关键还是"内忧"，是罗马帝国内部的国力虚弱，导致了它对外不能抵御入侵，对内不能维持秩序。
凯茨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争论》中指出："我不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源自野蛮人的入侵。罗马帝国在5世纪以前，成功地抵御了野蛮人的多次进攻。因此，关键是罗马帝国的内部因素导致了罗马的国力和抵抗力的衰落，这就是：皇帝和贵族对帝国的控制，膨胀的官僚集团，压迫性的法律规范，对中产阶层和自由民的过分的税收，用大部分的国力去支撑漫长国境线的防御，中央权威的不断削弱，贫富差距的扩大。"1简单说，因为罗马国家统治性的官僚贵族集团，日益加大其对罗马百姓的搜刮力度，这使得罗马百姓们越来越对生产失去了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使得整体生产水平下降，社会趋于贫困；面对压榨所得的财富减少的现实，官僚贵族集团不仅不减轻压榨力度，从而提高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加紧搜刮；这就使得劳动群众更加不愿工作，使整体生产水平更为下降，社会更趋贫困。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遵从社会规范，而是揭竿而起、打家劫舍；贵族地主们则要自组武装，既是自保，也可攻击别人，掠夺财富。罗马当局已控制不住局势了，已不能在自己的疆域里垄断暴力的使用了。罗马帝国开始土崩瓦解。
下面我们稍微详细地对这一过程做一分析。
罗马的官僚们、贵族们、地主们，他们要过奢侈的生活；更关键的是，因为他们和广大罗马劳动者之间，是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压迫关系，所以，他们对奢侈生活的欲望难以得到遏制，没有一个力量能遏制他们获得更多剩余产品的冲动及行为。巴林顿·摩尔说："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一。……受贿的诱惑使得每一个官员都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2他的这番话放在罗马帝国同样适用。罗斯托夫采夫论述罗马帝国说："官僚体制权利至高至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施行的任何监督，从而变得十分腐化，不诚实。……贿赂公行，非法鱼夺习以为常；企图采取一大套暗中侦察和官员彼此互相监督的制度来制止这些现象均属徒劳无益。每一次增加官吏的名额，每一次扩大监督人员的队伍，其结果都只是增添了靠贿赂贪污为生的人数。……凡是一种官僚体制，如果不受人民所掌握的充分权利的制裁，它都注定了会腐化无能。"3对于广大的罗马农民和隶农，罗马国家用赋税，罗马官吏用贪污，罗马地主用地租；而且赋税越来越重，贪污越来越凶，地租越来越多。对于城市里的手工业主和商人，罗马国家和官吏同样不会放过，极力敲诈勒索。
这样，罗马人民普遍地心情沮丧，一种消极服从的思潮传遍了罗马，因为多生产一点，国家就会多拿走一点，那又何必卖力劳动呢？于是，因为大面积压榨，因为大家不思生产，罗马的国民经济就逐渐凋敝了。商业衰落了，不仅是因为海盗和蛮族入侵的结果，更因为没有消费者，而且如果有人想置买船只和车辆从事商业，那就必须为国家服役，而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手工业的情况和商业差不多，大部分的手工业产品都要靠国家订货，国家规定的价格很低，而且官员们还要从中赚上一笔；农民们日益贫困，生产水平下降；城市里则是物价上涨、货币贬值。
汤普逊论述道："罗马帝国生活力的逐渐衰败，可从……国家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情况得到说明。……一旦国家最高地位成为决定性的，而又能使个人利益及社会集团利益屈从的时候，它必然对民众起着一种压制的影响，并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失掉一切兴趣。但是，国家加在人民头上的压力，从没有像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那样使人觉得沉重。……罗马帝国成为压迫的象征，它在破坏它的臣民的时候，也破坏了它自己。"4
由于压榨的逐步加重，使得社会文明的基础--物质文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统一的社会秩序也出现了日益丧失的趋势。罗马各地的农民起事日见普遍，海盗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当时的一位演说家大声疾呼："该死的富人们！如果穷人真觉得不值得活下去的话，注意他们会使你们同归于尽的。"5
对这些问题，各省的长官往往束手无策，当政府、警察维持不了社会治安时，大家只能自保。于是许多本来没有城墙的城市现在建造了城墙；富裕的地主们则在田庄周围修筑堑壕。
各地大领地的领主们则日益表现出脱离中央政府的倾向。他们各自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奴隶，而中央政权日益衰败。后来甚至正式颁布法典，规定法官不得进入私人土地上开庭审判；如果有犯人应受逮捕，执行逮捕者，不应是国家官吏而是领主的管家。领主们就因此而获得了不亚于国家权威的自由。领主们非常珍惜这种自由，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自己的强者地位去侵占弱者们的财产，特别是侵占孤儿寡母们的财产。在这样一个没有了王法的世道里，广大善良、无助的老百姓们，为了避免盗劫、逃避苛捐杂税的负担，越来越多地向各个有势力的大领主那里寻求庇护，自愿成为这些大领主的隶农。同时，如前所说，这些领主们还不怎么向国家交税，以至于国家只得把税收负担更多地转嫁到自耕农、市民等其他阶层身上。
简单说，后期罗马帝国所展现的图景是：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地主贵族日益发财、奢侈成风；农业衰落、民众日益贫困；公德丧失、风化败坏。不论是总体的生产力，还是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都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这时，一旦遇到日耳曼人的侵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了。昔日强大无比的罗马帝国，到了4、5世纪已经风化了，只要外界推一推，它就裂成了碎片。在这碎片之上，出现了分离割据的封建的社会状况。
罗马帝国末期的这种状况，和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状况是十分相似的。这是因为罗马国家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途径是一样的。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拥有强大组织性力量的官僚贵族地主集团，在王朝建立之初，还能记住孟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教导，压迫压榨还有所节制；到了后来就越来越无所顾忌，最后终于把百姓们逼急了，王朝也就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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