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中国当前农村的贫困问题

　　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搞起了种植养殖，或外出经商，或进厂做工，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和科技，纷纷走上了富裕之路。然而，目前农村尚有少数农户仍难以摆脱贫困的束缚，生活依然十分拮据。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还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820万，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还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5825万。切实解快农村贫困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其致贫因素，并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一、当前农村出现的致贫因素
　　2004年伊始，笔者有幸成为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到贫困、后进村任职的6000名干部中的一员，在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七岭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上任前后，我以一名选派干部的身份，对农村贫困户进行了调查,这些农户难以脱贫致富，大致有以下十个方面的原因：
　　一、天灾人祸
　　自然灾害和飞来的横祸是农村人口绝对贫困和返贫的一大因素。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相当恶劣、交通极为不便、自然灾害频发的偏远地区。由于农业对气候的依赖性较强，干旱、洪涝、冰雹、霜冻、飓风、泥石流都可能造成庄稼减产和颗粒无收，甚至毁灭村庄。另外，车祸、安全事故等飞来的横祸，造成农民家庭成员残疾、主劳动力死亡等，使一个好好端端家庭陷入困境。
　　二、子女上学
　　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加速推进，学费日益昂贵，成为多数农民的沉重负担。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高中和大学教育费用更让普通农民家庭难以承受。农民要供养一个大学生，往往从其上学甚至直到毕业的前几年，家庭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但如果农民不能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则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积累贫困，陷入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这样一种贫困代际传递而难以自拔的境地。如果贫困家庭中几个孩子都上学，对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会导致家庭的贫困。如果孩子考上大学，在教育体制实行改革的今天，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至少要一万元左右，对一个贫困家庭更是无法承受的，要想上大学，只有依靠借债，那么，这些家庭的生活肯定是走入贫困的境地。可以说，一个大学生就能导致一个中等收入的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状态。正因为如此，相当一些农民子弟在日益抬高的教育门槛前止步，农村辍学现象日益严重。
　　三、疾病
　　农民收入本来就少，农民看病治病，都是自己负担，一年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病稍大一点，一般农民的家庭都承受不起，贫困家庭更是承受不起。农民在平时不注意预防疾病，农民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人生大一点的病，就会给贫困的家庭带来更加贫困，一旦得了重病，整个家庭甚至家族将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家庭成员中主要劳动力积劳成疾，整个家庭会立即陷入贫困。生病无钱医治，不管不问的贫困户在农村比较常见，“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的情况屡有发生。另外家庭成中有残疾，也是导致家庭贫困的根源。
　　四、人多地少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要是没有耕地，也就无法生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在农村推进改革，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其普遍意义在于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重新确立了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恢复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其结果是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高速增长，农民收入持续大幅度增加，农村不少家庭摆脱了贫困，现在剩下的一些贫困户基本是比较难以脱贫的贫困户，大都是分布在偏远的山区，有些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耕地、水资源少或耕地质量差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如我所下派的村人均耕地也只有0.76亩，低于“联合国人口对耕地0.8亩的生存保障线”，这么少的耕地，加上贫困地区农民文化素质差，不能适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从种植业获得的收入自然就少。
　　五、文化素质低下
　　中国有12亿多人口，农民占绝大多数，而广大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严重偏低。缺文化必然导致观念的落后，观念落后是贫困的根源。贫困地区不少农民对商品经济至今还很不习惯，他们一贯视农为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冒险出外经营工商业；许多农民听天由命，消极悲观，缺乏信心和勇气，把希望寄于“老天爷”风调雨顺；依靠国家支援，救济的“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视吃救济、拿补贴为理所当然；观念保守，不愿接受新技术，甘愿受穷。文化水平低，科学知识贫乏，不但导致了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导致了愚昧和迷信活动的泛滥，给社会平添许多不安定因素。也有个别农民人穷志短，种田怕苦，务工怕累，守在田园，不勤劳作，承包田里杂草丛生，成熟的庄稼无人收获。家里穷得叮当响，是村里统筹款的欠款大户，虽已到了“而立”之年，但整天东游西逛，到处滋生闹事。
　　六、超计划生育
　　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中，贫困地区的人口问题更加突出。贫困地区即使生产有很大发展，但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人口，贫困的帽子是难以摘掉的。在我们调查中，由于社会养老体制还不够完善，仍以家庭养老为主，使贫困农村部分人视“生儿子”为人生头等大事，为生儿子不惜整天东躲西藏四处逃避计划生育。多个子女并不能“多福”，而是“多债”，增加了家庭负担。刚刚解决温饱的家庭，因无心经营生产，家里田地荒芜，靠打零工、亲戚朋友接济度日。加上孩子多，花销大，导致生活贫困不堪，而且因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弃女婴等招致数额不等的罚款，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困境。少数贫困户受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影响，不顾优生优育，人口素质越差，痴呆现象较多，如我所下派村中，就见到好几例痴呆，劳力少，造成贫困。
　　七、因建房致贫
　　有的农户家境并不富裕，但总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建造楼房，一些特别贫困的家庭，由于生存问题，不得不建房。家庭收入少，建房后，家庭就会更加贫困。因建房致贫的，除了极度贫困户外，还有一部分是返贫户，这一部分家庭先是脱贫了，可能建房时借了一些债，后因种种原因，收入下降，而借的债又需要偿还，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调查中这部分人因此把贫困原因归功于建房。
　　八、市场意识低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除一部分用于自己消费外，其余部分只有通过流通才能转化为货币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大农民纷纷开辟致富门路，而有的农户看到人家搞某个项目发了财，便跟着“依样画葫芦”，谁知待到产品销售时，其产品在市场上早已“门庭冷落”，连投资也难以收回。近几年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产品不断丰富，形成农产品买方市场。所以虽然物价指数下降，但农业生产经营成本非但没有下降，反而直线上升，导致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持续下滑，甚至造成农民生产性亏损。近年来农副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导致许多刚脱贫的贫困户返贫。同时，农村相对闭塞，信息渠道窄，很多农民尚未意识到市场中蕴藏的巨大机遇和挑战，难以及时把握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在选择农作物品种、种植方法以及调整产品结构等各个环节具有盲目性，往往出现一窝蜂现象，导致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有的血本无归，陷入困境。在销售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指导，参与流通的组织化程度低，流通渠道少，即使获得了好收成，也难以实现产品价值，导致丰产不丰收。
　　九、因婚返贫
　　贫困地区青年娶妻难是一个普遍问题。由于贫困地区一般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女青年一般不愿嫁到此处。有些农户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不惜满足女方越来越高的彩礼要求，少则几千，多则几万。更有甚者，干脆从人贩子手中买一个媳妇，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牢固的，结果往往是人去财空。所以贫困地区农户为娶儿媳妇尽管是省吃俭用，到儿子成亲时也免不了东挪西借，待家里娶进了新人，生活水准也重新滑到贫困线以下。
　　十、其它原因致贫
　　目前农村越演越烈的人情风，也严重制约着贫困农村经济的发展。结婚、生子、乔迁新居、升学、参军、拜寿、送葬、做风水等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均需"凑份子"。受“人情大于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贫困农户背着沉重的人情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的参与封建迷信、逢年过节的大肆铺张浪费，结果债台高筑，陷进贫困的泥坑。此外，农村的文化生活普遍比较贫乏，赌博在不少乡村已成为公开的“娱乐节目”。有些农民一有空闲，便聚在一起“筑方城”，个别农民陷于“赌场”而难以自拔，输得个倾家荡产。
　　当前，在贫困中徘徊的农户，虽然在农村中所占比例不大，但这对于农村经济和健康发展，特别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应当引起农村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充分关注与重视。如何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笔者以为，应当注意正面引导，帮助贫困农户增强劳动致富的信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消费观和生育观，破除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俗，坚持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开创致富门路，同时，要从政策、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他们必要的扶持，，促使他们早日走上富裕之路。 首先,从抓村组班子建设做起。俗话说，“富不富，看支部”,新时期农村党组织的先进性、战斗力，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的重要体现就是个人有能力致富，也能够带领群众致富。目前，农民最缺的就是结构调整的信息，最需要的是干部身体力行地参与农业结构调整。村支两委干部熟悉农村、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营经验、接触的产销信息比较多，应该成为参与农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各级组织要鼓励村支两委干部参与农业开发，引导和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村支两委干部要从习惯于安排农业生产、指导农业结构调整向参与农业结构调整、带领农民增收转变。 其次，扶贫不扶懒。因为我们是扶贫，不是养贫，更不是奖贫。不能助长少数人的懒惰思想，使之越扶越懒惰。给钱给物，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治标；扶人扶志，启动内在活力，才是治本。如何扶人治本？一是扶人的精神，即培养自力更生、依靠自身脱贫致富的斗志和精神；二是扶科技能人和能工巧匠，让农村人才脱颖而出，再以此为示范带动大家致富；三是重在教会捕渔，而不是单纯送鱼，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只有教会农民技术、教会农民发家致富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发家致富的方法问题，引导其变苦熬为苦干和巧干，最终摆脱贫困。　第三，改造贫困，不如走出贫困。农村贫困人口拥有的最为重要的资产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他们的比较优势所在。对于农村贫困人口来说，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可以用来创造收入的资产。我们只有使他们拥有的劳动力在农村变得相对稀缺，因而具有相对高的价值，否则就不可能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和地位，即通过“移动人”的办法将农村一部分贫困人口转移到城镇或非农产业行业中来，这样农村总人数减少，而当地虽然土地、资源如故，但可相应提高“人均收入”。 同时，当务农劳动力变为非农劳动力，他们就由农产品的供给者变为农产品的需求者，导致农产品的供给曲线内移而需求曲线外移，农产品的价格随之上升，务农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值和工资也会相应上升，这样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也就可以随着农村劳力的不断减少而不断上升。当然减少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还必须使流动出来的劳动力在城镇能够找到工作，否则，只是把农村贫困人口变为城市无业的贫困人口。 第四、消除贫困，教育是根本。在实际工作中，教育应当分成两类：一类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基础性教育，未成年人是农村的未来，是希望之所在，必须无条件地抓好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另一类则是针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再教育工作应以难度不大的实用技术培训为主，现学现用。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今后的工作重点应放在软件的配套上。 第五、为尽快铲除贫困发生的社会根源，医疗卫生工作应当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农村医疗保险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研究与探索力度，寻求合适的突破口，逐步形成并完善农村医疗保障机制。目前，沼气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沼气建设具有极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作为扶贫的一个具体项目，加快推广。

通过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农村贫困人口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
一是贫困户在低收入水平上具有较高的食物支出比例，主要表现在较高的恩格尔系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调查资料分析，与全部样本农户相比，绝对贫困户的恩格尔系数高24个百分点，低收入户高近11个百分点。而且，两类绝对贫困人口，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按照国际标准衡量都是相当低的。他们的平均恩格尔系数都明显高于国际粮农组织关于赤贫的定义(恩格尔系数60%或以上)。
二是文化程度低，缺少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偏低的人群具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在贫困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1998年至2005年根据户主的文化程度分组的不同农村人群的生存贫困发生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户主是文盲或半文盲，其家庭成员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高出平均水平，在1998年高出平均水平3倍，2005年高出3.6倍。同样地，户主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群的贫困发生率也高出平均水平，在1998年和2005年分别高出20%和52%。
那么，农村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又如何解释呢？有人对2005年两组人口的不同学历人群的比例进行了比较。在16岁及以上非在校人群中，贫困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高达23%，而非贫困人口的这一比例为10%，前者比后者高出130%。还有，贫困人口中小学学历的比例比非贫困人口高出22%。这就意味着，非贫困人口中受到更高阶段教育的人群比例要高于贫困人口。非贫困人口中受到初中教育的人群比例比贫困人口高出42%，受到高中教育的比例几乎相当于贫困人口的2倍。
三是家庭规模大，人口负担多。
从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可见，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户平均每个家庭的劳动力数，比全部样本平均水平高0.11人，但少年儿童(15岁及以下)人数比平均水平高0.24人，老龄和病残人数比平均水平分别高0.05人和0.02人。
四是贫困人口的教育和医疗支出的负担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6省贫困监测样本2004年数据计算的医疗和教育支出占各收入组农户纯收入的比重情况，医疗和教育支出合计占发生支出农户家庭纯收入的比例都超过了25%。而且贫困和低收入农户的医疗和教育负担要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贫困户和低收入农户的家庭社会消费支出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家庭纯收入。这反映出过高的医疗和教育负担导致强制性的必要消费支出超支，使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农户要靠借债度日。
五是贫困人口处于较差的自然和地理条件。
2004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有50%集中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占36%，只有14%的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达5.7%，最高的青海接近14%。中部的贫困发生率为2.8%，东部地区发生率只有1%(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5年提供的资料)。
西部山区和某些气候干旱，土地瘠薄，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是贫困人口主要集中的地区。这说明外界条件的差异也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基本途径
应当承认，过去3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也是反贫困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历史。经过贫困地区人民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度下降。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2007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减少了2.28亿。
2008年《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指出：“根据中国政府贫困标准，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8500万（占农村人口的9.6%），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人口的1.6％），是最早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采用的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由1990年的46%下降到2005年的10.4%，也已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任务。”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我国，帮助城乡贫困人士、尤其是贫困农民摆脱贫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指出：我国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潜在差距有五项，即“（1）贫困规模依然庞大。按照中国政府现行贫困标准，2007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479万人，低收入人口2841万人，共计432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4.6%。（2）贫困程度较深。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发展条件差，发展能力弱。一部分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欠缺，处于较深的贫困当中。此外，一些因丧失劳动能力、缺乏生活来源、所处经济发展环境差的人群，如残疾人、妇女等弱势群体，仍需予以特殊的扶持和救助。（3）脆弱性明显。贫困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几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贫困人口需要同时应对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这些风险都极易使其生活陷于困顿。贫困人口的结构很不稳定，每年脱贫与返贫人口的数量都很大，‘暂时性贫困’多于‘持续性贫困’，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特征。（4）仍需进一步定义、监测和计算城市贫困人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贫困人口较少。但这种情况最近几年有所改变。中国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然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需继续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系统地收集城市农民工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的数据。（5）粮食价格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扶贫面临的一个新挑战，特别是小麦、大米和玉米等主要谷物的价格上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这是一个庄严的承诺，也是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
面对贫困的巨大挑战和光荣的历史任务，我们只能牢记并实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回顾我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5年，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全国农村的贫困问题都很突出，主要通过普遍的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其中，最根本的是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以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所以经营方式的改革是一个原因，价格的提高也是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是由国家控制的，提高价格实际上是将收入转移给农民，这个期间平均价格提高了25%，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场改革，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我国在7年时间里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减少到1.25亿，减了一半。
接着是第二阶段，即实施有针对性扶贫计划阶段。1986年，国务院建立扶贫领导小组，这是一个由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26个成员单位组成的最高扶贫机构，国务院扶贫办作为常设的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以后，通过区域瞄准来确定扶贫对象，研究并提出投资计划，主要有三大投资计划：一是贴息贷款计划,就是通过信贷资金来帮助贫困地区脱贫；二是以工代赈计划；三是财政发展资金。这三种资金是由不同部门来管理的。在整个的国家扶贫机构当中，由发改委管以工代赈计划，财政部管发展资金计划，农业银行管贴息贷款。在农村扶贫当中，国务院扶贫办和这三个部门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这样的组织架构以后，接着就在全国范围内选定贫困县，1988年就选定了328个国家级贫困县，它的标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少数民族县、老区县和牧区县以200元作为标准，而对革命做出特别贡献的县市，比如井冈山地区、大别山地区、延安地区等地方的县则放宽到300元。谁进入了这个名单就意味着能够拿到中央的投资。同时，还确定了370个省级贫困县，按照规定，只有国家级贫困县才能拿到国家的投资，省级贫困县由省里来解决，基本政策如此。然后，国家的资金就要投向贫困县，主要通过贴息贷款，利息在3%左右，由农业银行来管理，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是以工代赈计划，贫困地区很穷，但是劳动力比较多，而贫困地区在很多方面都是需要建设的，以工代赈就是利用劳动力资源修建基础设施，然后政府提供食物等等，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基本上都是用现金。实际上，以工代赈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没有很好地发挥代赈的作用，绝大部分地方是把提供的食品等卖了，去买炸药等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东西，而农民无偿地提供劳动力，很多地方都是样做的，应该讲这个政策对贫困地区还是有一些帮助的。第三块就是财政发展资金，在很多方面和以工代赈差不多，但是它会用到一些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去，比如科技推广、培训、学校以及教育等等，而从现在来讲，新的扶贫政策要求以村为单位进行整体推进以后，财政发展资金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第三阶段是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的目标就是从1994年开始，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个阶段的主要的政策调整是把贫困县调整为592个，实行“资金到省、任务到省、权力到省、责任到省”，让省一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如果不能完成目标就免职。而后把扶贫的重点转移到西部地区，国际扶贫在这个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扶贫的作用也开始显现。
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执行的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这是第四阶段。目标是10年之内解决剩下的贫困人口，同时要巩固原来的成果，很多人生活虽然超过国家确定的贫困线，宣告脱贫，但是实际上还是很穷的。因此扶贫最大的政策调整是从县到村，虽然全国还有500多个扶贫重点县，但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是村，最重要的措施是“整村推进”，也就是说一个村、一个村地来做。然后就是组织培训转移，把贫困地区的劳动力通过培训转移到发达地区或者城镇。还有就是农业产业开发，主要通过贴息贷款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