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朱由检的遗言是什么意思？

朱由检（明崇祯皇帝）临终时的遗言：
1、“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现代文译：都是那些大臣耽误了朕，作为国君随社稷而死，（大明）277年的天下，一旦间就覆灭离弃了，都是那些奸臣耽误的，才造成现在的结果。
——离宫时口述

2、“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现代文译：朕自从登基至今十七年了，反叛贼寇的军队已经逼近京师，虽然我德行浅薄错误，触怒了上天，导致反贼进攻北京，但是主要是我的大臣们耽误了朕。朕死后，没有脸在黄泉拜见列祖列宗，我自己脱掉皇冠，披散头发以遮盖脸面，听任反贼戕害我的尸体，但是，千万期望不要伤害任何一个百姓。 ——临终写于蓝色袍服

崇祯皇帝殉国经过：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朱由检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
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晚，朱由检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只是哀声长叹，徘徊无语。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朱由检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朱由检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回宫后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烺。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周皇后也哭着说：“妾跟从你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说完解带自缢而亡。朱由检转身对袁贵妃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贵妃哭着拜别，也自缢。朱由检又召来15岁的长平公主，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说完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她的左臂，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她昏死了过去。 同时也挥剑刺死了自己年仅六岁的么女—昭仁公主。
朱由检又砍死了妃嫔数人，并命令左右去催懿安张皇后自尽。懿安张皇后隔帘对 朱由检拜了几拜，自缢身亡。十九日凌晨，李自成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然后朱由检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朝阳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朱由检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朱由检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诸臣惊闻这一变故，大学士范景文及其妻妾，户部尚书倪元璐与他的一家十三口人，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昭，大理寺卿凌义渠，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右侍郎孟兆祥与其妻何氏儿子孟章明，儿媳万氏，左谕德马世奇并其妾朱氏、李氏、左中允刘理顺并其妻万氏、妾李氏及儿子、奴仆婢女满门共十八人，太长寺少卿吴麟征，左庶子周凤翔与他的两个妾，检讨汪伟与他的妻子耿氏，户部给事中吴甘来，御史王章，御史陈良谟与其妾时氏，御史陈纯德、赵馔，太仆寺丞申佳允，吏部员外许直，兵部郎中成德并母张氏、妻张氏及子，兵部员外金铉并母章氏、妾王氏及弟錝，光禄寺署丞于腾蛟并妻，新乐侯刘文炳并祖母与弟，左都督文耀及妹、子孙男女共十六人，驸马巩永固并乐安公主及子女五人，惠安伯张庆臻并阖门男女，宣城伯卫时春并阖家，锦衣卫都指挥王国兴，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珪，锦衣卫千户高文采并一家十七人，顺天府知事陈贞达，副兵马司姚成，中书舍人宋天显、滕之所、阮文贵，经历张应选，阳和卫经历毛维、张儒士、张世禧并二子，百户王某，顺天府学教官五人，俱失其姓名，长州生员许琰，俱死之。诸臣死难，惟孟兆祥守正阳门，死于门下。王章、赵撰骂敌而死。范景文、申佳允、刘文炳、卫时春赴井，金铉、滕之所、阮文贵、张应选投御河，施邦曜饮药，凌义渠扼吭，巩永固及乐安公主、张庆臻自焚。其余皆投环自缢而死。 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朱由检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当地平民又将他合葬在田贵妃墓中。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帝。南明政权谥他为思宗烈皇帝，后又改谥为毅宗，史又称崇祯皇帝。
明思宗死后，自杀官员有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等，驸马都尉巩永固全家自杀，太监自杀者以百计，战死在千人以上。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崇祯帝临终遗言内容：“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

　　对于朱由检而言，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个月，是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办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

　　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一两银子也不捐。那些皇亲国戚们，富得流油，却吝啬得很，不肯为国出钱出力。皇帝派太监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终没有松口，气得太监拂袖而起，丢下一句话：老皇亲如此吝啬，大势去矣！江山丢了，你积蓄财产还有什么用？

　　太监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当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在宫廷中捞足油水的太监，为了躲避捐献，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在各自的房屋上贴出“此房出卖”的广告，并且把古玩、杂物摆摊出售，好像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了。这些皇家的奴才们，甚至大发牢骚，在宫门上写打油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显示出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树倒猢狲散，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飞黄腾达的勋贵们，已经离心离德。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对于王朝的灭亡无动于衷。后来农民军攻占北京，对他们“拷掠追赃”，在严刑威胁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万两银子，陈演也拿出了四万两银子，农民军在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这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不祥之兆。

　　当此之际，朱由检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对他十七年的政绩作了深刻的检讨：

　　——十七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战，赋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朕的过错；

　　——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刻意盘剥，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内宫，不能体察，是朕的过错；

　　——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不肯拼命杀敌，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视为仇敌。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疮溃烂，是朕的过错。

　　在叹息痛恨、引咎自责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希望跟随李自成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乘机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还表示，动乱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和大家一起维新。

　　这些话流露出朱由检企图挽回败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说毫无诚意，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论道：这个诏书如果在去年发出，远近臣民或许为之感动，如今形势大变，灾祸随时都会降临，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谁还会相信呢？

　　三月十二日，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朝野震动。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之类。次日，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大家一言不发，他气愤之极，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张缙彦索性掼纱帽，乞求罢官。这种精神状态，除了坐以待毙，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

　　三月十六日，朱由检仍然在宫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补知县三十三人。突然，太监送上紧急公文，打开一看，朱由检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这份紧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经陷落的塘报。内容是：这天黎明，农民军攻下昌平，总兵李某自杀。农民军随即进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当天夜晚，农民军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的平则门，沿途火光烛天。

　　明朝大难临头了。

　　“讲和”乎？“亲征”乎？

　　兵临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迅速分化瓦解，犹如大厦将倾，飞鸟各投林。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准备迎接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

　　戴笠《流寇长编》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京官凡有公事，都派他的听差传递简单的公文摘要，称为“传单”。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兵部官员魏提塘在路上见到一名高级官僚的听差急忙赶路，询问之下，那个听差出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大家一致约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不少官僚都已经在“传单”上签署了“知”字。可见一个应变的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以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一点。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城墙。紫禁城内，早朝依然照例进行，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有的说，应当起用“阉党逆案”中遭到严惩的官员；有的说，应当加封刘泽清为“东安伯”，要他从山东赶来“勤王”。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

　　中午时分，农民军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卫这三处城门的士兵，所谓“三大营”，其实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号称一万几千人，毫无战斗力。何况没有人烧饭，个个都饥饿不堪，哪里能够抵挡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虽然城墙外面的阵地上布满了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碍物，仍然阻挡不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身穿黄色衣甲的农民军，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城上的守军向外面放炮，却没有炮弹，只有一阵硝烟和一声空响，仿佛在那里放爆竹烟火，敷衍塞责而已。

　　李自成在彰义门外，向城楼上喊话，希望和平谈判。

　　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在城楼上大声回话：我到你的军营来做人质，你派人和皇上当面讲。

　　李自成回答：不用人质。立即派遣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城内，向皇帝传话。

　　杜勋快速奔进紫禁城，向皇帝传达李自成的意思，要求开门迎降。他对皇帝说：李自成兵强马壮，锐不可当，皇上应当为自己考虑。然后，杜勋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方案——割地求和。具体内容是：割让西北地区，听任李自成建国称王；犒赏军队银子一百万两。

　　朱由检征求内阁首辅魏藻德的意见，说：这个方案如何？现在事情紧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

　　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担责任，一声不吭，一味鞠躬低头。焦躁不安的朱由检从龙椅上站起来，靠在椅子背后，再三征求魏藻德的意见，对方始终一言不发。无可奈何，朱由检只得命令杜勋出城向李自成传话，这句话只有六个字：“朕计定，另有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否定了和谈的可能。待杜勋退出，魏藻德仍旧沉默不语，气得朱由检推倒龙椅，匆匆离去。

　　所谓“朕计定，另有旨”，除了顽抗到底，别无他法了。朱由检立即起草了“亲征诏书”，用文绉绉的文笔，回顾他十七年的历程，无奈地承认，十七年来，政治不修，祸乱频繁，难道是没有任用贤人，没有远离不肖者？以至于触犯天怒，积怨民心，使得赤子化为盗贼，陵寝受到震惊，亲王遭到屠戮，国家的耻辱莫大于此。然后，他向臣民宣告，决定由自己率领大军亲征，国家大事委托太子处理。他号召臣民，如有能够奋发忠勇，捐助军饷武器者，一概选拔到军前任用，消灭叛逆以后，予以重赏，决不食言。这是他作为皇帝向全国臣民发出的最后一道谕旨，显然是虚张声势的官样文章，这个时候再侈谈“亲征”，无异于白日做梦。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仅仅是公开表明他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决心。

　　“亲征”诏书发布后，朱由检招来驸马都尉巩永固，要他带领私家武装护送太子出京南下。巩永固告诉他，自己从来不敢蓄养私家武装，即使有，也无法冲出重围。这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只得作罢。朱由检叫来太监王承恩，要他召集宫内人员，准备守卫紫禁城。

　　李自成得到杜勋的答复，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之打开，北京的外城不攻而下。

　　在宫内的朱由检还没有得到报告，询问阁臣，外城是否已经被攻破？阁臣回答说，不知道。他再问，事情紧急，有什么对策？阁臣们的回答是几句自欺欺人的话：陛下洪福齐天，不必顾虑；万一不测，臣等决心巷战，誓死不负国家。所谓“巷战”云云，当然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当农民军向内城进攻时，守卫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也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不约而同地打开城门投降。整个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巷战”。三月十八日夜里，农民军控制了整个内城，离开紫禁城只有一步之遥了。

　　京城上空烟火弥漫，细雨中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全城，给王朝的末路蒙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说：“时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人情愈加惶惑。”你看，凄风苦雨、冰雹雷电，与炮火硝烟交织在一起，把紫禁城末日的凄凉，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宫殿内徘徊的朱由检，得到太监报告，内城已经陷落，问道：大营兵在哪里？李国桢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京营总督李国桢早已自顾逃命，大营兵也已涣散逃亡。他们劝皇上“急走”，事已至此，只有逃命了。他们没有料到，皇上选择的不是“急走”，而是以身殉国。

崇祯皇帝的第六次罪己诏（颁布时间：崇祯十七年，临终遗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绝望无助的崇祯帝强打精神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宴，当夜酒宴罢后，崇祯帝即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炯、四子永王慈焕逃离皇宫。随后，崇祯帝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一生贤德的周皇后于坤宁宫自缢。十九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揩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时“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崇祯帝的临终遗诏这样写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公元1644甲申年的3月19日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统治华夏中国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的亡国祭日，每逢此日，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遗民必沐浴更衣、面向北方、焚香叩首、失声恸哭。往事如烟，至今已三百六十八年矣，后世人当凭吊之。[1]

我才德微薄，身体孱弱，触怒了上苍，上天惩罚我，致使反贼径直攻到京城，这都是诸位大臣害了我。我死后无颜面对祖宗，我自己卸去皇冠，用我的头发盖住我的脸面。任凭贼人把我五马分尸，只愿不要伤及无辜百姓！

朕由于未守德无视勤政，老天也无丝毫怜悯，致使逆贼兵临城下，而众大臣不能鼎立相助，耽误朕的前尘，朕死后，无颜面对列祖列宗，自己摘取王冠，散开发髻遮面。任贼宰割，不伤及任何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