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人们的古生物化石知识匮乏,但利用化石的历史却很悠久。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即已着手用化石制作各种文具、装饰品等。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用煤精制作的首饰。汉代初期,人们就把琥珀视为珍品,将它与翡翠等并列为重要的首饰原料。晋代,有人用含三叶虫化石的石灰岩制作砚台。清代,人们利用猛犸象的牙齿制成朝珠或各种工艺品。除了装饰外,中医入药用的“龙骨”大部分也是古生物化石。
对化石形成原因与机制的探索,是一个从神话向科学的转变过程,我国古代未能对此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我国最早记载化石的书籍应属先秦的重要古籍——《山海经》,书中认为那些埋在石头中的“龙骨”是在金星山上出现的水火之怪的遗骸。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中记载了江西省抚州市麻姑山上的蚌壳,认为是沧海桑田的结果,这是很科学的想法。北宋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沈括是第一个利用古生物化石对古地理变迁作出科学解释的我国古代学者。沈括在陕西担任地方官员期间,曾对发现的“竹笋”化石(实为三叠纪的新芦木)做了详细描述和记录,并认为“竹笋”化石反映了当地以前地势较低、气候湿润、适宜竹子的生长,后来才慢慢变干旱的。
沈括之后直到晚清,我国古代的学者对古生物化石的认知没有再往前推进,而此时西方已经初步形成近代关于古生物地层学的理论框架。伴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西方学者纷纷来华进行地质勘查,我国的古生物学才步入继续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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