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夸我们的张学良的作文500字

　　人们通常用两件事对张学良的一生做出评价，一是西安事变，一是九一八。
　　作为主角，他曾风头无两人们赞美他是千古功臣；作为主角，他也曾颜面扫地人们骂他是不抵抗将军。
　　对前者，他平静接受；对后者，张学良也曾说，“用不着和他辩，毁誉由人，说骂由你，我不在乎。”
　　在他不长的政治生涯中，张学良经历了数次重大历史转折，且每一次都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作为历史经历者和创造者，张学良在这些转折中都扮演着主要角色。
　　但，在诸多历史大事件中，他说得最多的是九一八事变。
　　他承认“判断错误”，却否认“不抵抗”；他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但也说，“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而不是知道以占领为目的后，仍不抵抗。”张学良晚年的一些口述，澄清了一些悬案，也否定了一些成说。
　　核心提示
　　“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整个大地都在沉睡。他们没有人知道，过了这一刻，整个大地都将完全改变”，时任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九一八”三个直接策划人之一的花谷正，在其回忆录里甚至用抒情笔调描绘了九一八当晚沈阳的夜色。
　　同一时间，沈阳东北角，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除了门口哨兵，几乎没有其他声音。按当时军规，负防守之责的北大营在9点准时熄灯。
　　“所有人都知道关东军将有行动，但就是没有其他人知道具体哪一天”，有国内研究张学良扛鼎者之称，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辽宁省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胡玉海一言蔽之，“这在当时是个半公开秘密。”
　　千里之外，北平前门中和剧院高朋满座，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已连演数场，当晚则是为辽宁南部救灾进行的义演。在被“九一八”这场外侮惊醒之前，1931年的中国笼罩在一场全国性的水灾当中。
　　张学良作为梅兰芳的好友不仅亲自捧场，还邀请英国驻华武官蓝博森博士一起看戏。
　　一个开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在这个晚上10点左右发生，“需要借口的时候，一段炸毁了的路轨就足够把日本推上侵略和失败之路”，美国记者马克盖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写下这样一句话。
　　1931年9月的沈阳
　　“城里有好多路障，军事演习9月15日已到了北大营边上”，当年只有8岁的黎易之之所以对这个日期有印象，是因为当天是他的生日。
　　1931年9月的沈阳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底层百姓或许可以感受到关东军的嚣张，但并不知道悬而未决的“中村事件”，让双方呈弹性的弧线关系，瞬间紧绷。
　　“天天面临开门七件事的沈阳居民，习惯了城里城外的路障，关注点也不在这”，有研究沈阳城市生活史的学者概括了当时百姓心态。
　　1931年9月16日《盛京日报》的热点新闻不在近在咫尺的日本军营，而是东北军内部特别党员分级的消息，以及张学良将在双十节前来沈阳阅兵。
　　倒是知识分子沙龙里，对已经带有强烈战争性的气氛有所担忧。
　　当时沈阳精英阶层喜欢到青年会（俱乐部）打网球，孙竞寰是其中之一。当年26岁的他在张学良开办的奉天边业银行担任信贷组长。
　　“青年会成员大多是教授、银行家、社会活动家，都是消息灵通人士。有个姓阎的会员在给商会做报告时，透露了他得到的‘日本人有行动’的消息。大家都把话题集中在日本人的活动上，青年会的气氛有些紧张。但当时日本在沈阳有保护南满铁路的护路军1万多人，而东北军有25万之多，大家又觉得不用太紧张”，孙竞寰生前曾对记者有过如此描述。
　　名声在外的东北军，让沈城百姓很安心。“包括张学良在内，以及张以下的东北军政要员都没有做战争的准备”，胡玉海说，当时留守沈阳的东北军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最后的平静之夜
　　“主政华北后张学良基本住在北京，很少回沈阳。入住协和治病之后，张学良指定5人负责处理一般政务”，胡玉海描述了当时张学良对东北的遥控指挥，“张学良自4月13日从沈阳搬到北平后，东北的事务大多由两位军政大员东北边防公署军事厅长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处理。”
　　9月17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已住院治疗三月有余的张学良气色已近正常，随着病情好转，开始慢慢处理公务。
　　“张学良此时比较心焦的是悬而未决的‘中村事件’，关东军在沈阳频繁演习，他没怎么在意”，胡玉海说对此张学良和沈阳的老百姓一样，已习以为常。
　　胡玉海概括了“中村事件”对东北局势的影响，“此事让一直对东北心怀不轨的日本关东军有了借口，东北局势让人越来越不安。”
　　这桩隐秘的间谍案始于1931年6月10日。
　　当日，日本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等人化装成中国人，从海拉尔进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作军事调查，被守军抓捕。从他身上搜出各种地图和自绘桥梁涵洞断面图、一份记载兴安屯垦军军事分布和军力等物品。
　　随后中村被秘密枪决、焚毁灭迹，审讯记录和证物一起秘密交往北平的张学良。
　　3个月里，日本人一直盯着此事不放，步步紧逼。
　　8月，张学良通过友人渠道就此打探东京态度，结果让他很担心。
　　9月17日这天，东北两大员臧式毅、荣臻将两人商议的立即着手进行谈判，迅速解决中村事件的打算，向张学良进行了汇报。
　　9月17日，无论是对身在北京的张学良，还是千里之外的沈阳，都是灾难前最后一个平静之夜。
　　9月18日，梅兰芳《宇宙锋》绕梁的音韵中，张学良接到了荣臻日军对北大营发动进攻电报，“遵照‘鱼电’办理。”张学良接电后指示。
　　张学良口中之“鱼”电，即指9月6日张给荣臻等人的电令：“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与此同时，地处沈阳商埠中心交通要道上的奉天俱乐部灯光摇曳，各国派驻奉天的代表尚未尽兴时，轰然一声巨响传来。
　　巨响声中，日军按照熟稔于胸的路线，向沈阳各个目标挺进，其中以500人的兵力，进攻约有6000人的东北军北大营。
　　“事变当天，荣臻在家中正忙于为其父祝寿，王以哲旅长和两名团长也均不在军中”，胡玉海在专著中对此有过论述，“中国方面从上到下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形，是奉行‘力避冲突’方针必然结果。”
　　结果就是，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官兵慌乱狼狈，超过400人死亡，日军仅死亡2人，伤23人。
　　到19日9时，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公署、兵工厂、粮秣厂、航空处及各仓库、弹药库等均被占领。19日午前11时55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抵达沈阳，在东洋拓殖公司设司令部。
　　“刚进银行，就有同事跑过来说，‘被日本占领了，我们也走不了了……’就在大家手足无措时，日本人把枪架在了银行门口”，第二天一早，孙竞寰看见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沈阳一夜沦陷。
　　陷入骂声一片的张学良，19日两次面对记者谈及沈阳事变。
　　“19日上午10时张学良对《大公报》记者说，‘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下午2时，对外报说：我已‘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占领’。”张学良这样讲，一是符合当天沈阳实际情形，二是讲给国际社会听，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但同时也导致“不抵抗主义”的形成，胡玉海解析了张学良当时心态。
　　原定9月20日出院的张学良，当晚在协和医院接待室再次会见了外国记者。与社会各界沸腾的抗日声浪相比，张学良和中央政府都显得出奇地克制和冷静。
　　张学良，不抵抗与继续不抵抗的原因
　　“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与中央和蒋公无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学良恢复自由，复甫一开口便颠覆了传统观点。张学良随后的一些口述，澄清了一些悬案，也否定了一些成说。
　　“这是张学良高明所见”，胡玉海对其承认“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有如此评价。
　　胡玉海长年对张学良的研究中，一件事让他记忆颇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省领导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一篇张学良的报道，报道中张首次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这位领导看后很震惊，因为这是对传统观点的一个颠覆。就让人将报道转给了我，看看怎么回事。”
　　“传统观点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实际上不抵抗命令是张下的，需要讲清楚是，张在九一八事变前是主张武力抵抗日本的”，胡玉海将张学良的对日本主张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主张武力抵抗力避冲突方针的形成从避免冲突到不抵抗主义继续实行不抵抗。
　　胡玉海说这是个递进过程，“张曾经和蒋多次交涉，日本发动武装侵略战略已然明朗，是向南侵略中国内部，还是向北侵略苏联，现在方向还判断不准，但东北首当其冲。”
　　“蒋对张这些意见都没做正面回答。这个时候还属于上级和下级在交换意见”，交换意见的结果是，“7月1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东北的排日活动，恐被共产党所利用，同时还会加剧中日纷争。因此，他希望东北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密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胡玉海用白话解释了电文含义，“所谓东北同志宜加体会，说白了就是说，东北的同志怎么不懂事呢，中央的主要任务是‘剿共’，你怎么非要抵抗日本呢？”
　　“如果说前者是劝告和引导，后者则是决策和命令”，胡玉海指的是，7月23日，将在剿共前线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声明，“这个和前面比较起来就不是商量，成为国家大政方针，地方只能服从中央。”
　　7月24日，张给东北各大员发了电报，告诉执行蒋公命令。
　　9月6日，张学良再次给东北要员发发出了力避冲突电令，“连续下达这样的指示，东北当然没有战斗准备，自此力避冲突方针形成。力避冲突的退让政策，导致了不抵抗主义的形成。”
　　“只记住了不抵抗命令，忽略了前面的国策声明”，胡玉海认为人们普遍漠视了这个重要问题。
　　在他看来这是事关不抵抗命令据何而下，“不是根据明知日本已经开始侵略才下，而是根据日本长期以来的挑衅前提而下，这有本质区别。”
　　胡玉海认为，事变后继续实行不抵抗，特别是当国联已表现出无力制止日本侵略行为时，张学良继续实行不抵抗，“其性质就是错误或者说是犯罪。”
　　胡玉海用四个近因，一个远因分析了张不抵抗与继续不抵抗的成因，“（四个近因是）判断错误；迷信条约；保存东北军实力；思想深层有恐日；（一个远因是）中东路事件。”
　　在四个因由中，胡玉海将判断错误归结为根本原因，“事变前张学良认为日本企图在东北动武只是寻衅，而不是武装侵略，这种看法与他的历史局限性有关。”
　　事变当夜，张曾向高级将领分析，“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张学良深知在当时那个年代自身实力和地位划等号。
　　张学良对日本很熟悉，这种熟悉有时带来的则是负面影响，“在张学良思想的深层也有恐日的心理。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日本军队，认为日军很强，人家训练好，装备好。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
　　当年，《国闻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有远因的。这个远因就是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蒋介石命令他武力接管中东路，并应允东北军一旦与苏军开战，中央政府即出兵10万予以支持。结果东北军7000人被俘，黑龙江舰队全军覆没，10万援兵始终未见一兵一卒。这件事给张学良带来很大心理阴影，“有中央政府命令都是这个结局，如果不顾中央命令而进行抵抗，又会是何等情景。”
　　“错误判断，产生错误期待。”一是期待日本政府制止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二是期待蒋介石改变不抵抗政策；三十期待国联向日本施压，重演“三国还辽”旧梦。
　　三个期待是善良人的三个梦幻。张学良醒来时，梦幻早已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