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关于物候的诗句和谚语
蚯蚓路上爬，出门要赤脚。
蚱蜢扑脸，大雨不远。
泥鳅疯癫，大风暴雨在眼前。
蜘蛛添丝天放晴，蜘蛛结网大风起。
久雨鸟鸣，天空会转晴。
腊梅花向下开，大风卷雪登门来。
燕低飞，披蓑衣。
蚂蚁搬家，蛇过道，不久雨就到。
蜻蜓高，晒得焦，晴蜓低，带蓑衣。
蚂蝗不安，预兆有雨，泥鳅暴跳，雷雨快到。
水缸穿裙，大雨将临。
盐缸还潮，大雨将到。
蚊子成群嗡嗡叫，大雨就要到。
烟不出屋，滴滴笃笃。
雨后知了叫，晴天便到。
唐朝诗人元稹从京师长安贬到湖北，于玉泉（今湖北省当阳县）时，写了《玉泉道中》一诗：
楚俗物候晚，孟冬始有霜。
早农丰华实，夕水含风凉。
在这首诗中第一次出现"物候"二字。在没有科学观测仪器之前，人们要掌握农时，自然规律，主要靠物侯。物候是古代做为指示农时以确定农作物栽培技术的依据。物候学亦称"生物气候学"。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到草木荣枯、候乌来去、降霜下雨等自然现象与气候的关系。如果说把植物看成季节变换的显示器，那么它的复杂和显示问题的可靠性，是任何仪器都比不上的。因此，根据物候观测来确定季节变化，是古代最好的科学方法，就是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一、诗人与物候
诗歌中最早反映物倏见于《诗经》。如《豳风o七月》：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箨。
……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物倏现象，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春天花香乌语，草木滋生，雷惊蛰伏，应时而出。一到冬天，草木凋落，昆虫蛰伏。任何生物都不例外地要适应外界环境、温度、光照以及食物，土壤、水分等条件。宋代诗人欧阳修《鸟啼》诗云：
穷山候至阳气生，百物如与时节争。
花深叶暗耀明日，日暖众鸟皆嘤鸣。
候至日暖，万类生物与时争开，众鸟皆鸣。花鸟草木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对季节变化非常敏，它们的生长发育，直接反映自然季节的变化。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16岁时，写了一苜脍炙人口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又吹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开头两句揭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植物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变化；第二，这种循环变化是随着气候为转移的，春天一到，万物就要复苏了。
宋代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暧鸭先知"，从鸭子戏水，感知春江水暧，也揭示了，凡花木向阳而茂，背阳而衰，凡鸟禽暖而出，寒而伏，物候与气候，其相关切。
明末学者黄宗羲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诗人和常人的区别就在于能否萃天地之清气，知花香鸟浯之性情。我国古代杰出的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南宋大诗人陆游很多诗词反映他留心花香鸟语，细致观察物倏变化的诗句。他在《初冬》诗说：
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
《枕上作》：
卧听百舌语帘栊，已是新春不是冬。
《夜归》：
今年寒到江乡早，末及中秋见雁非，
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
这些诗句，大都是诗人晚年在浙江绍兴家乡时作的，反映他年老不论是在新春或初冬，还是三更风雨都夙兴夜寐，无时不刻不在观察物候的情景。他不但留心观察物候，而且还用鸟类预告农时。陆游在《鸟啼》诗云：
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
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
三闻闻黄鹂，幼妇悯蚕饥；
四月鸣布谷，家家蚕土簇；
五月鸣雅舅，苗稚忧草茂。
人言农家苦，望晴复望雨，
乐处谁得知，生不识官府。
陆游在《禽声》又云：
布谷布谷天未明，架犁架犁人起犁。
那清脆的布谷声声，似乎在催促人们赶快春耕，免误农时。
杜甫晚年进入四川，对于杜鹃鸟的分布有研究，他在诗中说：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
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
有竹一顷余，乔木上青天，
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二、物候定律
在庐山的花径石门两侧刻着一幅对联：花开山寺，咏留诗人。说的是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诗人白居易任九州（今九江市）司马，于四月九日偕同诗友登上庐山，畅游大林寺，花径旧属大林寺，那时大林寺多清流苍石，劲松瘦竹，人迹罕到。时值暮春，江南芳华菲尽，而此处桃花嫣然盛开，白居易见此情景大感惊奇，便写了《游庐山大林寺》一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山中。
古代诗人对自然界观察之细致，使后代人佩服不已，这首诗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山下芳华菲尽，而此处桃李始华？北宋科学家沈括经过反复思索，得出这是由于山地气候对植物的影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士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不同也。"庐山山势高，气温低，春季姗姗来迟，使得花期也相应地推迟了。庐山最高峰是海拔1747米，花径海拔高度也在1094米以上，由于高度和地形的影响，形成这种"山中甲子无春夏，四月才开二月花"的情景。
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航海旅行中就发现，自然界中的生物，是按地理纬度分布的。在不同的地理纬度，生活着不同的生物界。十九世纪末，英国霍普金司开始进行长期的物候观察，正式提出物候定律。霍普金司认为植物的阶段发育受当地气候的影响，而气候又是制约于该地区所处的纬度、陆海关系和地形诸因素，即物候受到纬度、经度和高度三者的影响。
庐山从山下到山上，纬度没有发生变化，可是温度、雨量等气候条件都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平均每上升200米，温度要降低摄氏1度。按大林寺海拔在1100至1200米，估计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摄氏5度，春天物候比山下要推迟20天左右。
物候不仅有高下差异，而且物候南方与北方、古与今也不尽相同。
我国疆域辽阔，南北相距五千公里，物候在我国山地与平原不同，南方比北方不同，东部与西部不同，从历代诗人吟咏的诗词中，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物候差异悬殊。
秦岭在地理上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柑桔等只能在秦岭以南生长。古代诗人已意识到这点南北差异。苏轼出生在四川，是南方人，看惯竹子的。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他从陕西宝鸡去四川路上，经过石鼻城（今武城镇）有《咏石鼻城》诗：
独穿暗月朦胧里，愁度奔河苍茫间。
渐入西南风景变，道旁修竹水潺潺。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他被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又吟道：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可见在南方竹子是很普遍的。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个标志。杜甫晚年入四川也有这样诗句：
有竹一顷余，乔木上青天。
可是在北方很少有竹子。白居易从长安初到江西，作有《浔阳三题》诗。在诗序中说："湓浦多修竹……物以多有为贱，南方人不贵重之。"他在《湓浦竹》诗云：
吾闻晋汾间，竹子重如玉。
白居易看到南方竹子如此普遍，便叹息晋汾（今山西省）竹子重如玉。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的一个标志。
郭沫若《玉兰和红杏》一诗，朴实无涩，也是写物候南北差异：
两个月前，在广州，看见了玉兰开花；
两个月后，在北京，又看见玉兰开花。
玉兰花呀，我说，你走得真慢哪！
费了两个月工天，你才到了京华。
物候不但有纬度、经度和高度的差异，而且还有古今差异。在周代的黄河流域，梅树无处不有，在《诗经》中多次咏到梅，到了两晋南北朝的寒冷时期，梅树在那里消失了。隋唐以后气候转暖，梅树又重新走进入黄河流域，唐代诗人元稹《和乐天秋题曲江诗》咏梅，说明当时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到了宋代，梅树又在关中消失，苏轼曾为此叹惜过，他在一首咏杏花诗中有"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曾记载延州（今延安）出现过竹笋化石："近岁延州永定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上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湿而宜竹邪。"沈括认为竹笋适宜湿润气候，延州素来没有产过竹笋，由化石可推断当地早期生有竹林，反映了物候古今差异。
从荔枝种植也反映古今物候之差异。唐代诗人张籍在《成都曲》提到成都荔枝：
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
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
但是南宋诗人陆游在《若学庵笔记》就提出疑问："依诗则眉之彭山已无荔枝，何况成都。"认为张籍没有到过成都，他的荔枝诗是杜撰的。那么唐代成都有否产荔枝呢？回答是有的，证据还是诗。与张籍同时的白居易在四川忠州也有咏荔枝诗，如《种荔枝》、《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杨八使君》等。如《种荔枝》诗：
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
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
他还说自己在庭中种起荔枝来。忠州尚在彭山之北，所以不能因为南宋时期成都无荔枝，便断定唐代成都也无荔枝。原因推论；由于古今物候差异，唐代四川气候比南宋温和，有可能出现荔枝。
霍普金司的物候定律，只谈到物候的纬度、经度和高度的差异，却没有谈到古今差异。因为霍普金司是美国人，美国的建国历史才200多年，所以还谈不到古今差异。我国近五千年来，在历史书上，包括古代诗词中，充满了物候古今差异的证据，可谓之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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