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铜矿床勘查开发简况

铜是人类使用最早的金属材料之一。据考古学家认定，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就开始使用“红铜”（自然铜），并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之后，为青铜器时代。我国应用铜金属的时代很早，《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在湖北发现了商代中期，距今约3000多年的铜器。甘肃武威县皇娘娘台遗址和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红铜器定为公元前2000～2500年，同时与红铜器一起出土的还有青铜器，说明这时已进入青铜器时代。新疆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城南的奴拉赛和圆头山两处开采辉铜矿古遗址中的支护木架和石斧经碳同位素测定为距今2300～2100年。我国自古以来铜一直是民用的主要金属材料之一，直到解放前的许多朝代的货币都是用铜合金制作成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很少进行铜矿地质勘查工作。仅有几个不定期开采的、产量很少的铜矿山，如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云南东川铜矿等。因此，几乎没有探明的铜矿储量。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地质工作的开展，才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铜矿地质勘查工作。半个世纪以来，铜矿地质勘查工作从未间断过。通过广大地质职工的努力，找到并探明了大量铜矿，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铜矿床勘查工作发展的三个时期

我国铜矿床勘查工作在新中国建立时从发展老矿山开始，到现在运用现代地矿理论和各种高科技综合方法找铜，这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大体可概括为三个时期。

1.发展老矿山，扩大远景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大规模建设，因而需要各种大量铜矿资源，但当时资源情况不清，地质资料很少，要开展铜矿地质工作最快捷的办法是从几个已有的老铜矿山入手。当时首选了铜官山、东川和白银厂开展勘查。1951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组织对铜官山老庙基山铜矿进行钻探。1952年地质部成立后，又组成321地质队对铜官山铜矿进一步勘查，首次探明铜金属储量26万吨，同时发现了狮子山含铜夕卡岩。但由于受当时国外夕卡岩型矿床无大矿的影响，找夕卡岩型铜矿工作搁浅。直到1956年华东地质局组建成扬子江普查队（374队）到狮子山普查，才在西狮子山见到隐伏的夕卡岩型铜矿，还指出了东狮子山有进一步工作的价值。1957年，321队接替374队继续工作，证实东西狮子山均为工业铜矿床。以后对外围的普查不断有新的发现，1965年发现了老鸦岭中型铜矿床，以后找到大团山等多个铜矿床。使铜官山地区探明的铜储量大增，于是在铜官山建成我国华东的重要铜矿生产基地。

东川铜矿床是一个地处边远的小矿床，1951年对它开展勘查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1953年起相继发现了汤丹铜矿、稀矿山铜矿、滥泥坪、小水井等多个铜矿床，到1957年末，东川铜矿床累计探明铜储量达210万吨，成为我国西南一个铜矿基地。

1950年，宋叔和先生对甘肃省白银厂开采铁矿时，见有铁帽，推测深部可能有铜，随即向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提出进一步开展工作。1951年组队上山，找到了折腰山和火焰山铜矿，当即展开工作，于1956年底结束折腰山、火焰山和铜厂沟等三个矿区勘探工作，提交铜金属储量86万吨，还发现了另一个大型矿床——小铁山铜多金属矿。白银厂成为我国西北的一个重要的铜矿基地。

类似的情况还有中条山铜矿床，1952年对垣曲铜矿峪铜矿点开展调查工作，在我国首次认定了铜矿峪矿床为细脉浸染型（后称为斑岩型铜矿）铜矿。于1954年调集2000余名职工，进行大规模勘查工作。到1956年提交了探明铜金属储量达167万吨的勘探报告，形成了华北一个新的重要铜矿基地。

4个原来不大或者仅为矿点的老矿山的重新认识和勘查，后来都扩大或肯定了其开发远景，成了我国重要的铜矿生产基地。

2.发动群众报矿，就矿找矿时期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地质工作提出的要求中明确“鼓励群众报矿”。从1953年起，地质部开展了群众报矿，广泛发动农牧民为主的群众找矿报矿，到1958年由于大炼钢铁，群众找矿报矿达到了空前规模。当时估计发现各种矿点、矿化点达20万处。这为后来的普查找矿提供了大量有用信息。我国惟一达世界级规模的甘肃金昌市金川铜镍矿和我国最大的斑岩型铜矿——西藏玉龙斑岩铜矿，就是根据群众报矿信息而发现的。青海玛沁德尔尼大型铜钴矿也是根据群众报矿发现的。没有群众报矿线索，像玉龙、德尔尼这样位于海拔4000多米，人迹罕至之处的矿，当时单凭专业地质队伍一时是难以走到和发现的。50年代后期根据群众报矿线索或矿床（点）就矿找矿发现了许多铜矿。到“二五”末（1962年），经过勘查上平衡表的铜储量猛增到1100多万吨。这和当时群众报矿和就矿找矿有密切关系。这种活动持续到70年代后期，根据这些线索，还发现了相当多的具工业价值的铜矿床。

3.总结成矿规律，运用地矿理论指导找矿时期

这方面的铜矿工作，是从长江中下游地区首先开始的。长江中下游从50年代开始铜矿普查勘探工作后，大量铜矿床被发现。从湖北大冶起，沿江而下经过江西、安徽、江苏直到上海，这一地带开始作为国家铜铁矿普查勘探的最重要地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为主的矿床一般地就矿找矿已不易解决问题，而对该区成矿规律等的认识日渐深化，同时找矿的难度则与日俱增，于是进入了总结成矿规律，运用地矿理论来指导找矿的阶段。

冬瓜山大型铜矿的发现是第一份丰厚的回报。铜陵狮子山接触交代型铜矿床成矿既有岩体与围岩接触带的控矿，又明显受岩层层位的控制。后来又发现了老鸦岭和大团山铜矿床，具有相似的控矿因素。当时地质队内以常印佛先生为代表的地质专家们反复研究和论证了区内石炭系黄龙—船山组的成矿条件后，认为这个层位分布的地区，即使隐伏地下也可能含矿。于是选择了冬瓜山西南约240m处进行探查，于1975年9月开始钻探，1976年4月见到了黄龙—船山组层位的铜矿，接着又施钻两个都见到了同一层位和同一类型的富铜矿，进一步的勘查结果，冬瓜山铜矿提交了铜金属储量93万吨。这一埋深近千米的全隐伏大富铜矿的发现，不仅在长江中下游找铜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证实了科学的预测，而且对地区的成矿规律的认识也是一个飞跃，使普查找矿工作迈进了一个新阶段。

1979年下半年，湖北鄂东地质队薛迪康等在完成鄂东南地区1∶10万铁、铜、硫成矿预测成果的基础上，选择铜录山—冯家山铁铜矿田进行1∶1万成矿预测，总结矿田成矿规律，以矿田成矿模型为基础，按照“岩体前缘区，构造复合带，灰岩存在处”的找矿模式，对各种标志分析、类比，预测鸡冠嘴NNE向断裂破碎带在—500～—800m可能出现矿体。1981年11月，钻孔见到了厚达78m的全隐伏铜矿，取得了突破。最后探明为铜金属储量12.76万吨，共生金20.28t，硫铁矿石631万吨的大型金铜矿。

福建紫金山地区地质工作始于1960年，进行过1∶20万区调、化探扫面、重砂测量以及地面槽井等工作，多次进进出出，没有取得重要进展。到1983年认定是金矿，但还未作出评价。1985年局总工石礼炎等认真仔细综合研究了紫金山地区的全部已有地质资料，认识到紫金山广泛发育有隐爆角砾岩，有大面积蚀变，还有多处铁帽，肯定了紫金山地区属于与次火山岩有关的矿化类型，推断深部有成铜远景。于是进一步加强工作和对新资料的综合分析研究，终于于1987年打到了隐伏的以蓝辉铜矿为主的大型斑岩型铜矿。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各地勘单位和有关研究部门都加强了铜矿床的研究，深入开展成矿规律、成矿条件和找矿标志的研究和总结。原地质矿产部正式部署了总结区域成矿规律，开展中大比例尺成矿预测，用以指导普查找矿工作。经过综合研究全国成矿条件后，将全国划出若干有找矿前景的远景区（片），固体矿产的勘查工作有重点地部署在片区上。同时强调运用综合手段找矿，区（调）、地（质）、物（探）、化（探）、遥（感）五统一部署工作。鉴于铜矿的找矿工作难度大大超过其他矿种，总结规律，应用地矿理论指导，进行预测和应用综合方法找矿就特别显得尤为重要。这样做的结果是陆续发现了一批铜矿，如湖北大冶的鸡冠嘴、桃花嘴大型金铜矿、新疆哈密黄山和黄山东铜镍矿、哈巴河阿舍勒大型海相火山气液型铜锌矿等。

二、坚持不懈地勘查铜矿床

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铜铁原材料，而我国已探明的铜铁矿储量有限，因此，从50年代起“富铁富铜”一直作为地质勘查工作的重点。每年铜矿地质勘查工作的地勘费和工作量都占相当大的比重，从而每年都有新的铜矿床发现，相应地探明了一定的铜储量。根据可统计数据，历年对铜矿地质勘查工作的投资、使用的岩心钻探工作量和探明铜储量的增长情况如表1-1。

表1-1　铜矿床勘查费、岩心钻探工作量和新增铜储量表　Table 1-1　Table showing exploration cost,core drilling footage and progressively increased reserves of copper metal

注：比例数为以“一五”探明储量数为100%，各时期探明储量相当于“一五”的百分数。

据统计，到1996年底，我国铜矿床地质勘查工作共投入地勘费36.25亿元，占固体矿产勘查工作总投入的2.24%，使用岩心钻探工作量约1379万米，占固体矿产岩心钻探总工作量的4.09%，最多一年为1977年，当年铜矿床勘查施钻达104.3万米。

三、对我国铜矿床类型认识的发展

前已述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铜矿床勘查工作是从几个已知矿床（矿点）的调查和评价起步的。在对它们的远景予以肯定并进入系统勘查后，对它们的成因类型也有了较深的认识，并且根据这些认识，在地质条件相似的邻近地区又陆续找到一些同类型的新矿床。但是当时对我国总的地质情况和成矿规律的知识还很肤浅，对我国铜矿类型的了解还很局限，因此对哪些铜矿类型在我国最有潜力，应该是主攻方向，哪些地区最有成矿远景，需要重点部署工作，还不是心中有数，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外经验的影响，存在着盲目性。例如，我国最早开始勘查的夕卡岩型（接触交代型）铜矿，由于当时受到国外对这类矿床消极认识的影响，在铜官山铜矿勘查之后，没有继续加大沿长江中下游各省具类似成矿条件地区工作的力度，至使该区铜矿工作一度徘徊不前。进入6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建设遇到巨大困难，迫切需要交通条件好，靠近已有工业基地的富铜资源，才促使我们重新重视长江中下游一带夕卡岩型铜矿床的工作。经过60年代以后持续30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确立了这种类型富铜矿在我国的特殊重要意义。对这种类型富铜矿的成矿规律也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在其成矿理论上有了一批水平很高的著作成果问世。

例如斑岩型铜矿床，在1954年探明了中条山铜矿峪斑岩铜矿床的大量铜矿储量后，在全国范围内激励起找寻这类铜矿的热潮。1956年发现了江西德兴斑岩铜矿，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矿点。但是由于我国这类矿床的次生富集作用不发育，缺少高品位的次生富集带，原生矿石较贫，在当时我国采冶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贫矿一时难以利用，因此找寻斑岩铜矿的热情开始低落。进入60年代随着板块构造学说的兴起，对斑岩铜矿成矿规律的进一步阐明和在世界范围内勘查斑岩铜矿热潮的启发下，原地质部1979年在江西德兴召开了斑岩铜矿工作现场会，推动了在全国有利地区找寻斑岩铜矿的高潮，发现并评价出一批斑岩铜矿，如西藏玉龙等世界级斑岩铜矿的勘查，就是最好的例证。到80年代初，我国斑岩铜矿的探明储量已远远超过其他类型而在我国居首位。而且经过实践已对我国斑岩型铜矿的成矿条件，成矿有利地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工作的主动性更增强了。

除了上述两个类型铜矿的实例外，对我国已发现和勘查过的其他铜矿类型在我国铜矿资源中不同重要性，及其成矿条件和找矿潜力的了解也更深化了。这样就使我国铜矿勘查工作能建立在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盲目性。

当然，地质工作还在发展中，新的铜矿类型还可能在勘查中被发现，已知的铜矿类型的认识还可能加深甚至发生改变，因此还需要在工作中继续加深对国内外各类型铜矿的研究，以求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进一步克服铜矿勘查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四、铜矿床的开发利用

从50年代的铜官山、中条山、东川和白银厂等几个老矿山开始建成为我国重要的铜矿基地起，随着新的铜矿床的不断发现和铜矿储量的扩大，新的铜矿山也陆续建成。我国铜的年产量平均以7.8%的增长率不断增加。根据“我国铜矿资源对2010年国民经济建设保证程度论证报告”资料，我国铜矿探明储量约有44%已被建设开发利用，共涉及矿区300多处，其中包括大中型矿床78处。如江西德兴铜厂铜矿、铅山县永平铜矿、湖北大冶县铜录山铜矿、甘肃白银市白银厂铜矿、金昌市金川铜镍矿、山西垣曲县铜矿峪铜矿、云南东川市东川铜矿等大型矿和一批中型矿；约有12%的探明储量可供建设利用但尚未被开采利用，其中大中型矿床13个，如江西九江县城门山、安徽铜陵市冬瓜山、江西德兴银山九区以及四川会理县拉拉厂和黑龙江嫩江县多宝山等大型矿床；约有32%的铜储量仅在规划考虑之中，共有269处产地，其中大中型矿床20处。这些矿床有的是位置偏远，目前交通不便，如青海玛沁德尔尼大型铜钴矿、兴海县铜峪沟大型铜矿等；有的铜品位低，如内蒙新巴尔虎右旗乌奴克吐山大型斑岩铜矿，铜储量有126万吨，但铜平均品位0.46%；广东曲江县大宝山大型铜多金属矿，铜矿体之上盖有几千万吨铁矿，影响了铜矿的近期开采；福建上杭县紫金山铜矿上部盖有几十吨金矿，先要开采金，铜只能延缓开发。诸如此类困难因素有客观的，也有人为的，致使大量探明铜储量不能马上建设利用。另外，还有目前暂难利用的铜金属储量约占探明总储量的11%多（包括大中型矿床24处），主要原因是矿石铜品位太低，选冶性能差，或外部建设或开采条件太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