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昭君究竟出生在哪一年,过去很多人考证为公元前54年~公元前52年之间,我对此看法基本认同。因为其一:按照古代礼法,男女只有成年才能有字,《汉书》中共九次提到王昭君,且都称其为王昭君,并说王昭君名嫱,字昭君,也就证明至少在王昭君出塞时她已有字昭君,说明当时她已经成年。古人二十而加冠称为“弱冠”,弱冠者即指成年,而只有成年的人才起字,那么就证明王昭君在出塞时已过弱冠之年成年了,按照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王昭君有字,证明其成年,成年便是超过二十岁,即本年王昭君超过二十岁,那么往上递推她的出生时间至少不低于公元前53年,加上误差也该在公元前54年~公元前52年之间。其二、按照规律,汉朝选择秀女入宫一般都在16~18岁之间,王昭君入宫时她的年龄也当份属此范围;但是下面的问题是:她到底哪一年被选入宫的。按古代礼法,皇帝选秀与古代选拔人才同列,一般都是三年进行一次,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比如举国的大喜或大悲可临时改动。考察竟宁元年王昭君和亲之前的历史,恰恰有一个举国大喜的事件: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大将陈汤矫诏发兵,与甘延寿私率兵马突袭威胁汉朝边境的匈奴郅支单于所居的西域康居城,攻破城池斩杀了郅支单于并传首长安。郅支单于被消灭后汉朝彻底扫清了北部边患,将永无后顾之忧,当时有人便说这是“一扫百年边患、永固边防江山”之盛事,可见此事是汉朝百年难遇的大喜事,面对如此大喜事汉元帝极有可能宣功耀武,胜利之余他极有可能骄奢淫欲之气大涨,为显示武功和表现和平而下令选美,所以王昭君极有可能在本年前后被选入宫。那么既然王昭君在公元前36年被选入宫,且按照礼法她入宫时的年龄应该在16~18岁之间,则其出生年往上递推同样可判定为公元前54年~公元前52年之间,所以说王昭君出生于公元前54年~公元前52年之间,这个观点我是基本认同的。
关于王昭君卒于多少年,正史中没有记录,也无从考察。针对此问题现在学术界的观点大致有三个:第一种是死于公元前5年左右,也可以说死于公元前后。关于这个论点是根据唐代《昭君变文》得出来的。按《昭君变文》记录:
后至孝哀皇帝,然发便(使)和蕃。遂差汉使杨少征杖节和来吊。金重锦轁(绦)缯,入于虏廷,慰问蕃王。单于闻道汉使来吊,倍加喜悦,光依礼而受汉使吊。宣哀帝问,遂出祭词处若为陈说?
按这种说法在汉哀帝时汉朝曾遣使拜谒昭君坟,于是有人推断王昭君大概死于汉哀帝年间(公元前7年~公元1年),再按她生年约在公元前54年~公元前52年之间,据此推断她死时约50余岁。对于此说法首先我认为:《昭君变文》是文学作品,既是文学作品,其中必定有虚构;而且对比《昭君变文》和正史记录,明显看出它与正史显然不同,它记录的虚构成分极大;既然这个作品是虚构的,那么它当中提供的信息是不能作为历史考据的证据的。且按《昭君变文》记录,王昭君死时她从来未改嫁,一直和第一任单于生活,到死时匈奴单于还在世,这样的记录明显和《汉书》中的历史记录相违背;而且它还说汉弱胡强,汉朝因“怯于胡强”才被迫和亲把王昭君送与胡人和亲,这些都与《汉书》《后汉书》的记载截然不同。从这里看出《昭君变文》虚构性非常强,故此作品根本不能作为历史证据存在,因而推断王昭君五旬死亡之说我认为不成立。
而且即使承认《昭君变文》记载属实,同样不能确定王昭君死亡时间,因为按照《昭君变文》说法,王昭君病死之后,匈奴举行大礼隆重安葬了她,为她建坟青冢,而后直到汉哀帝时期哀帝派汉使杨少征杖节和来吊,这些信息只能证明在汉哀帝时期汉朝曾派人祭奠王昭君,说明王昭君在此前已死,谁有能证明她必定就是在此前不久而死的?也许王昭君早就死了,一直过了三十多年后汉朝才派人来吊唁她,这样解释同样和《变文》的记载不矛盾,所以《昭君变文》记载汉哀帝派人祭奠昭君,根本不能证明王昭君就死于当时,可能王昭君早就死亡了,只不过汉朝直到哀帝时才派人来吊唁这也未尝不可,所以这个观点不足取。
第二种观点是说她死于呼韩邪单于第七个儿子舆单于即位之初,也就是她与呼韩邪单于的儿子伊屠智邪斯被杀之后一两年。对应年代为公元18年到20年左右。这个观点的根据是当时王昭君儿子被杀,于是她悲伤而死。可是这个论断的致命弱点在于:他无法证明在王昭君儿子被杀时她是否还活着。它惟一能拿得出来的证据是:“《汉书。匈奴传》对汉哀帝时期囊知牙斯单于入朝记载的十分详细,看不出王昭君病故的蛛丝马迹。”可是这种说法是空对空的解释,看不出王昭君死亡的消息并不证明她还活着,人死了而无记载是常有的事,所以这种说法太过空洞。
还有一种观点是说王昭君死于公元前20年,死时33岁。他们的说法是:鸿嘉元年(公元前21年)复株累若鞮单于死,弟且糜胥立,为搜谐若鞮单于。《史记》和《汉书》都曾记匈奴的俗例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里的“皆”字很重要,也就是说匈奴人只要兄弟死了,他们的兄弟必定要把自己哥哥或弟弟的妻子再娶为妻,这里不论那个妻子是否愿意都必须再嫁与其兄弟,这是由于匈奴妇女地位极低,不论是再高贵的妇女,她们本身是没有任何财产的,匈奴妇女的所有——包括她自己,都属于其丈夫,一旦匈奴妇女的丈夫死亡,妇女本人将一无所有,是无法存活的。匈奴的风俗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即他们对像妇女这样的弱势群体根本就看不起“贱之”,在他们眼中既看不起妇女,则如何还会征求妇女是否同意继续改嫁呢?所以他们若执行“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一习俗是根本不考虑当事妇女是否同意这样做,而会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古代称为“烝报制”婚姻制度。“烝报制”在中国和西方都有所实行过,我们知道古希腊悲剧《俄底浦斯王》中,当俄底浦斯王打败怪兽斯芬克斯,被忒拜人推为王时,他顺理成章的就娶了老国王的妻子,这就说明当时的制度必须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既然“烝报制”成了社会婚姻制度,那就是说它是社会的约定俗成,这个规矩就不可能因人是否愿意而更改,而必然要强制执行的。所以如果鸿嘉元年(公元前21年)王昭君还在世的话,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一“烝报制”婚姻制度的规定,她就必须要再嫁下一任单于,不可能她不情愿便可允许她不再嫁,这种制度是要强制执行的。按时间推算鸿嘉元年(公元前21年)王昭君最多仅33岁左右,才步入中年,那时的王昭君正是充满人生活力的妇女最动人时刻,她不可能不招人喜欢而单于不愿娶她,所以如果当时王昭君在世她就一定会再嫁下一任单于。可是史书并未记载她再嫁,这只有一种可能她当时已死了,否则按照匈奴强制执行的“烝报制”婚姻制度,她必须要再嫁下一任单于,不可能自此守寡。所以推断王昭君应该在鸿嘉元年(公元前21年)已死这一论断应该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个观点同样面临如上一样的问题:搜谐若鞮单于继位之后是否再娶王昭君,史书并未有明确记录,也许那时王昭君的确在世且又嫁与了搜谐若鞮单于,只不过史书并没有记录。对此我的观点是这有些不可能,当然我不否认确实存在王昭君继续嫁与搜谐若鞮单于而史书未记载的可能,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王昭君再嫁,史书不该忽略此事不记的,因为像王昭君这样汉朝派出去和亲的女子,史书对其婚姻都有明确记载,像以前汉武帝时派嫁乌孙的江都公主刘细君、楚王公主刘解忧,她们的婚姻过程乃至死亡都有所记录:刘细君在乌孙连嫁两个乌孙王,最后因悲伤过度不几年就死了,她与第二任丈夫曾生过一子;刘解忧在乌孙连嫁了四位乌孙王,中途还经历了为夺王权的政变,最后以七十余岁高龄回到汉朝,这些在《汉书.西域传》中都有详细记载。乌孙距汉朝八千九百里,如此远距离的和亲事件《汉书》都有详细记载,则王昭君倘若真再嫁第三个单于,史书岂能无记载?所以王昭君最有可能根本没嫁给搜谐若鞮单于,而她没有嫁与搜谐若鞮单于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搜谐若鞮单于即位之前她已经死了。按照搜谐若鞮单于即位时间为鸿嘉元年(公元前21年),那么王昭君至少也该在此年之前死亡,死亡年龄不到31岁。
那么是否可推断王昭君死亡年龄更详细呢?我的观点是:王昭君是否老死虽无定论,但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我认为历史上的王昭君倒真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她死时年龄极小,岁数大概还不到28岁,根本未老就死了,所以我反对王昭君是老死说。我对王昭君死亡判定的观点是:王昭君死于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之前,如果按照这个范围去推断,则王昭君死亡时的年龄也不应超过28岁,可谓“英年早逝”。因为史书上记载说:“明年,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汉书.匈奴传》)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匈奴复株累若鞮单于曾亲自到长安拜谒汉朝皇帝,可是史书对这次拜谒之事分毫未提及王昭君任何情况。如果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时王昭君还在世,而她又是以汉朝公主身份下嫁匈奴单于,那么匈奴单于以汉家女婿身份朝见汉朝天子,试想她这个作为联系胡汉亲密关系纽带的汉朝公主如何不随着同来?历史上刘解忧嫁入乌孙后,为汉与乌孙的友好交往多次往来奔波;后来乌孙发生内乱兄弟争夺王位,刘解忧为平息此事迅速到汉朝请求汉政府出兵平乱,为乌孙政局和平及其与汉关系奔波努力,足见和亲女子要为两国和平贡献很大的。可是史书对这次匈奴单于朝见汉天子事件并未提及王昭君丝毫,这是极不正常的;且史书中记载此事为:“他如竟宁时”,单于此番来朝,汉朝接待他的规格,是模仿着竟宁元年、王昭君和亲时的待遇方式做的,这说明汉朝对昭君的赐赠一事,还是记忆犹新的;若此次匈奴单于来到,汉朝如何不提关于昭君出塞的分毫。显然按照礼制,王昭君的丈夫以“汉婿”的身份朝见汉朝天子,不论如何也应该偕同身为汉朝公主的妻子同来,这样才可以表示出他和汉朝联姻的诚意;但是此次朝见未见记载王昭君,显然王昭君她应该同来朝见却未同来,作为一个和亲的汉朝公主身份且肩负着汉朝和匈奴友好任务的王昭君,对于这此汉朝与匈奴最高首脑的会晤,却与她竟分毫无干,这应该是极不正常的。她作为沟通汉朝与匈奴友好的桥梁,又如何能不参与匈奴单于朝见汉天子这个重要的汉匈友好事件(此次朝见距上次匈奴单于至汉朝见中间整整隔了28年,可谓难得一会的大事)?即使作为当时翁婿会面的礼节,也应该让王昭君这个“和亲公主”一齐来以显示和亲的成效,而这次她并没有同来,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如果王昭君和当时匈奴单于同来参拜汉朝皇帝,汉朝作为礼节也该接见她并赐与她不少东西;即使她未来,汉朝也应该赐予她一些东西,以示嘉奖。可是这些史书中全无记载,这同样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认为王昭君此次并未和匈奴单于一齐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而之所以未同来只有一个原因,那便是在本年之前她已去世了,否则她不论有何等要紧理由,不参与汉匈友好会晤,对她这个汉匈友好使节怎么说也说不过去。而且就算是这回王昭君未跟从匈奴复株累若鞮单于同来,但她作为汉朝派遣到匈奴充当友好和亲的公主,这次匈奴单于会见汉朝天子,也该对她这个沟通汉匈关系的关键人物的情况提一提,可是关于这此会晤对王昭君却只字未提,这是极不正常的。据此我推断王昭君应在河平四年之前已死,否则史书不可能不记录她的情况。如果按照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她的年龄大约20岁(法定婚姻年龄)来推算,而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之前王昭君就已经死亡来判定,那么八年后她死亡时年龄最多也不超过27岁,她是年纪轻轻便英年早逝了,这对她实在是个极大的悲剧。所以《汉宫秋》虚构她的出塞是个悲剧倒是挺有道理的;而关于她投河自尽,年纪轻轻便英年早逝一事,她的自杀自然于历史无据,是根据《琴操》而做的虚构;但是说王昭君英年早逝,年纪轻轻便死亡了这倒还是很有道理的,同时说她出塞是自身的悲剧也很有道理。
很多人从感情上不愿意接受一代美人年纪轻轻就香消玉陨、埋骨朔野的残酷现实,故用种种理由予以否定,当然我需承认:推断王嫱在公元前25年胡汉会晤之前已死或者草率,她不能来汉朝有各种愿意哦内;而汉朝对她无分毫馈赠,或汉朝对她早已忘怀,这或许是真的。但是她身体孱弱、不能适应北方打磨的严酷,生活得悲惨而痛苦,这应该不假,大家可以去问问过去“文革”中被迫上山下乡的知青,看看他们对那段生活所持的苦涩记忆,我想对王昭君的悲惨境遇应有所感悟。
无疑王嫱的出塞,对她绝对是个无奈的悲剧:昭君出塞时其年龄只不过20多岁,而其丈夫匈奴呼韩邪单于当时的年龄按照《汉书》记载的推算大约已58岁左右,两人年龄差异悬殊,她嫁过去很难说是幸福的,一个少女要嫁给一个年纪可以做她爷爷的人,去让她服侍一个老人所有生活甚至是性生活,这事想想都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噩梦,老夫少妻的婚姻状态如何不是年轻人的悲剧?而且匈奴呼韩邪单于当时在娶王昭君时他的原配妻子还在世,《汉书》就记载说:“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其母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这段记载就说明:直到呼韩邪单于快死时,他身边还至少有除王昭君外两个阏氏在说话,而且其中还有大阏氏(相当与中原王朝的皇后),证明当王昭君下嫁呼韩邪单于后,呼韩邪的王后大阏氏还在世,王昭君嫁入匈奴后,其地位也无非相当于单于一个偏房侧妃,身份只不过相当与单于众多嫔妃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嫔妃,身份并不特殊地位也不高,她毫无特殊地位可言,也并非大富大贵地位显赫的贵族,只不过是胡人酋长的一个妃子,地位如同奴婢;而呼韩邪单于原配妻子仍在世,她嫁到匈奴后,也不是地位突出的大阏氏,毫无特殊地位,还要与匈奴单于其它阏氏共同分享丈夫;且她身为南方人对北方生活水土不服,到匈奴后身体脆弱很难适应当地生活,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说:“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不知愁心兮说向谁是。原野萧条兮烽戍万里,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七拍流恨兮恶居于此。”蔡文姬对匈奴生活感受如此痛苦,足可证明匈奴生活对不适应那里的中原人来说定然很悲苦,作为中原人的王昭君也应该不会适应那里的艰苦环境,她嫁入匈奴后生活应当势必十分悲惨的;她是南方人,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都与北方人大异,与草原牧民更有天壤之别,她到匈奴后生活饮食各习惯不同定使她痛苦万状,当年江都公主刘细君被汉武帝遣嫁到乌孙去后,便自作过一首怨歌哭诉她远嫁之苦说:“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江都公主刘细君嫁到草原去对那里的生活感受如此痛苦和不适应,对家乡百般思念,作为与她同样家乡的楚人王昭君又岂能适应塞外与家乡截然不同的痛苦生活,塞外艰苦而不合适的生活定然会使她感到十分痛苦,且水土不服也带给她极难承受的痛苦。从这里足可看出出塞和亲对包括王昭君在内的所有和亲女子来说确实是个极大的悲剧。所以《后汉书》记载她“积悲怨”是有道理的。
下面讨论王昭君的家世,即王昭君的父母、家庭成员及祖籍所在地。王昭君父亲是谁,家庭如何,这个在正史中并非毫无记载,在《琴操》中记载说王昭君是齐国人王穰的女儿,先前说过由于《琴操》是孔衍虚构的作品,因此对其记载不能做真,所以王昭君的父母是谁,家世在哪里是不能确定的。但是正史中却记载了王昭君有个兄长,此事应该是千真万确的。《汉书.匈奴传》中曾记载了王昭君哥哥的两个儿子王歙、王飒一齐于王莽新朝的天凤元年被王莽封为和亲侯,奉命出塞匈奴商议弥合新朝与匈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记载可以证明王昭君还有一个兄长,但是他是谁名字叫什么,具体做什么,且与王昭君的关系是亲的还是叔伯关系不得而知,因此根据正史可以确定的是:王昭君确实有个兄长,且她哥哥至少有两个分别名叫王歙、王飒的儿子,这个王歙曾在王莽执政的新朝天凤元年被王莽封为和亲侯,奉命出塞匈奴商议弥合新朝与匈奴的紧张关系。
其时呼韩邪单于小儿子乌累若鞮单于咸与汉朝关系紧张,恰好那时匈奴管事大臣须卜当是王昭君女儿伊墨居次云的相公,他因为丈母娘是汉朝人的关系,希望和汉朝缓和关系,因此主动和王歙联系商议两国和平有关事宜;同时王歙还有个弟弟王飒与她一齐出塞,《汉书.匈奴传》中的记载是:“天凤元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虏猛制虏塞下,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匈奴,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绐言侍子登在,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校尉刀护贼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槛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飒。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罢诸将率屯兵,但置游击都尉。单于贪莽赂遗,帮外不失汉故事,然内利寇掠。又使还,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绝。使者问单于,辄曰:‘乌桓与匈奴无状黠民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咸初立持国,威信尚浅,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凤二年五月,莽复遣歙与五威将王咸率伏黯、丁业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皆载以常车。至塞下,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当子男奢为后安侯。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咸、歙又以陈良等购金付云、当,令自差与之。十二月,还入塞,莽大喜,赐歙钱二百万,悉封黯等。”从这一段可以知道王昭君有两个侄子,一个叫王歙、一个叫王飒,但此二人的父母何人,与王昭君是何关系不得而知。
而关于王昭君的祖籍,在《琴操》的记载说是齐国人,按照古代地理区划,齐国就是现在的山东,那么说王昭君应该是山东人;可是在《后汉书》中却又记载是南郡秭归县人。对这两处记载我不知如何判断,因为《后汉书》对王昭君的记载是真假掺半的,至于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很难说清楚,范晔《后汉书》记载王昭君是南郡人,他这个记载以前从无所见,而且范晔距王昭君生活时代过去四百年,很难说他还能准确的考证到王昭君故乡在哪里,可是也不能因此说他的记载就无根据而推翻它,因为同样拿不出反驳的理由;同样《琴操》记载王昭君是山东人这个说法也不能一口否定或就此承认,毕竟此记载出现时间要比《后汉书》早200年,离昭君生活时代更近,因为两处记载都是仅在此处见到的惟一记载,按照史学上“孤证不立”的原则,不能确定它们任何一个是真实的,但是反之同样也不能推翻它们两个中任何一种说法,所以现在讨论王昭君家乡在哪里,仍然是不能确定,现在人都把秭归(今湖北兴山县)确定为王昭君的家乡恐怕不准确,因为毕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此说,有的只是传说;而所谓的“遗迹”,我想也是不足信的,因为很多所谓的“遗迹”,都是后人为提高某地知名度,借用本地名人或传说伪造的,就箱关于山西所谓的“薛平贵寒窑”或“貂蝉故居”,历史早已证明:“薛平贵”此人纯属民间传说虚构的任务,它是后人根据“薛仁贵征东”的故事,仿照着编造的所谓“薛平贵征西”的故事,编造了“薛平贵”这一戏曲人物,实际对比“薛平贵”与“薛仁贵”两人的故事,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性。而“貂蝉”呢,史书中根本找不到关于此人半分记载,她首先出现在元代的杂剧中,杂剧是民间文艺,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谓的“民间传说”,所以根据这个,也基本上能判断“貂蝉”应属民间传说中虚构的人物,历史上不存在。
对于王昭君的死都不同的说法,一说王是在嫁往匈奴途中自尽的;另一说是,王嫁到了匈奴,并成了阏氏,给匈奴单于生了儿子,后来单于死了,王的儿子继承单于,王问她儿子,是要尊匈奴组训还是要行汉礼,她儿子要尊组训,于是王自尽了。所以哪一年死很难说。大概就是公元前后。
注:匈奴组训,先单于死了,继位的人要继承他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的妻儿;而汉礼则是不得继承先单于的妻儿。
北齐武明皇后(501—562年)娄昭君,大宁二年四月崩,年六十二。
公元前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