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痧》应该是一部能够引发我们许多联想的影片。
故事发生的精神文化背景是叙述者对于中美两国存在着某种差异的认可。具体情节有可能受到一个类似案件的启发，但这并不重要。事实上，差异可以被叙述者制造无数的故事出来。一个中国的老人用了“刮痧”这种方式给他的小孙子治病，在中国，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但一个美国的儿童保护组织却可以因此把这个孩子的父母告上法庭。
文化相对主义倾向于强调非西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一点即使是在西方以外也是很容易得到理性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的。
我们也许还记得，许大同在那个证明他已经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发奖会后，为了讨好他的老板，曾打了儿子一个耳光。作为一个父亲，许大同也许会有自己的理由，但从启蒙主义的普遍性立场来看，这个耳光应该比“刮痧”更有分量，也更能说明问题，是不能轻易放过去的
一般说来，“刮痧”更像是一场误会，因为它是可以通过实践来证实的。影片最终就是用了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个耳光说起来却有许多麻烦，至少它提醒我们注意，除了需要别人理解和认同的文化特殊性之外，全体人类还有没有应该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这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如果普遍性是西方的一种权力话语的话，那么，我们对自身特殊性的强调，会不会加强了普遍主义的逻辑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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