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有何当代意义

2025-02-10 1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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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儒家文化的现实价值
论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当代中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的积极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也不忘从本土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以下我就其中几个方面发表我自己的看法。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孔子，而孔子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仁”。“仁”以立人之本为基础上升为立国之本，从个人修养的层面提升到治国理念，“仁”成为政权组织和建设者的主导思想，“仁政”也就成为政权和谐的楷模。而“仁政”在现代中国治国理念中便具体化为“以德治国”。儒家的“德治”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善良，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地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孔子认为，“德”在治理政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因此，执政者应施行德治，用道德来教化民众，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当代中国“以德治国”的基本内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便是体现了这一思想。国不可无法。“依法治国”同样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孔子倡导以德治国并不反对以法治国，他也认识到法令的重要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 执政者应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措施，而不应片面强调杀戮，只有这样，政权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否则，必然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对。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以道德自律为主的社会机制，因为道德是法律文明的内在、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是法律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的最终目标，是法律的最高原则。法律和道德是作为主体人参与社会活动要受到的两种控制力量，如果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与法律相抵触，拒绝遵守法律，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从根本上说，法律的社会认同离不开道德教化，只有借助道德教化的力量，使法律条文转化为道德的善恶判断标准，才能对社会成员产生实效，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生活也有积极影响。它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表现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它关注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正是通过对待自我、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而实现的。在对待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价值。在对待人与他人的关系方面，儒家思想认为应保持人家关系的和谐，其“仁、礼、和、义、信”，就是关于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所涉及的公平、公正、诚实、守信，就是体现了其思想吧。
在关于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方面，儒家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仍然可从某些方面借鉴其思想。有国才有家，国家赋予了公民权利，公民也有义务为维护国家的利益而斗争。从最后一点来说，我觉得最不可忽视的是儒家的教育思想，其中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根本。他的教育思想是很丰富的，涉及许多教育基本理论，他在两千年前的的某些看法对今天的教育理论研究仍有不少启迪作用，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影响。在教育的社会功能方面，孔子对于教育与社会、经济、军事、行政、法律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孔子看来，治国之民，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最根本的还是教育。联系到春秋末期，统治者热衷于横征暴敛、苛政酷刑和武力征讨，而造成学校不修、文教不振的社会现实，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抬高教育的地位，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孔子把教育提高到很高的地位，是有历史进步作用的。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激烈的今天，教育、人才作为综合国力的软实力，教育更是功不可没。
（二）东亚儒学与现代化
现代化在东亚各国的发展，不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后的反应，而且更为主要是自身内在的要求，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儒学思想史上，例如我们前面说到的中、韩、日三国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发展，即是内在调适的一种表现。这实际上为东亚的现代化做了铺垫。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的价值理念有关。实际上，例如徽商、晋商等等的商业行为中，都有儒家价值、儒家伦理的渗透与融和。近世以来，东亚三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仍然是儒学。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方的人，骨子里恰恰是入世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的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儒学思想与现代化的调适，除了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外，更深层次的即是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的转化。
东亚儒学的价值理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谓共性，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或者说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基本观念的某些主要内涵是普遍的、稳定的，是东亚各儒学大师的精神追求和信念、信仰，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对社会文化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所谓个性，指的是儒教伦理在中、日、韩、越各国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同一价理理念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伦理价值观各有偏重，有的价值变得更加重要。沟口雄三具体比较了中日“公私”观的差异，认为日本的“公”与“私”是领域性的和限定性的，中国的“公”与“私”则是原理性的和道德性的。日本人的这种“公”观念产生出“灭私奉公”的意识，并与尽忠领主的“忠”的观念相结合，对日本经济起飞起了支柱性的作用。在日本，“忠”的观念化为对国家和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加上社会普遍重视的“信”与“义”，超越了宗族血缘伦理，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契约关系和商业交易关系的有效伦理。在中国精英层不受重视的勇、武、刚、强、毅等武勇价值，在日本则受到重视，而且较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他认为，日本儒教伦理与江户时代的世袭阶级社会有深刻的联系，这种伦理易于适应日本的工业化。[38]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日传统的“公”“私”观有相同的一面，例如山鹿素行就把对国家、天下、人民尽力，视为最大的忠，也就是“公共之忠”枣“公”。[39]这就与沟口先生所说的中国人追求的道德性与普遍性的“公”的观念十分相近。中国的“公”的观念也并非如沟口先生所说，是没有层次性的。沟口先生又说，日本“忠”强“孝”弱，宗族血缘关系薄于中、韩，亦是契约关系和商业伦理的又一生长点。这当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日本其实也有重“孝”派，例如中江藤树等。特别是，“孝”的意识在韩国和我国的台湾与香港等地的经济起飞中，亦成为一种助缘，对家族产业也起过一定作用。此外，传统中国注重相互扶助而不是竞争，警戒“恃强凌弱”和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均富情结，虽不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但仍然可以作为协调当下和未来社会的利益分配，求得社会公正的一种支援意识。沟口先生在前引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新的社会体制往往更加受到以往的伦理观念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条件下，过去成功的传统因素，可能变成衰落的因素，过去不利的传统因素，可能变成有利的因素。传统伦理、道德条目、社会观念对于特定时期、特定条件的适应性和不适应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活动的、相对的。这些论断不仅没有排斥东亚儒学共同的价值理念，反而说明流变、相对、特殊之中仍有其常住、绝对、普遍价值。
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关于德川宗教的研究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他说：“存在于德川时期的中心价值系统在现代依然起着决定作用，也许是以更加强化的、理性化的形式而存在。将作为各个阶级的身份伦理而起作用的中心价值系统应用于现代，证明是十分有利于处理每个阶级所承担的新的经济责任。”[40] 贝拉关于中国的整合价值占首位，日本以重视政治或达到目标为特征，中国伦理是普遍主义的，日本伦理是特殊主义的等等论断，都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具体分析了德川时代的中心价值，预先指出了这些价值在日本现代化道路与过程中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丸山真男曾对此作了中肯的评价。[41]
我们倒不必以化约主义的方式，简单地得出“中国重仁、韩国重孝、日本重忠”[42] 等类似的结论。我想说明的是，在中、日、韩诸国的价值系统中，各种价值固然不是平列的，但也并非没有整合起来。如前所述，“孝”的价值及忠孝之关系在日本儒学史上就引起过多次讨论，“孝”作为次一级价值，仍然起着作用。
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运动中，民间社会的儒家伦教的积淀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起飞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小传统，与儒家精英、文化大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对于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持续性地发展。“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目前，这些价值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整合，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我认为，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仁爱是人性之本然，中、韩、日诸前贤大儒均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根本，即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亦与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伦理之精核均可以相沟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全球伦理的基石，成为化解宗教、民族、国家、文化间诸矛盾冲突的药方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南。敬与诚是人面对天、地、人、物、我的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一种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真诚无欺，真情自然。愚忠愚孝已被洗汰，而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孝敬父母，尊重前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价值在当下和未来中国或东亚社会的发展中，不仅作为普遍性的道德理念，而且作为企业、商业、职业、环境伦理，还将继续起着作用。传统伦理经过时代的转化、洗汰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枣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等枣整合起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现代伦理缺乏信念的支撑，也缺乏深度、累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支撑。
在天道性命贯通的思想背景中，东亚价值潜含有宗教精神，即超越的理据；同时又是圣凡合一的。礼乐伦教在东亚传统民间社会、民心深处有极大的渗透力。以人的道德责任而不是超越外在的上帝为依凭，对现世的重视，足以显示“仁学”的力量。限于篇幅，这一方面的思想不可能在此深论。
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指导。面对人与自然、社群、天道诸种复杂关系的调治问题，面对东亚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儒家的核心价值有重大意义。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归属方面，在社群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的建设方面，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

回答2：

个人认为就是一种商业化，并没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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