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史实谈谈你对唐朝社会“开放与交流”的理解

　　唐代的开放性格与盛唐气象

　　唐代的开放性格，既体现在对周边民族的开明政策，也体现在对邻近国家交流的空前扩大；体现在经济和物质上，更体现在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

　　隋唐时代的民族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桐键败和新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唐朝皇帝不仅能够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而且对于新民族的形成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融合以后的新民族了。贞观十八年底，当突厥的一部归附唐朝并请求在内地安置时，大臣们都反对，以为将会留下后患，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并解释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唐朝的周边民族，尽管与唐朝政权之间也不断有战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一直存在。但是，那是政权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不是种族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被征服的政权尽管是少数局颤民族的政权，但他们并不以唐朝为外族。当贞观四年二月打败突厥，俘颉利可汗以后，西北各族君长诣请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做以“可汗”称呼其君长的草原民族的共同首领。唐太宗说，“这样，我一方面是唐朝的天子，又下行可汗之事!”从此以后，唐太宗给西北君长的文件都署称“天可汗”。这说明，一旦突厥政权被征服，唐朝取代突厥实施对西北地区的统治，西北少数民族的君长也就能够接受唐朝皇帝做他们的可汗了。贞观二十年，

　　唐朝击败薛延陀，唐太宗亲自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北)招抚草原民族铁勒诸部，并因此修筑了一条横贯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的“参天可汗道”。

　　唐朝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扩大了。不仅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亚非各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等科技发明也传人亚洲各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给新罗、日本等国也带去了巨亮乎大的影响。唐朝的商人、僧侣和手工业者前往亚洲各国，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学问僧、商人和艺术从业人员等也纷纷来到中国。玄奘西行天竺、鉴真东渡日本，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而新罗、日本、大食(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都有人在唐朝居住，甚至入仕做官，如唐末担任淮南节度判官的新罗人崔致远、开元天宝时期在唐朝廷做到卿监一级高官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先后担任主管天文历法的司天监的印度人瞿坛撰、波斯人李素等。唐后期，有不少新罗人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并登第获得功名。唐朝在沿海许多城市都有新罗人的聚居地，称为“新罗坊”，并有专门接待新罗人的旅店，称为“新罗馆”，甚至有的地方设有与新罗人打交道的“勾当新罗所”。日本派遣的遣唐使总共有十几次，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高潮迭起。唐朝长安、洛阳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亚洲各国人及其所带来的生活风俗、信仰、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唐朝人民的生活。

　　隋唐新民族的形成，带来了新文化的出现。唐代的文化，无疑不能称之为汉文化或中原文化，而只能是胡汉混合的新文化。从民族精神、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到礼仪习俗、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器皿，唐文化无一不打上了胡汉混合的烙印。而对外交往的开放态势，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文化的多元色彩。

　　例如，唐代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大体上说，儒释道都为其所用，而且存在着三教合一的趋势。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三部分别代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是对三教合一的提倡。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各种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并存，包括所谓中古“三夷教”——出于东罗马的属于基督教一派的景教、出于波斯的袄教(拜火教)和摩尼教(明教)。唐代民众的信仰世界也是多元的活跃的，信仰的边界模糊不清。

　　又如，文学艺术方面，隋唐文化的胡汉混合特色更加明显。且不说大量的唐代诗歌吟咏胡风胡俗，当时从宫廷乐舞到民间艺术，都呈现出鲜明的胡汉混合新气象。隋炀帝时定九部乐，其中的《清乐》，即《清商伎》，是号称“华夏正声”的汉代旧典；《礼毕》，即《文康伎》，据说传自东晋太尉庾亮家；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乐来自西域；天竺、高丽乐

　　则来自外国。唐太宗灭高昌后，增《高昌乐》，又以《燕乐》换《礼毕》，为十部乐。在民间，同样有大量的胡人乐舞流行着，而且一直保持着随兴其舞、亦歌亦唱、自娱自乐的艺术品性。而服务于这些乐舞的胡族乐器如羌笛、横笛、琵琶、箜篌、羯鼓等，俨然已经构成为我国民族歌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婚丧礼俗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和器用，从服饰、食物、家具到交通工具等各个方面，隋唐时期都是中国传统的一大转型。魏晋以来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在隋唐时期结出了硕果。

　　正是在唐朝开放性格的影响下，整个唐代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特殊的繁盛景象，或者可以概称之为“盛唐气象”。“盛唐气象”原本是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盛唐气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盛唐是一个繁荣强大的盛世，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诗人们也是一个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另一观点则认为，从文学上讲，盛唐气象是一种雄浑悲壮的气象，文学上的盛唐气象不是文化上的“盛世”景象，也不是直接反映的盛唐时代。

　　从历史时代上讲，唐玄宗统治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开元盛世”。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盛唐，并不仅仅限于开元时期，实际上，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种盛世特征。

　　从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看，这一时期国家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开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高峰期，根据《通典·食货典》的记载，唐代国家控制的户口由神龙元年(705)的615万户，到开元十四年(726)增加到706万户，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前，达于极盛，计有89l万余户，529I万余口。这是登记在国家控制的户籍上的户口数。实际上即使在天宝时期国家控制的户口达于极盛时，仍是“浮浪日众，版图不收”，未登记的隐户占有全部户数的三分之一。最高的估计认为天宝末唐代极盛时期的户数在2000~’户，人口达到1．4亿。仅仅从官方统计的著籍户口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高的。开元时期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比例，人均粮食占有量达700市斤。这是构成了国力强盛的坚实基础。国家积累的财富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有常，变量补充，人大于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还表现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地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私家粮食和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生活日渐繁荣。这是一个“家给户足，人无苦窳”(《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志下》)、“四方丰稔，百姓乐业”(《唐语林》卷3)的时代。杜甫在《忆昔》诗中对开元盛世的描写，道出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状况。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在以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上的盛唐气象表现出如下特征：

　　艳丽明快的色彩。这种色彩既体现在唐三彩、铜镜、丝绸织物、金银器、敦煌壁画等物质性文化上，也体现在盛唐诗歌中。如贺知章《咏柳》中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刘方平《夜月》中的“今夜偏知春风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还有绿窗、红门、皑皑白雪和点点白帆。可以想见，这是多么亮丽明快的一幅风景画!

　　生动自然的情调。如敦煌壁画中的许多单身菩萨，完全是典型的唐代盛装妇女形象。唐代的高僧道宣就说当时的菩萨造像“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流，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唐人自信，思想解放。一些供养人壁画中，世俗人物高大不凡，大有压倒诸天菩萨的不凡气概。唐人率性，较少做作。该唱时唱，该舞时舞。杜甫《饮中八仙歌》写道：“知章骑

　　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博大恢宏的气势。如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便体现了唐文化中的这种气势。明代的西安城只是唐长安的六分之一。今天，在唐代的皇帝陵墓、石刻博物馆、佛寺洞窟和包括大明宫遗址在内的宫殿遗址等历史遗迹面前，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种气势。

　　雍容华贵的风度。武则天做皇后时，捐脂粉钱修造了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是盛唐文化典雅秀美、雍容华贵的集中体现。她与敦煌的北大像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盛时代来临的美好预兆。此外，观赏牡丹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娱乐活动，也是唐人风度的一个象征。牡丹是芍药的一种，大概到唐代才把木芍药专门称为牡丹。唐人喜好牡丹成风，每到暮春季节，长安和洛阳游赏牡丹的车马如流。刘禹锡《赏牡丹》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昂扬坚定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唐朝的时代精神，可以用开放、进取、尚武、多元等词语进行概括，这是一种新民族新文化的优势所在。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方面，都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元化的选择和较大的个人空间。北朝以来，社会上活跃着一批明识远图、雄健勇武的杰出女性，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就是那个时代妇女的典型形象。所谓头发长见识短，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三寸金莲弱不禁风，我们今天所批判的这些对女性的传统束缚和偏见，在隋唐时代都还没有成为传统。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的程度，是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标尺。唐代是妇女享有较多自由的时代。有学者作过统计，在《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妇中，唐代只有51人，宋代有267人，明代达到36000人。所以朱熹要骂唐人为“龟唐”，说他们“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洪迈感叹“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

　　总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开放。经济的发展繁荣，造就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势昌盛、文化灿烂的盛唐时代出现的物质基础。充裕的物质条件，人间与天堂的距离被拉近。艺术上的表现力也被极大地发挥出来。在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中，以净土变为核心的各种经变故事，主题就是将人间天国融为一体，人间的荣华富贵被搬到了天上，天国的富丽堂皇又搬回了人间。而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南北之间的交流、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造就了唐代的开放性格。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使得盛唐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较多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

1、遣唐使：就是日本政府派遣到唐朝进行交流的使团，他们全方位学习中国，使唐文化对日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中著名的有晁衡（日本名字叫阿倍仲麻吕）。
2、真东漏拦鉴渡：唐玄返知胡宗时，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3、玄奘西行：唐太宗时，玄奘西去天竺取经，回国后整理成书《大唐西域记猛渣》。这部书，成为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