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一持续使用至今的书写符号。汉字从诞生起，就在使用中不断发展、不断规范。在使用中不断有新造字出现，是发展；在发展中，汉字的字音、字形、字义不断出现各种变化、演替，形成各种混乱现象，于是需要规范。古今现代出版的辞书、字书，例如《说文解字》《新华字典》，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汉字规范的阶段性总结。汉字的传播和交流、使用是最重要的规范。不规范就不能起到传播信息的作用，所以传播、认识的过程也就成为一种自发的规范行为。术语也是一样，其最本质的“规范”活动是社会的自组织行为，是在使用和交流中自发“完成”的。
汉字的繁难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是汉字自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旧时代文化垄断遗留下来的一种弊病。早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语文变革的先驱者卢戆章和王照即曾分析过汉字繁难的本体原因和社会原因。到20世纪末，仍有学者对此持续关注。
对生活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汉字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石，汉字是公共交流的基本工具。因此，汉字规范不仅具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意义，还具有降低社会经济成本的作用。这与社科术语规范的目的亦有相同之处。在中国，以汉语形式表达的术语的书写形式，都是由汉字组成的。非但如此，汉字的生灭与规范，其过程与术语生灭与规范的过程，存在着很多可以类比的地方。因此，研究社科术语，有必要了解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汉字规范的情况与教训和经验。
现今时代，信息爆炸，新词“术语”，层出不穷，良莠参半，鱼龙混杂。这种情况与汉字的形成机制颇为类似。汉字存在异体字和简化字问题，术语则有同义术语一义多名的问题，也存在一名多义的现象，即术语二义性问题。从一个个单体的汉字来说，并不能够简单直接地对应于“术语”。术语通常以“词”的形式出现，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字组成。但是回顾汉字发展史，却可以发现：汉字的诞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造字”，以及后来发展过程中的“繁化”（原本简单的字型被改变成繁琐复杂的形式）、“简化”乃至“废弃”，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术语形成”的早期行为情况极其相似。因此，了解中国历史上汉字的变化情况，可以借汉字规范之石，攻术语研究之玉，对于深入讨论社科术语规范问题可能是有补益的。
术语与汉字一样，并非造于一时，也并非出自一手。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疆域广大，众多无名造字者没有受过后代文字学的训练，有条件喊出新名词的人也未必都能掌握现代术语学甚至更基础的语言学常识。新字的造就，新词的提出，常常顺手而来，既不一定考究造字的“理据”、成词的“规则”，也不可能协商于决策之前，更不要说预测后世的遗留问题。虽然汉字、汉语历时既久，潜伏着某种内在规律，但是就创造者和使用者而言，基本上还是以“不自觉”的为多。更何况还有不少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专以营造“怪字”“新词”作为标榜的情况，给历史上的汉字规范和我们未来将要面对的术语规范带来极大的麻烦。
例如，“碍”简化为“碍”（始见于《正字通》），“报”简化为“报”（始见于居延汉简），“东”简化为“东”，“过”简化为“过”，“时”简化为“时”（始见于敦煌汉简），许嘉璐先生认为，这些简化并无“理据”可言。又如“才”“云”“礼”，查《说文解字》可知，它们都是原本就有的字型，却“毫无道理”或者“多此一举”地被“繁化”成为“才”“云”“礼”。而原本无辜的“林荫道”，据说又因为“荫”应该被统一为“阴”的一纸禁令，而将成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林阴道”。《笑林广记》大概要有新的版本问世了。
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汉字简化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行政手段的有效性，有很多简化字是值得赞许的。例如：“龙”简化为“龙”，“龟”简化为“龟”，“尘”简化为“尘”，“豊”简化为“丰”，“儿”简化为“儿”等，都简化得很好。这些字都见于古代字书，说明这些字都曾被使用过。笔画都比与之相应的繁体字少得多，符合简化的基本原则。然而，这种情况恰恰也说明了许多汉字在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义多字和由简到繁的经历。
这些问题，与现在让语言文字专家和官员们头疼的简化字与繁体字“一对几”的问题，如同一个名词对应多种概念，或者一个概念拥有多种称谓的术语问题一样，均非始于今日，也不会瞬息消亡。文字方面的例子比如“干”之与“干”“乾”（始见于刘熙《释名》和汉碑），“沈”之与“沉”“沈”（始见于《礼记》和《集韵》）；术语方面的例子比如“雷射”“镭射”“莱塞”与“激光”；“SARS”与“非典”“非典肺”；“报料”与“新闻线索”等等，不一而足。在有些场合，术语的发展趋势不是走向简化，而是变得越发繁琐起来，或者越来越失去了本该简明确切的含义。
这种情况，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汉代石刻造型的简约古朴以及后来朝代石刻形象的繁琐雕琢。再以中国家具为例，明代科学进步，明式家具则线条简练，造型利落，到清朝却越发变得不再简练。及至清代晚期，许多家具上雕花刻草，遍镶螺钿，恨不得珍珠玛瑙玳瑁车磲全要铺将上去。这是一个崇尚繁文缛节的时代的烙印，是一个社会衰变、一种文化堕落的反映。映射到社会语言，亦有同样问题。现在坊间有些所谓的“新词语”“新口号”，要么空空如也，毫无“内容”可言，要么就是根本无从落实的废话。喊者痛快，听者闹心；从虚到假，从假到虚，看似语言现象，实在是社会政治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仅靠语言界的努力就能克服，因为它反映的，本来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当中年深日久形成的痼疾。
语言文字学者认为，汉字可以分为表形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三类，分别代表着汉字造字的三种方法。从整个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一直使用这三种造字方法。古今汉字体系的实质区别，是这三类汉字占有的比例不同。商周文字以假借字为主要成分，表形字是基础（很多表形字兼用为假借字），形声字只占少数。秦汉以后的汉字，则以形声字为主要成分，表形字多成为形声字的部件，假借字只剩下极少数。这是汉字发展的规律。我们谈论汉字简化，也以此为准则。
形声字在现代汉字中占90%以上，是现代汉字的主要字类，简化字中的形声字也比较多，其中很多是于古有据，由繁化简，易于推行的字。由此还是回到了我们曾经表达过的困惑：既然在简化汉字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于古有据”的“简字”使“繁字”得到简化，那就等于说，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曾经有过将“古已有之”的“简字”变得繁琐起来的过程。需要解答的问题是，这种“繁化”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这种“繁化”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繁华”是否存在可以对应的关系？再有一个可能是“外行”的幼稚问题：“繁化”的“化”与“繁华”的“华”之间，是否曾经存在“通假”？
在术语方面，类似语言文字那样，舍简就繁、逆向变异、混淆凌乱、故弄玄虚的现象也不乏其例。比如，“经济计量学”和“计量经济学”原本来自同一英文词汇“economet鄄rics”，却始终不能“言归一统”；再如经济计量学词汇“cointegration”，张三译成“协整”，李四翻作“同积”，王五认定“协积”，赵六则一定要另辟蹊径，写做“积整”。恨不得每一个“新词”都是“迄今为止，尚属首次”，“世界未曾有，中国数第一”。这种情况，在总体上表现为对概念命名权的争夺，从积极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强调以自己的理解阐述概念。虽则如此，却令人喜忧参半，不敢乐观。
一方面，新词术语的不断涌现，说明人类知识的不断丰富，科学文明的不断进步，也代表了这些知识和文明在中国迅速普及的速度；另一方面，从全民族的整体意义上，则说明我们对新知识的接受还只是分散的、个别的，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当然，如同汉字一样，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术语，特别是现代术语的复杂性。按照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没有哪一种“系统的解决方案”是“系统的”，“任何所谓完备的定理系统都是不完备的”。这正是我们在社科术语规范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不仅要注意其中的科学性，也要考虑术语应用的社会性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汉字整理工作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但是整理时多半遵循“述而不作”和“约定俗成”的原则。“述而不作”就是整理者不制造新字，只是把已经使用的字加以提倡或抑制。这种办法，首先务虚，不忙做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一种学术的研究和科学的宣传，值得我们在从事社科术语规范的过程中借鉴。进而言之，无论是文字规范还是术语规范，均应以维护社会生活稳定为首要原则。如果过分迷信“权力”的作用，以为行政措施可以无往而不胜，则可能会引起各方面的混乱，造成无谓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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