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声》如何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

2025-02-28 0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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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春之声》的意识流创作特色文 / hanjbei
　　内容摘要：《春之声》是王蒙用西方意识流手法创作的一篇小说，与《墙上的斑点》相比较，我们发现《春之声》确实具有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征，如采用人物内心独白和新的时空体系来描写人物的意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描写感觉印象等。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学传统的影响，王蒙的小说在主题、情节、人物、语言和叙事等多个方面显示了中国式特点。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的中国意识流小说只是中国的一些作家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技巧而创作出的具有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征的小说，我们称之为“东方意识流”或“心态小说”，实际上就是西方意识流的中国化，即西方意识流技巧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融合。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在政治上完成了拨乱反正，思想上实行了大解放，经济上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新时期，显示出一股勃勃生机，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也随之发生着重大变化，人们的思想更活跃了，内心更复杂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的事物传到中国来，中国开始了在古老而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与创新的过程。在文坛上，中国的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用旧的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在新时期的感受，于是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一些文学形式和手法来反映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以及处于这一重要的大转变时期的人们的新风貌，他们反思过去，歌颂新时代，对未来充满希望与祝福。而在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家中，不论是在歌颂新时代这一重大社会主题上，还是在小说形式技巧的创新上，王蒙都走在了前列。他在80年代初发表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风筝飘带》、《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等六个中短篇小说是他在这时期的重要作品，它们都是王蒙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表现新时代新生活主题的小说。
　　“意识流”这一名称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提出的。他认为人的意识是私有的、常变的和连续的，意识活动在任何一点上都是一个统一体，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流动和变化着，像河流一样川流不息。而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不间断的、构成每个人直觉经验的、经常变幻着的意识流。同时他还认为流动着的意识不全是理性认识，而是交汇着非理性成分，因而意识的流动和变幻是不规则无规律的。[1]于是一些欧美作家就借鉴了詹姆斯的这种理论及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的“心理时间”学说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潜意识”理论，把它们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来，形成了欧美现代派小说中的意识流派。
　　一
　　《春之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较早采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之一，它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上，自它发表后，有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王蒙，其中有一位文学教师在信中说他把小说看了两遍，愈看愈不懂，问“电子石英表”、“三接头皮鞋”、“结婚筵席”和“差额选举”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并责问王蒙“你写这些干什么？”[2]还有一位文艺工作者说《春之声》是“‘泥水流’，连泥带水都流下来了。没有人物，也没有细节，能算小说吗？”但更多的是，《春之声》被推为中国意识流小说探索与实验之作，王蒙被称为“新时期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首倡者与实行者”。[3]（P.92）对此，王蒙是这样回答的：“有人说《春之声》是意识流手法，我想，我不必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所得到的启发。”[2]“但去年我被某些人视为意识流在中国的代理人……把我的近作归结为意识流，只能使我对这种皮相的判断感到悲哀。”[4]《春之声》写的是一位“三个小时以前，他还坐在从北京开往X城的三叉戟客机的宽敞、舒适的座位上。两个月以前，他还坐在驶向汉堡的易北河客轮上”[5]的物理学家或工程师岳之峰阔别家乡二十多年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回乡探亲的路上，坐在一辆“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上的内心活动和情感意识，揭示了主人公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和中国沉重的历史，同时表达了对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热情歌颂及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望。正是因为作者的时代责任感和深挚的爱国情结，因而在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潜意识里流露出来的一幅幅场景和画面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思索，更是对现实和新时代的扬。正如作者所说：“请主人公‘担任科研工作，又刚刚出国考察归来’，这样，才能加强闷罐子车给人的落后感、差距感，这种感觉的抒发不是为了消极失望，而是为了积极赶上去。我又加上了主人公的家庭出身、童年、曾有过的‘没完没了的检讨’等描写，这样不仅有了横的、空间的对比（例如欧洲先进国家与我国、北京与西北小县镇的对比），而且有了纵的、历史的对比，有了历史感，也就有了时代感。这种历史感既回顾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以增加信心，也痛心地记取我们走过的弯路，表达我们再不要重蹈覆辙的愿望，更表达我们珍惜已有的拨乱反正的成果，一定要把‘四化’事业搞上去的决心。”[2] 作家还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时空观的限制，展示了一种新的时空观，用联想和想象在有限的时间展示无限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里无限地“绵延”心理时间。岳之峰坐在闷罐子车上，思绪却超出了这狭小的空间，在故乡的山野河流、在中国的广阔大地及在西半球的慕尼黑、法兰克福等之间流动。从X城到故乡之间的路程仅有“两个小时零四十七分钟”（主人公的意识流动时间更短），但主人公却回忆起“为了追赶野兔，他和小柱子一口气跑了三里，跑得连树木带田垅都摇来摆去”，“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主人公一生的经历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主人公的心灵一次次向我们敞开。王蒙在谈及这篇小说时说道：“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满天开花，放射性线条，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的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放出去的又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1980年春节前夕里的闷罐子车里的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2] 也就是说，作者围绕着人物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特定空间下的特定的内心活动和意识流动，让人物进行着无限的遐想，回忆着往事，展望着未来，思索着人生：“过往的记忆，已经像烟一样，雾一样地淡薄了，但总不会被彻底地忘却吧？历史，历史；现实，现实；理想，理想；哞——哞——咣气咣气……喀郎喀郎……沿着莱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绿色的河流。飞速旋转。”
　　《墙上的斑点》是西方意识流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妮亚•伍尔芙（1882—1941）探索创作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纯意识流小说。伍尔芙在《贝内特先生和勃朗太太》一文中说：“那次偶然的相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怎样才能把它传达给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准确地做个报道，把人们穿戴的细节描写出来，在绝望之中，把涌入脑海的千万景象，杂乱无章地倾倒出来，并把这个生动的、压倒一切的印象比作一阵风或一股烟火味。”[6]“传达这变化万端的、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这就是小说家的任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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