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寻找几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分水岭，公元前771年一定是不会落选的重要节点。尽管在后世的典籍中，东、西二周常被共同称呼为“两周”，然而究其根本，按照传统宗法制度所定义的“正统”周王朝早已在这年伴随着幽王死于犬戎之手而烟消云散。东周的所谓周天子，几乎都是一个个用来为诸侯野心蒙上一层温情面纱的工具而已。
注意，这里我们用了“几乎”，因为在众多傀儡中，还是有一位企图真正意义上恢复王室权力，重振王朝威望的天子，而且他的努力甚至一度让衰败的东周王室出现了复兴的火苗。
“非不愿，实无奈”：先天不足的周平王
相比教科书中成为考点的东周开国之君周平王，在真实的历史中其存在感则显得更加薄弱。尽管他的统治期长达整整五十年，但是就是在他这位初代君主的手中，东周天子开启了“橡皮图章”的模式。
不过无所作为的锅全部扣在平王自己身上其实也不合适，与其说是平王的无能，倒不如说是他先天不足的继承权带来的政治包袱，而这还要从西周末代的幽王之死开始说起。
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上面这段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烽火戏诸侯”事件，在这个故事里幽王被塑造成了一个为了取悦妃子褒姒不惜将自己的臣下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自取灭亡的丑陋角色。再加上人物刻画生动形象，又有《史记》这种史学权威典籍为其背书，“烽火戏诸侯”就流传了几千年，坐实了幽王昏君的形象。
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逻辑漏洞：烽火的传递距离非常有限，而周王朝统治的疆域辽阔，如果以点燃烽火的方式去传递军情，以古代的交通方式，一个一个烽火台来通知，从王郊京畿一直到蛮荒之地要消耗的时间短以月计、长以年算，不同地区的诸侯们绝不可能“悉至”，即同时到达，更遑论“数举烽火”，如果周王朝真的有这种强大的交通能力让诸侯们如坐上高铁般朝发夕至，恐怕幽王早已经已经统一整个欧亚大陆了。
而2012年清华大学整理“清华简”的内容考证时，也出现了佐证这一推论的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幽王其实是因为跟自己王后的父亲申候发生了矛盾进而兵戎相见，最终被申候联合犬戎人突然袭击杀死。
“烽火戏诸侯”事件不是西周灭亡的诱因，甚至是否发生都存在疑点。考虑到“清华简”的所处年代是战国时期，并未经历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因此要比西汉中期的《史记》拥有更加准确的年代可信度，这也解释了为何幽王的死亡地点是骊山而并非王都镐京的问题，相比守备森严的镐京，骊山更像是一个弑君的犯罪现场。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平王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也就能够解释的通，作为申后之子，他从即位就背负着父亲横死的阴影，而法统上的“篡逆”之名虽然可以通过编造历史来骗过后来人，但是在当代诸侯的眼中却被暴露的一览无余。
面对虎视眈眈，企图兴师问罪的诸侯们，平王所能够依赖的就只有自己的外祖父申候统治的申国，以及以及申国的联盟，鲁、许等国，这就是平王的政治包袱：因得位不正而无法继承的正统天子权威，既然没有这份代代相传的天子权威，他又怎么能够重振周王室的威望呢？
而之后的“两王并立”，更给了周平王沉重的打击：
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引《竹书纪年》
因为对平王身份的质疑，姬姓诸侯国虢国的国君虢公翰拥立幽王的弟弟姬余臣在今天的河北、山西一代即位，即后世所称的周携王。于是东周的天下同时出现了两位天子，而诸侯对此也暗自心喜，不断在两位天子间摇摆不定，谁给的好处多久服从谁，本来就被严重削弱的天子权威雪上加霜。
虽然在周携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750年，晋国的晋文侯突袭携王，将周携王杀死，终结了东周长达二十年的“两王并立”，平王坐稳了自己的宝座。但是中人之姿的平王终其一生，也没有对双重打击下的王权衰弱做出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悲剧既是个人能力的缺陷，也是历史进程的无奈。
年轻气盛、有胆有识的青年天子：周桓王的奋斗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考虑到春秋时代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0岁，从继位开始到病逝，一共统治了整整五十年的平王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长者。然而将天赋技能全部点在了生命值一栏的代价，就是连自己的世子姬泄父都死在了自己前面，按照嫡长继承制，接替平王之位的是他的孙子，也就是周桓王姬林。
与少年时代就被申候操纵登上王位的平王不同，桓王即位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成年人。加上父亲死后就被爷爷当成继承人培养的缘故，桓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应当很早就接触过诸侯和王室间的折冲樽俎。
青年天子的血气和自尊也让桓王不甘心成为爷爷一般尸位素餐的符号，一心混吃等死，桓王最渴望的莫过于恢复王室的荣光，重新成为文武成康一般的英主。于是当手中掌握天子的大义名分之时，桓王立刻就开始了自己的谋划，他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老牌诸侯晋国。
春秋时代著名的“曲沃代翼”事件
之所以会选择晋国，实际上也是桓王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此刻的强大的晋国正处在内部分裂的混乱局面中，这就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曲沃代翼”事件：
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
关于曲沃代翼事件的来龙去脉非常复杂，简单来讲，就是晋国国君的正统继承权被以翼城为代表的大宗和曲沃为代表的小宗之间反复争夺。作为姬姓宗室的诸侯国，这种带头违反宗法制度的行为毫无疑问是“礼崩乐坏”的代表，而对于桓王来说，对晋国的讨伐实则是政治和军事的双赢。
从政治上，身为天子重新捡拾起对诸侯的主导和裁决权，是符合正统宗法的大义名分；从军事上，内斗频仍的晋国统治集团根本无法把自身的力量彻底整合起来以应对桓王的威胁。果然，事实证明桓王走的这王权复兴的第一步很顺利：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左传•隐公五年》
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桓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
值得注意的是，桓王在晋国内乱中的态度是反复横跳的。当翼城势力强大就支持曲沃，而后来曲沃势力崛起反而去扶植翼城，由此可见桓王在这种政治平衡之术上颇有一番造诣。而这一手在后来对待其他诸侯国上也被桓王拿来反复使用，例如地理位置重要但实际上并不算强大的蔡国、陈国以及卫国等等。在桓王即位数年后，通过利用外部压力威胁再加以收拢各个诸侯，周王室的实力和名望都得到了一部分的恢复，其中最大的成果可能是在与秦国联合直接俘虏了芮国国君：
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左传·桓公四年》
此时的桓王，已然取得比自己祖父更显赫的成果，也获得更多诸侯国的认可和尊重，于是他开始把目标对准了自己一直想要解决的最棘手目标郑国身上，而这次他的对手，是在后来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郑庄公。
前奏：周郑之间，由暗到明的白热化之争
关于庄公这个人，无论是他本身的成就还是其对于整个春秋时代的影响都值得专门去写一篇文章来进行研究分析。但是今天这里我们也只就郑国以及他本人和桓王的矛盾做一个简单梳理，虽然同样是理论上跟周王室最为亲厚的姬姓诸侯国出身，郑国的资历却远不及另外那些同宗诸侯国一般深厚。
郑国立国之时已经是周宣王时代，传到庄公也不过才历经三世，对于这一个享国日浅，本身的领土又处在四战之地的诸侯国来说，危机和转机是并存的，只是对于领导者的政治操作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很幸运的是前三代国君郑桓公，郑武公以及郑庄公都是优秀的领导人。
对于郑国的发展方向，桓公和武公确定的宗旨是依靠和扶植周王室，利用天子的大旗讨伐不服从的小国，从其领土一刀刀割肉来扩张郑国的霸权范围。因而早期的郑国跟周王室的关系很是融洽，国君兼任周王室的卿士，而在平王东迁的早期，郑国和晋国作为最大的两根支柱拱卫着天子衰微的统治。
郑、晋两国依然拱卫着周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郑国和王室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王室对郑国不断扩张的势力范围开始感到由衷的不安并想方设法的遏制，而郑国则认为周王室对一直以来忠心耿耿，即使在王权跌落至最低谷时依然不失臣节的自己恩将仇报。矛盾就这样出现了，而将这种矛盾表面化的事件发生在桓王三年：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这里的“桓王不礼”，实际上是“桓王没有用对待诸侯的礼节对待郑庄公”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整个周王朝是一个礼法和等级制非常鲜明和繁复的时代，即使一个简单的小举动，在政治人物的身上表现出来，能够反映的信息也多种多样。具体到这里，桓王不使用正统的礼节，说明对庄公乃至于郑国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反感和排斥，甚至于这种排斥已经上升到了必须利用外交层面的抗议才能更好地表达出来的程度。
而庄公发觉了桓王的举动，对其进行了回应：
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古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在周代被贯彻的尤其到位，在宗法体系下任何诸侯之间的外交只要涉及到领土问题，从法理上都要得到周王室的批准才能进行具体的操作，而郑国和鲁国之间交换土地居然没有提前获得天子的认可，更加过分的是交换的还是天子祭祀用田，这无疑是狠狠地扇了桓王一巴掌，对一直以来高歌猛进恢复王权的桓王是一个相当具有挑衅意味的行为。
而就是从“郑鲁易田”的桓王五年开始，王室和郑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无论是在礼仪问题还是政治外交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冲突，终于在桓王十三年，庄公的卿士身份被夺走，这也象征着郑国失去了在王室的发言权。
庄公对此的直接表现就是“郑伯不朝”，干脆连表面的礼节也不顾了，视天子为无物，而桓王在之前成果的鼓舞下，也决定直接诉诸武力，去讨伐郑庄公这个“叛臣贼子”。
视天子为无物的郑庄公，引来周桓王亲自讨伐
繻葛之战：伟业的巅峰和理想的谷底
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桓王终于决定发动战争去讨伐一直以来的眼中钉郑庄公，介于一直以来郑国实力的不断膨胀，桓王并没有仅仅动用王室直属的武装力量参与作战，而是同样联络了陈、蔡、卫等亲近诸侯协同作战。而此时的桓王在恢复王权的努力中所取得的成绩也让其对郑国的军事政治双重威胁表现的愈加强烈，加上天子大义名分的正统性压力，因此庄公虽然在应对周军的进攻上信心不大，却也只能硬着头皮与繻葛（今河南省长葛市北）地区布阵，双方的战事一触即发。
繻葛之战，开启春秋混战时代
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左传·桓公五年》
从桓王的布置上，能够看出周王室的军事战术体系还是没有摆脱春秋时代的基本构架，以固化的方阵作为基础，按照不同地区的兵源素质分配它们的进攻和防御意图，在战场的号令上组织流程严密。这种安排固然有着稳妥的平衡方式和有条不紊的量化准则，然而同样有着致命的弱点，而这被庄公的大将子元一眼看破，他对庄公进言到：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左传·桓公五年》
这段话可以说是一个教科书般的战略分析指南，千年后的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名言曰：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子元的分析中，首先两个字就是“陈乱”，陈国正在内乱之中，而它的军队并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对外作战中。
如果率先进攻陈国军队，势必会使其提前溃散，而联军中最有战斗意志和核心的王室军队势必无法应对这种突然打击，也会跟着混乱，失去了王室的约束，蔡国卫国也不会继续保持优势，这个时候再集中优势兵力对已经混乱的王室军队进一步打击，最终便大事可成。
从之。曼伯为右拒，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春秋左传正义·卷六》
繻葛之战，最终周桓王落败
庄公采纳了子元的建议，而最终战役的发展完全按照子元的预料进行，陈，蔡，卫三国尽数溃败，桓王的中军独木难支，被郑军杀得大败，连桓王本身都被庄公用箭射中。当然了，此时尚在春秋早期，周礼威信尚在，庄公作为宗室亲藩，也不敢公开做出弑杀天子的篡逆行径。郑军追击了一番，见好就收，又派出大夫祭仲前去抚慰桓王，繻葛之战以周败郑胜落下了帷幕。
结语
无论是对于参战双方的周桓王和郑庄公，还是其在后世的知名度来说，繻葛之战对于周王室乃至于整个春秋时代的影响力都要比想象中更为深远。谁都没有意识到，王室权威的最后一层遮羞布，竟然是作为姬姓亲藩的郑国首先撕裂，而桓王精心编织和奋斗多年所获得的成绩也被郑庄公的锋刃斩断。如果说平王时代的王权衰落至少还有一部分西周二百年王权治理下的余威为其遮掩，那么庄公向桓王射出的那一箭，则让东周王室的希望彻底破灭，之后的五百年中，天子也自暴自弃般的接受了傀儡的宿命，直到强秦的崛起。
而对于庄公来说，繻葛之战是一场他不愿面对，却无法逃避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注定没有赢家，被桓王击败固然面临着诸侯领袖地位的丧失，而击败了桓王从长远看，也让“礼崩乐坏”四个字表面化，而郑国的国力和天然位置，真的能够将自己的优势地位坐稳了吗？
庄公没有回答，但是后来的历史给了答复，繻葛之战让郑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没有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时，不仅仅是郑国，霸主和领袖的位置，只能在诸多强国间来回变换，最终相互缠斗至两败俱伤，再出现短暂的和平，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成为了华夏大地之后五百年的宿命。从这个角度来说，繻葛之战才是真正开始乱世的钥匙，门这边是礼乐的表面温情，门那边则是大争之世的铁与血。
参考文献：《史记·周本纪》、《春秋》、《左传》、《左传正义》
因为周朝下面的诸侯国已经发展起来，而且军事实力已经超过了周超。所以周朝很难再复兴起来。
周王朝是分封制，分封出去的土地就是别人的了，周王朝后期把土地都给分完了，自己还没有一个小诸侯国强大，自然难以复兴。
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的实力都超过了周王室，周王室已经无法命令诸侯了，各大诸侯国也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所以周王室难以复兴。
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井田制的崩溃，代表周王室经济基础的崩溃。土地私有制的确立，预示着封建王朝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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