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1870年是现实主义大放光彩的时代。宗教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使人们对进步充满深刻的信念，渴望在艺术中看到自己生活的时代。1848年的一代画家也都具有求新的要求和直接观察的兴趣，热爱即刻可及的现实，库尔贝（Courbet，1819—1877）是他们最好的代表。他在1855年送交世界美展的1l件作品中，最重要的两幅《奥尔南的葬礼》和《画室》落选，于是，他撤回全部作品，自租场地举行（现实主义一库尔贝40件作品展》，并且宣布：“我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如实地表现我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和思想面貌。”《画室》是库尔贝生活环境的集中反映，画中有他最好的朋友一为现实主义而战的评论家和画家，有各种年龄的模特儿，有象征人民的罢工工人和爱尔兰妇女，还有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画家创作风景的小孩。这些毫不相干的人物被安排在一个画面之中，没有任何做作之处地概括出该画副标题所示：我的10年生活。《奥尔南的葬礼》堪称绘画中的“人间喜剧”，掘墓工、死者的亲朋好友、维持治安者、法官、公证人、教士、市长都得到人木三分的表现。虽然除个别人之外，他们都是例行公事，表示哀悼，无任何其他表情、动作，构图又基本上是在一条直线上安排这些着黑衣者，库尔贝却能把画面组织得引人入胜，而且对各个人物心理都有颇具匠心的考虑，把它们的奸诈、贪婪、虚伪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源于生活的这种真实美既摧毁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美，也摧毁了浪漫主义的夸张美，代表了个体主义的时代精神。
库尔贝是位画路极其宽广、手法极为多样的大师，不管对象是风景、静物，还是肖像、动物，也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能尽微致广，达到画品渊懿、精卓宏丽的崇高境界。怡然自得的《塞纳河畔少女》，满腔悲愤的《石工》，一扫积郁的《埃特尔塔悬崖雨后》，静谧幽深的《鹿之小憩》，无不气魄雄伟，刻画精到，使后世画家大受裨益。
19世纪30～70年代，枫丹白露森林的小镇巴比松吸引了许多画家，他们在那里聚会和出游作画，既得见原始荒凉的自然风貌，感受到逃离闹市的惬意，又与不远的巴黎保持着接触，了解世界美术的动向。面对法国大地所作的写生从此更彻底地驱逐了意大利风景，这就是影响巨大的巴比松画派。其主将卢梭（Rousseau，1812—1867）画风沉郁浑穆，尤擅描绘树木的性格和森林沼泽的深邃。《森林出口》、《阳光下的橡树》绘出蜿蜒扭曲、疤痕累累的虬枝，遮天蔽日的密叶，遭雷击断的老干，形象的丰富含情令人叹为观止。《橡树林》出色地刻画了阳光下的草地和在浓重树影中嚼草饮水的牛群，生趣盎然，美不胜收。他对于空气感和光的探索，对同一景致在不同时刻的气氛变化所作的研究，更为印象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当然，对印象派影响最大的巴比松画家首先还是外光派巨子杜比尼（Daubigny，1817—1878）。他的《春天》、《六月的原野》以分离、复加的大笔触抒写阳光明媚、春风拂煦的景色。逐渐地，水成为他画中的灵魂，“博丹”号画舟载着他沿塞纳河和瓦茨河，去捕捉天光云影，暮色晨曦。《维埃尔威尔的黄昏》、《瓦茨河上的落日》、《奥伯特沃兹的水闸》即奇变瑰丽的水天取代了透明的山岭，赢得“画水的贝多芬”的美誉。使莫奈发出赞叹的《维埃尔威尔》是现场写生，画家用木桩把画布固定在露天，长时间地等待着大块云朵被风卷去的时刻。在大风刮起之时，他记下倏忽瞬息的妙境，不拘细节，昂扬激越，厚厚的画面好似在动荡不已。
巴比松画家的风格和自然景物一样丰富。迪普雷（Dupro，1811—1889）喜爱用厚稠的颜色，把光积聚在画面中心，电闪雷鸣。暴雨乍收时的树林是他最擅长的主题。迪阿兹（Diaz，1807—1876）以晦明变幻的沼泽树丛为特色，从缝隙中射人的强光把湿润的草、磷峋的树皮、堆积的枯枝败叶照得如火燃烧。特洛容（Troyon，1810—1865）则长于用逆光表现林中归来的牧群，《牛栏》、《牛群》中那旷远的地平线和恬静的乡村情调引入遐思和神往。
有些评论把柯罗（Corot，1796—1875）列人巴比松七星，那是因为他时常住在枫丹白露森林，同挚友杜比尼一起作画的缘故。尽管每年都到外国和法国各地写生，他却始终迷恋着最早给他深刻印象的这片森林。柯罗一生未婚，家境富裕，但很晚才得以献身他所酷爱的绘画，因此，他对作品不断增长的商业价值丝毫不感兴趣。他不慕时尚，不求名利，忠实于自己的眼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抒情诗一样的艺术。《蒙特之桥》一反传统的细微刻画，只用连续不断的桥孔和参差的树干交织成令人回味的节奏，宁静水面上荡舟者的红帽给幽深的空间增添了无限生机，好似奏呜曲的强音。《孟特芳丹的回忆》则更像一首梦幻曲，婀娜多姿的巨树舒展开臂膀，带着朦胧的树冠，伸向天穹。湖泊、草地都被蒙上了一层轻纱，暗部突破了传统的沥青色，发出神秘而透明的紫灰振响。柯罗曾把自己的画分为两类，一类是送往沙龙展出并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品，如《林中仙女之舞》；一类是不出示于人的悦己之作，如《纳尔尼桥》、《罗马竞技场》、《陶韦大街》、《夏特大教堂》、《海边的帆船》。它们虽是小幅，却逸笔纵横，言简意赅，色彩的明亮单纯和阳光的效果都不让后来的印象派。柯罗作画不选地方，常常坐在大路的正中写生。越是平凡的景致，越能使他施展才能。即使面对最繁琐的风景，他也能从容不迫地简化和提炼，发掘出和固定下它的隐艳馥郁。柯罗卓绝千古的风景有时使人忘记了他同时也是肖像画大师，他的（蓝衣女人》、《带珍珠的少女》、《梳妆》都以毫无雕琢的美和更现代的笔法，代表着该世纪艺术的精华。
米勒（Millet，1814—1875）出身农民家庭，虽然在巴黎已经以画裸女闻名，但巴比松的田间劳动者使他看到自己多年梦想的升华。于是，他携全家来到这里定居，使一幅幅平凡的农村生活场面放出奇光异彩。1848年，《簸谷者》作为他一系列作品的第一幅，在沙龙展出，立即引起轰动。它实现了许多画家长期的求索，也被憎恨这种艺术的人说成是“夸大事实”。《扶锄者》是位从清晨起便在贫瘠土地上奋力劳作的农民，他想直直腰，喘息一下。从他扶着锄柄的双臂，脸上的汗水和张开的嘴，可以看到他疲劳的程度。有的评论指责这种充满同情的真实描绘“不是绘画，而是宣言”。对此，米勒气愤地写道：“这么说，连我们看到凭额上汗水养活自己的人时就会产生的想法都不允许有了！”事实上，米勒艺术的深刻社会意义恰恰在于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就以《拾穗者》为例，三位穿着粗布衫裙和沉重木鞋的农妇费力地弯着腰，在收割过的田里寻找遗落的一点点麦穗。画家没有作任何美化，我们甚至看不清她们垂向地面的脸，但是，劳动的神圣，要土地献出粮食的精神，已是对劳动者最好的颂歌。正是由于它使公众首次惊奇地发现平凡劳动的伟大，所以才“在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似乎有造反的长矛和1793年的断头台”。米勒一般采用横的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森林尽头的旷野上，《牧羊女》就是这种构图的典型。在大批农民拥人工业化城市之时，一位终日与羊为伍的姑娘像雕像一样默默地站着，她那迷茫的目光是在憧憬，还是在怅惘？遥远的地平线，明朗的天边，把她的希望和我们的思想一起带向了远方。现已证明，米勒的《晚钟》是世界上最普及的艺术作品。在苍茫暮色中，随着远方教堂的钟声垂首祈祷的农民夫妇引起过人们多少感触和联想！他们是在庆贺婴儿的诞生？祝愿婚姻的幸福？还是为死去的亲人默哀？或者是否可以说，那袅袅不绝的余音包含了整个社会和人生？
米勒晚年得到官方违心的承认，境况的改善使他有可能运用各种技法和材料，并创作杰出的风景画：云涛汹涌的《起风》，隐秘寂静的《月下羊圈》，气象万千的《四季》。现存卢浮宫的《春》描绘雨后的彩虹与怒放的野花，尤其清音遐发，不同凡响。
正如米勒是讴歌农村生活的大师，杜米埃（Daumier，1808—1879）则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巨匠。他以漫画开始艺术生涯，讽刺国王路易·菲利浦侵吞民脂民膏的作品《高康大》使他遭到6个月的监禁，但是，经过迫害的画笔反而愈加犀利，拿破仑三世皇帝和梯也尔又相继成为它辛辣嘲讽的对象。《1834年4月15日的特朗斯诺南街》、《立法肚子》的正义与幽默使他大名远扬。从1835年起，他转向石版画，在取消了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把可笑的资产者。银行家、法官、市侩放入画面，时而也和下层市民开开玩笑。尽管他从事油画的愿望最终服从了更自由、敏捷的版画创作，但他仍然留下了近300幅诙谐、简洁的油画。《宽恕》以一位振振有词的律师作为主体，同掩面而泣的妇女、无动于衷的法官、宪兵形成鲜明对比，占了背景大半的基督受难像绝妙地点出了“宽厚仁慈”的虚伪。艺术爱好者是杜米埃最喜爱的主题之一，嗜画成癖的收藏家，自命不凡的画家、雕塑家，虚张声势的街头歌唱家是那样令人开心和同情。在创作中，杜米埃从来都毫不迟疑地略去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三等车厢》仅勾出人物的大轮廓，在暗部略施薄色，连放稿留下的方格都未盖上，旦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该时代的生活节奏和中下层人民的所思所想。《唐·吉诃德》更是只用富有雕塑感的寥寥数笔，绘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身影，连五官都省略掉了，但却使这位令人怜悯的英雄呼之欲出。这种纯然独创的“写意”对后世的艺术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世纪的法国雕塑在这里很值得提一提。这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对于拓宽雕塑的领域，改变艺术氛围起了重要作用。雕塑作品的主要需求者由少数的贵族变为大量的个体资产者和公众协会。在1825年左右，法国各大城市的种种协会发起和组织为名人立像已成为风气，市长、尊贵的公证人、著名的医生、卓越的作家和画家的石雕或铜雕像矗立于公众场所，即便是最边远偏僻的小镇，都可以见到几尊雕像。与此同时，雕塑学校也在各地纷纷建立，以适应这一空前需要。蓬勃发展的形势和艺术趣味的演变还直接反映到与雕塑关系极为密切的工艺美术上，如陶瓷、蜡台、钟表、家具的造型装饰。自然的抒情中和了古典的严谨，迎来一个天才选出的繁荣时代。
在将表现对象从君主转向名人、学者之时，雕塑家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最初通过英雄的肌肉传达澎湃激情的办法，而去着力捕捉人物深邃的思想和内心世界。这一倾向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安吉尔·大卫（David d’Angers，1788—1856），是位同路易·大卫同样热情的雅各宾党人。他的政治信念一旦与对古典的热爱结合一处，便使手下的石块产生了神奇魅力。埋葬杰出人物的法国先贤祠的大门门楣的高浮雕便是由他制作的。在横排巨字“伟人们，法兰西感激你们”的上方，代表法兰西民族的女神正由自由和正义之神陪伴，颁发代表永生的桂冠。伸出手来接受这一无上荣光的既有拿破仑和他的众将、士兵，也有律师、科学发明家和艺术家。尽管它采用了巴底农神庙的形式，却洋溢着一切仿古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艺术个性和英雄主义感情。
安吉尔·大卫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通过人物雕像，特别是通过精美的纪念章，大胆地将时尚服装引入19世纪雕塑，他也因此被视为在法国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维克多·雨果纪念章》、《蕾卡米埃夫人纪念章》为其杰作。他雕刻的人物均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为了做到在表达人物特点上的人木三分，他甚至使用强烈夸张，乃至变形的手法，堪称是激昂的德拉克洛瓦和诙谐的杜米埃的当之无愧的先驱。
与安吉尔·大卫相比，普拉迪埃（Pradier）的作风则严肃、悲壮得多，他通过形的简洁、提炼，体现出特有的高雅，并因此得到来自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赞赏。他的作品，不论是尼姆喷泉的纪念碑式巨雕，还是供私人收藏的青铜小雕塑，都无不大气磅礴，令人赏心悦目。
19世纪最伟大的动物雕塑家非巴里（Barye，1796—1875）莫属。他突破古典稳重、矜持的规矩，敏锐无比地捕捉神情、动态，把握住动物最生动、可爱的一瞬，描绘出各种动物千差万别的习性。当然，他最喜爱表现的还是威震八方的猛兽，他所作的雄狮，有巴黎市中心卢森堡公园中巨大的群雕，也有普遍可见的镇纸的文具，都以生机和力量震撼人心。《老虎战鳄鱼》、《狮攫蛇》、《奔跑的大象》、《虎吞鹿》都以奇特的想象力，辟前人未有之境。那粗糙的毛。如箭在弦一般的紧张、富有表情的肌肉，把野兽为生存而奔走和搏杀的喜怒哀乐集中、感人地表现出来。
达鲁（Jules Dalou，1838—1902）的天才在于为19世纪的法国纪念碑雕塑注入了民族精神，其典型代表作首推矗立于民族广场的《共和国纪念碑》。从无数竞试者中脱颖而出的这一杰作使凡尔赛的神灵和君主最终让位给了人民形象的代表—一位头带法国大革命军帽的法国妇女。她平凡，朴素，果敢坚毅，筋骨坚实，目光中充满自信，正指挥着向胜利的进军。她的仪仗队不是功勋卓著的将军们，而是两头巨狮和两位男女劳动者。被可爱的孩子们簇拥的丰盛女神是位壮实的农妇，而肌肉隆起的赫拉克利斯则是位肩扛铁锤的强健的工人。民主、共和的情感与传统的雕塑形式结合得天衣无缝。它的中选标志着法国公众具有了现代的审美趣味。
达鲁出身于普通劳动者家庭，这使他更加接近劳动群众。在巴黎公社期间，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正直，担任了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为使世界的艺术瑰宝免遭损失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作的工人、农民的大量雕像令人感受到一股被压抑，忍无可忍的情感，在他们绷紧的肌肉中凝聚着即将进发的伟力。达鲁为卢森堡公园所作的《德拉克洛瓦纪念碑》也是19世纪法国艺术中最出类拔萃的雕刻之一。两位天神正在掠走一位漂亮的裸女，而她一面在绝望地挣扎，一面回转身来，把一枝枝鲜花敬献在伟大画家的像前。
此时法国最著名的大型纪念性雕刻还有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死者纪念碑》，作者巴托洛梅（Bartholom，1848—1928）运用了古埃及坟墓的建筑式样，在下层墓穴中作了尊单膝跪地、双臂伸向上方的天神，正在为一对死去的夫妇祈祷；上层作了左、右两列走向墓门的人群，在他们之中，有老迈不堪者，四肢残断者，掩面战栗者，以吻诀别者，绝望的动态突出着死亡的主题。
象征法国革命精神的《自由领导人民》在雕塑中找到了它的姐妹作《马赛曲》。吕德（Rude，1784—1855）为巴黎凯旋门所作的这尊巨形浮雕表现志愿军出发的场面。代表马赛曲的形象在振臂高呼，每个人体都进发出势不可挡的钢铁力量，激昂的斗志和强烈的动感使观众的英雄主义油然而生。吕德既爱爽快劲健、强调动势的浪漫派手法，同时又保持着精湛的现实主义观察。《小渔夫》、《贞德听到召唤》、《拿破仑成为不朽》、《奈依元帅像》都是他独特风格的体现。吕德的学生卡尔波（CarPeaux，1827—1875）扎根于真实，从巴洛克和罗可可艺术中汲取了诱人之处，以轻盈欢快的动态令人神魂颠倒。他的女人体群雕《舞蹈》和高浮雕《花神》如此逼真和新鲜，尽管被指责为“侮辱妇女”，却仍使巴黎歌剧院和社依勒里宫灿然生辉。他为巴黎天文台喷泉所作的《世界四方》以手拉手的4个人体代表不同人种，运用造成强烈光影的手法，把写实主义的构思、自然的姿态和急剧的动作完美地融为一体。由于作品永远洋溢着喜悦，他被誉为“表现微笑的雕塑家”。
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Rodin，1840—1917）虽具有旷世奇才，却一生坎坷。他三次投考美院落榜，为维持生计倒巴黎圣母院作修补工作，又赴布鲁塞尔从事装饰雕刻，直至40岁仍默默无闻。他第一件人选沙龙的作品《塌鼻者》未引起应有的注意，而造成轰动的精铜时代脚又因人体的逼真精到，被评论家臆断诬蔑为从真人身上套下的模具的制作品。就在困厄的环境之中，罗丹不断地出示新颖、精彩的创作。《施洗者约翰》、《行走的人》是对人体阳刚的颂歌。《沉思者）传达出肌肉的表情，大块起伏造成丰富动人的明暗，宛如交响乐，所以有人称之为印象派雕塑。《于戈尔及其孩子们》的绝望，《接吻》的火热，《雨果》的雄伟，《夏凡纳》的朦胧都达到令人心中震撼的程度。《加莱义民》更塑造出为救全城性命而以绳索自缚，前往敌营受辱的市民代表，悲愤呼号撼人心魄。
罗丹不受任何限制的手法和非凡感觉在《地狱之门》上得到尽情发挥。沉思者高坐在门的上方，注视着苦难的人群，三个幽灵在门口徘徊，处于剧烈运动中的200多个人物在门内进行着形的奇特组合。它包含了艺术家大部分杰作，可谓是毕生心血的结晶。罗丹所遭到的谩骂攻击在他创作《巴尔扎克纪念碑》时达到顶点。他为该作费时6年，数易其稿，最后选择了《人间喜剧》作者在灵感的召唤下，夜间披衣起床的情景。人物的全身，包含双手在内，都被裹在宽大的睡袍之中，以突出那毛发散乱，硕大智慧的头颅。手法的奔放可比中国画酣畅的泼墨。结果，这件神品却被讥为“麻袋片中的癫蛤蟆”而遭拒绝。人们当时认识不到它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事实上，甚至连罗丹自己也未能再超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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