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的学术辨析

2025-02-12 13: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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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沉默权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产物，它是个人本位主义的西方历史文化价值观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按照西方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国家追诉机关（警察、检察官）的讯问时享有拒不回答提问和保持沉默的权利，是为了构造原、被告平等的诉讼结构，体现了“保护弱者”的原则。在这种诉讼结构下，作为侦控机关的警方和检察机关（控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方）是平等对立的双方，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就如同市场上做生意的买、卖双方，一方要卖个好价钱，另一方则想讨个最低价。警察和检察官以国家和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和集体利益等名义来追究犯罪，力求能够收集到充分、完整的证据，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绳之以法；而被追诉者则要尽量开脱罪责，逃避惩罚。这两者都被认为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在这种对抗式诉讼模式下，沉默权便以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权力的对立物出现，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抗国家追诉行为的挡箭牌。
沉默权的理论依据，是“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它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个人尊严是—项与人性共存的自然权利，是个人作为人而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按照这种理念，刑事诉讼是被追诉的个人同作为控诉方的国家之间的抗争，由于国家机关拥有强大的权力，当事人显然处于弱势，因而根据西方所谓的“民主宪政”精神，必须约束政府的权力，保障个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权是维持政府与个人之间利益平衡的客观需要。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彻底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鲜明地突出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警察和检察官必须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追诉者本人则无须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当然他更不必承担协助警方和检察官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
按照日本教授松尾浩也的解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两项权利：一项是辩护权（包括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帮助进行辩护），这可看做是“积极的防卫权”；另一项就是在接受官方讯问时享有沉默权，这属于“消极的防卫权”。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两项权利可以同时行使，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不讲话，行使沉默权；他又可聘请律师为自己做无罪或罪轻的辩护，也就是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行使防卫权。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势必对警察的侦查破案和检察官的指控犯罪造成巨大的障碍（以下我们还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警察讯问提出了挑战，从而为侦查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迫使警方去增加经费投入，改善装备、设施，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强取证能力。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的诉讼实践证明，警方为应对沉默权的实施，确实做了巨大的努力，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是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最大好处。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沉默权制度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大大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促使其改变原先寄希望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并进一步导致警方为禁止刑讯逼供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这是沉默权带来的又一大好处。沉默权是对抗式诉讼结构的产物，其最初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审判阶段，即允许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保持沉默，故曰“审判沉默权”。当沉默权被引进庭审前的侦查阶段后，其实际的功效就演变为犯罪嫌疑人对抗警察讯问的护身符。
按照英美法律的规定，为了侦破刑事罪案，警察有权传唤任何人，并对其进行讯问，要求他们协助调查并提供证据。但是，根据“不得被强迫自我归罪”的原则，当证人涉及可能使本人自陷其罪的问题时，他有权拒绝回答。因此，一旦被讯问人主张沉默权，警察就不得再对其进行讯问。
由此可见，沉默权是作为与警察的讯问权相抗衡的一项权利而存在的。
如前所述，沉默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可以制约政府滥用权力，减弱警方对口供的依赖程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但是，沉默权又给警察侦破案件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使某些老奸巨猾的职业罪犯轻易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一旦将其推向了极端，必定对社会治安产生不利的影响。米兰达案作为美国明示沉默权发端的米兰达一案，就颇为滑稽。该案的大致情况是：1963年3月3日，一位18岁的姑娘被人绑架并遭到强暴，案发后她立即报案，并指认出犯罪嫌疑人为米兰达。警察当即传讯米兰达，他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并写了供述书。法院依其供词认定他犯劫持罪，判监禁30年；犯强奸罪，判监禁20年。米兰达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理由是他的供词是在压力下编造的，警察并没有告知他的供述将会成为对他不利判决的依据，并剥夺了他被审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警察的做法违反了宪法，因此米兰达的供词无效。由此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事先告知他有保持沉默不作回答的权利。
从另一起案例中，我们又会看到“米兰达规则”是如何被适用的：1986年11月24日，一个叫帕米拉的10岁小女孩随父母去依阿华州的德茂恩市看摔跤比赛。在比赛进行中，帕米拉一人去厕所后再没有回来。警察接到报案后，调查发现一个叫威廉姆斯的人可能是劫持者，有人曾见他在体育馆外将一捆东西装进一辆汽车。12月26日，德茂恩市警察接到邻近达芬堡市警察局的电话，说威廉姆斯已向他们自首。德茂思市便派了两名警察开车前去把他押解回来。在返回途中，一名警察对威廉姆斯说：“我希望你看看天气，正在下雨，气象预报说将要下大雪。我想你是惟一知道小帕米拉埋在什么地方的人，如果雪一盖，你自己也可能找不着了。我们何不去把她找到，她的父母也好在圣诞节前用基督教的丧礼把他埋了。”听了警察的这一番话，威廉姆斯果然带着警察来到他杀死并埋葬小帕米拉的地点，并在那里挖出了孩子的尸体。法庭根据上述情况，判决威廉姆斯有罪。
按说本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尽在情理之中。但是，威廉姆斯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其理由是：警察在押解途中所说的一番话，实际上就是审讯，而事先并未向他告知“米兰达规则”。因此，审讯是非法的，因而判决结果必须推翻。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人这一观点，裁定推翻了原先的判决。
由于“米兰达规则”把沉默权推向了极端，司法实践中往往片面强调“正当程序”而不考虑案件的真实情况。许多已侦破的罪案，却很难对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致使沉默权变成了庇护犯罪的避风港。沉默权完全忽略了对被害人的保护，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和创伤难以得到补偿。口供作用在人类数千年的法制文明进程中，对于口供在诉讼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次变化。
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曾经把口供奉为“证据之王”、“证据皇后”；中国封建时代，则实行“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的制度。总之，认为口供是认定犯罪时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证据，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当事人的口供。就可据以定案，形成了“惟口供”的极端。
英国在17世纪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其初衷在于减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让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由此而引起子整个诉讼制度的重大变革。但是，自从1966年美国确立了“米兰达规则”后，又把沉默权推向了极端。按照这样的程序设计，似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无需讲任何话，全靠警察去寻找客观证据就可以证实犯罪。可惜，这种美好的愿望终究未能全部实现。司法实践表明：有许多案件，如果涉案的当事人在面对警察的讯问时一概保持沉默，则案情事实便根本不可能查清。
不错，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地进步和大量高科技手段被运用于刑事侦查，警察机构的装备日益改善，取证能力大大增强，对于某些常见的犯罪，如凶杀、强奸、抢劫、盗窃等罪案，由于有犯罪现场和大量的痕迹、物证，警察可以通过现场勘查和搜查、检查，提取在现场上遗留的血迹、指纹、精斑、毛发、弹痕及有关的赃证，并根据被害人和证人的指认等各种客观证据去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即使作案者闭口不讲任何情况，也足以认定犯罪事实，并据此将犯罪人绳之以法。但是，随着警察机构装备的改善和取证能力的增强，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变着花样，他们在与警察的周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反侦查能力也在逐渐增强，他们也更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来对抗侦讯。明示沉默权的实施进一步限制了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权，更使刑事罪案的侦破增大了难度。
尤其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形成了又一波巨大的犯罪潮流，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迅猛发展并蔓延至全球，更给警方对付犯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下列各类案件，如果涉案的当事人在被警察拘捕后全部保持沉默，则案件很难侦破，更无法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行贿、受贿案件】此类案件只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极端秘密地进行的，收受钱款时只有二人在场，所谓“一对一”，可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在案发后，行贿人和受贿人全都主张沉默权，一概闭口不讲话，则根本不可能定案。
【雇佣杀人案】通常由主谋人（黑道中的行话称“大老板”）通过中间人雇佣凶手去杀害某人。案发后，直接行凶的凶手较容易抓获，中间人也容易牵出来，但涉及到“大老板”时，又成了类似于行贿案件中的“一对一”状况。如果当事人保持沉默，则很难认定。
【毒品犯罪】买卖双方自愿交易，在隐蔽场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犯罪现场”，也没有“被害人”，又是另一种“一对一”。如果不是当场查获，事后发觉时，如果当事人保持沉默，也难以认定。
【流窜犯罪】有些负案在逃的重罪案犯，流窜全国各地，被拘捕后不讲真实姓名，使侦查、起诉、审判都遇到困难。
【集团犯罪】数人共同作案，警察抓住其中若干人，另一些人在逃。如果被捕者都保持沉默，则逃犯的去向难以知晓，很可能继续危害社会，且对被捕者也难以结案。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爆炸案，警察抓住了准备施爆的嫌疑人，但不知炸弹放置于何处，假如疑犯保持沉默，则随时有可能爆炸，危及众多人的生命安全；再如绑架案或拐卖人口案，警察捕获了犯罪嫌疑人，但却未发现被害人，如果不能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疑犯在被讯问时不开口说话，则被害人面临生命危险。
诸如此类的罪案，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回答警察的提问，那就无异于捆绑住了警察的手脚，其结果只能是庇护罪犯甚至是怂恿犯罪。事实上，在某些共同犯罪或牵连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揭露案件的起因、背景、实施过程及同案犯之间的关系，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可能是最关键的证据。如果已经归案的犯罪嫌疑人都保持沉默，案件的本来面目便无法查清，或者导致同案犯潜逃，使案件久侦难破，有的甚至会使本来可以制止的危害结果终于发生，造成大批无辜群众的死伤。这些都是司法实践中非常现实的问题。可见，实行明示沉默权制度，不仅有碍于侦查，而且是对被害人与公众的安全完全不负责任，显然是一种使权利失衡的有害的做法。
当今世界上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官员腐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日益猖獗，我们在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更必须考虑如何加强对犯罪的控制能力。在刑事诉讼中，必须给侦查机关一些必要的权力与手段，使之能够有效追究犯罪。
实行对嫌疑人讯问进行录音、录像制度。毋庸讳言，对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过去在执行中确实出现过种种偏差，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如实坦白了罪行甚至有立功表现的罪犯，该从宽的没有从宽，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许多犯罪分子不再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逼使其走向了顽抗到底的绝路。这对我们极其不利。
二是对坦白者一律免除刑罚，搞成了宽大无边，造成对严重犯罪的打击不力。
三是把正当的辩解一律当成“抗拒”，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重处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所谓“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把是否“低头认罪”作为决定惩罚的主要依据，那更是把本末倒置了。上述偏差是确实存在的，有的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但问题并不是政策本身出了毛病，而是由于对这一政策理解错误，在贯彻执行中走了样。
因此，当今社会不应该抛弃这一政策，而应当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明确具体适用的条件，进一步引导大家去严肃认真地贯彻这一政策。即使在“严打”期间，对于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的，该从宽的还应适当从宽；对于有立功表现的，还可以将功折罪，减轻甚至免除其刑罚；对于在犯罪后毁灭证据、互相串供、制造伪证甚至嫁祸于他人的，必须从严惩处。
正确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可以给业已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留下一条悔罪自新之路，也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尤其是对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以及贪污贿赂等犯罪，更能发挥其攻心夺气、捣毁其团伙的功效。其实，即使在西方各国，尽管没有像中国这样明确地概括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在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大都体现了类似的精神。例如：各国刑法大都规定了对自首者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拒捕或袭击警察的加重处罚；有的国家在允许被告人保持沉默的同时，又规定对作虚伪陈述或嫁祸于人的，要再加一个伪证罪或蔑视法庭罪的新罪，以加重对其惩罚。凡此种种，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与中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却可谓“异曲”而“同工”。
英国自从1994年对沉默权实行变革以后，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先告知其有沉默权，随后又加上一段很长的“但书”，实际上也就是对被讯问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让他好好地掂量掂量，考虑是否要与警方对抗。其实际的效果，也近似于中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美国在进入法庭审判阶段，允许控辩双方的律师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如何定罪量刑在庭前交换意见，俗称“辩诉交易”，实际上也就是采用鼓励被告人认罪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处罚。对于某些同案犯的罪行还可以进行豁免，以换取他对首犯、主犯的罪行作证。反过来说，假如被告方坚持作无罪的抗辩，那么，经过法庭审判并定罪后，面临的将是比庭前认罪较重的处罚，这不也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
综上所述，对于过去几十年行之有效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理应继续坚持，切忌轻言废弃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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