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学书的作品简析

顾炎武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这篇论学书的第一节，作者首发浩叹，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书是为批判百余年来的不正学风而作。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王阳明心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在顾炎武看来，这股学风历时久，影响大，危害深，所以对它深恶痛绝。他甚至指出，魏晋清谈，导致五胡乱华，今日清谈，招来明朝覆亡。正因为如此，他的抨击异常猛烈。
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理学家爱把他们说成是孔孟道统的直接继承者。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称孟子死后，圣人之学不传；只是过了一千四百年后，出了个明道先生（程颢），才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王阳明则说：“圣人之学，心学也。”（《象山先生集·序》）明末清初的一般学者受其影响，也是“日从事于圣人”，口不离孔、孟。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毅然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指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心目中的宋明理学空谈明心见性的禅学本质，划清了宋明理学与讲究经世致用的经学的界限。在这篇论学书中，作者首先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列举孔、盂等儒家圣人为学的态度，然后摆出“今之君子”不同的态度。这样两相对比，结论不言而喻：“今之君子”虽口不离孔、孟，其实他们同“圣人”背道而驰，空谈心性却完全违背了圣人之学的精神，因而是十分错误的。应该说，对于用圣人之学高自标榜的理学来说，这样批判是有力的。
然而此书批判的力量更在于深刻的揭露。作者对当时这股不正学风真可谓洞见其症结，击中其要害。在第三节中作者指出，就学而言，那些“今之君子”，第一，舍弃博学多识而贯通万物之理；第二，脱离现实，一天到晚讲论“十六字心传”。这种学风的形成与这些人信奉的哲学观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心即理”，理只在我心中；一个人只要悟得本心何必博学多识？继承陆九渊心学的明代理学家陈献章说得很明白：“学劳攘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白沙集·与林缉熙》）王阳明则进一步断言，“心外无学”；“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就是说，四海之内根本不存在可以接触的客观事物，一个人只要唤醒内心的良知，便可穷理。显然，顾炎武在这里揭露的当时不正学风的两个特点，正是承陆、王心学的糟粕。作者对“今之君子”沉溺于心学而自命不凡的心态，亦以嘲讽的笔调给予无情的鞭挞。
学风，还有个行的问题。在第四节，作者深人一层指出，就行而言，那些“今之君子”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这些最能表现一个人操守气节的问题上，也与孔子、孟子、伊尹、伯夷等圣贤完全不同。他们不辨出处、取与的抉择是否合乎道义。他们的行，文中虽没有具体点明，但所说“不忠与清”而言仁者，就是指他们；“终身于忮且求”而言道者，也是指他们。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对这些人不知廉耻的憎恶和鄙视。
深刻的揭露，有力的批判，使这篇论学书成了声讨王学末流不正学风的战斗檄文。不仅如此，本书还有破有立，先破后立。最后一节，作者提出和阐明了开启一代学风的学术思想纲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
这个纲领是在批判“今之君子”不正学风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提出来的。由于上文破中有立，所以这里正面立论便显得要言不烦。两句话虽从儒家经书中拈取，但对它的阐发具有时代的内容。关于“博学于文”，作者指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东西都必须脚踏实地地去探究。这一条正面提倡博学多识、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言心言性的空疏之学。关于“行已有耻”，作者认为，士大夫不仅要在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做到有所不为，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应对“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而感到羞耻。这一条强调立身行事必须知耻，这是做人的根本。在作者看来，“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廉耻》，《日知录》卷十三）作者愤慨于当时不忠不清、不知廉耻的败坏士风，提出“行己有耻”这一条，正是希望士大夫坚持民族气节，为天下兴亡而尽责。张尔歧读罢此书，于“行己有耻”一语，“更觉切至”，其原因就在这里。
总之，一条“博学于文’”，一条“行己有耻”，是顾炎武论学的两个最重要的主张；我们不仅可用以概括这篇论学书的主题，而且可视为顾炎武全部学术思想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