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社会的地方政府职能
（一）奴隶社会的地方政府职能
完成给国王的贡纳，是奴隶社会地方行政长官对国王承担的重要义务
2. 出于防御和统治的需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一起修建城墙。
3. 对我国农村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县、乡行政区域，都起源于奴隶社会。
4. 受高度发展的古希腊奴隶主阶级民主的影响，古希腊的地方政府参与管理城邦的职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
5. 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允许一些城市实行自治，成为地方自治的起源。
（二）封建社会的地方政府职能
维护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政府职能的首要任务。
2. 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兼行司法权；在西欧，各级封建领主拥有司法权，这是中国和西欧大国的封建社会地方政府职能的共同特征。
3.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多数朝代，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长官
政府运转一直都在中央严密管制下，简言之，即地方权力归于中央。这一政治结构的设计师是战国时代的韩非，韩非认为国家权力的运行与管理的实现，应当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儿的圣人就是君主。中央对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指挥自如，君主对于全国，则是“天下主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以对地方与人口的管理为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央政府通过全国划一的户籍管理、土地赋税管理以及严格的上计制度，将所有的土地与人口都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下，地方政府无任何自主权与支配权，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代理机构。宋朝之后，州县长官都改作“知州”与“知县”；这与以往的州刺史、州太守以及县令大不相同，“知”就是代理、兼任，这些人的正式职务都是中央官员，是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兼任地方，如清官包公的第一个职务就是以中央王朝的“大理评事” “知建昌县”。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大相径庭，欧洲中世纪各国国君与中央政府是地道的小政府与有限君权，地方的控制者是分封采邑而形成的领主，领主对封地内的所有事务拥有全权，国君对于领主封地内的土地与人口则无权过问。当时欧洲也流行着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类似的格言，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其实质含义正好相反。这样泾渭不同的前提下的政府职能自然也会大不相同。
中国无论古今历史上的各级政府是全能的一元化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着机构齐全、涵盖几乎所有事务的机构与管理者。无论是国计民生的大小事务，还是司法、治安、民政以及宗教、教化等等，都在各级政府的职能之中。如经济事务的管理，从农业到工商业，无一遗漏，中央王朝既有大农令、大农丞、劝农使，又有均输官、平准宫，还有工部、户部、少府等等，县一级则有工曹、户曹、市曹等等，县城中的市场也有市令与均平令进行市场秩序与物价管理。对于社会精神生活与不同信仰也是在一元化的管理下，倡导什么礼俗、尊崇什么宗教，以至于表彰孝子烈妇、调和邻里之争都在政府的统辖之下。与之相应，中国历史上没有独立于政府管理之外的宗教体系与宗教组织，也没有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工商业行会或居民自治组织。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工商业行会，也有过村社组织，但都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中，实际上都是政府体系的末梢或变体，一旦成为异己的力量，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加以革除。
中国古代官职有三大类：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
丞相的职责，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协助皇帝管理一切军国大事，即所谓的“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太尉
按《史记·将相名臣年表》：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始以长安侯卢绾为太尉，五年（公元前202年）罢，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以周勃为太尉，旋再废太尉官。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复太尉官，仍以周勃为之。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再废，权归丞相。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大将军卫青功多，特加号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汉旧仪》记载：“元狩六年，罢太尉，法周制置司马。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侯、千人、司马，故加“大”为大司马，所以别异大小司马之号”。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其后，置大司马，金印紫绶，大将军或置或废。
御史大夫
秦代中央监察机构的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在秦统一六国以前，没有御史大夫这么个官名，这个官职是在秦代出现的。御史大夫是辅佐丞相的，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令，接受皇帝的差遣出使，处置一些军国大事，当然也负责对百官进行监察和纠劾。秦时做大官的人都佩带官印，把官印装在腰带里，将绶带垂在腰旁。印的质料有金、银、铜、玉等。绶是一条较宽并织有花纹的丝带，官位不同，所佩绶的颜色和织法也明显不同，使人一望便可知佩绶人的身份。在当时，最尊贵的是金印紫绶，接下来就是御史大夫佩饰的银印青绶，表明御史大夫的地位是很高的。
后来又有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各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做过一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调整和补充。
在古代中国，政府运转一直都在中央严密管制下，简言之，即地方权力归于中央。这一政治结构的设计师是战国时代的韩非，韩非认为国家权力的运行与管理的实现，应当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儿的圣人就是君主。中央对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指挥自如，君主对于全国，则是“天下主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以对地方与人口的管理为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央政府通过全国划一的户籍管理、土地赋税管理以及严格的上计制度，将所有的土地与人口都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下，地方政府无任何自主权与支配权，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代理机构。宋朝之后，州县长官都改作“知州”与“知县”；这与以往的州刺史、州太守以及县令大不相同，“知”就是代理、兼任，这些人的正式职务都是中央官员，是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兼任地方，如清官包公的第一个职务就是以中央王朝的“大理评事” “知建昌县”。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大相径庭，欧洲中世纪各国国君与中央政府是地道的小政府与有限君权，地方的控制者是分封采邑而形成的领主，领主对封地内的所有事务拥有全权，国君对于领主封地内的土地与人口则无权过问。当时欧洲也流行着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类似的格言，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其实质含义正好相反。这样泾渭不同的前提下的政府职能自然也会大不相同。
中国无论古今历史上的各级政府是全能的一元化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着机构齐全、涵盖几乎所有事务的机构与管理者。无论是国计民生的大小事务，还是司法、治安、民政以及宗教、教化等等，都在各级政府的职能之中。如经济事务的管理，从农业到工商业，无一遗漏，中央王朝既有大农令、大农丞、劝农使，又有均输官、平准宫，还有工部、户部、少府等等，县一级则有工曹、户曹、市曹等等，县城中的市场也有市令与均平令进行市场秩序与物价管理。对于社会精神生活与不同信仰也是在一元化的管理下，倡导什么礼俗、尊崇什么宗教，以至于表彰孝子烈妇、调和邻里之争都在政府的统辖之下。与之相应，中国历史上没有独立于政府管理之外的宗教体系与宗教组织，也没有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工商业行会或居民自治组织。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工商业行会，也有过村社组织，但都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中，实际上都是政府体系的末梢或变体，一旦成为异己的力量，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加以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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