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沿革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个月，抚顺清原的“血盟救国军”就打响了辽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与此同时，《国歌》的母本——《血盟救国军军歌》诞生，早于《义勇军进行曲》三年多的时间，1931年10月16日，在抚顺大地上就唱响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15年7月16日，4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抗战先烈的后人一致认定：1931年10月16日诞生的《血盟救国军军歌》是国歌的“母本”，抚顺是国歌的奠基地。
这首歌的歌词与我们熟悉的国歌极其相似：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奋起杀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起来！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这首歌就是《血盟救国军军歌》，作者是清原满族自治县的孙铭武、孙铭宸（又名孙耀祖）兄弟。
2015年7月16日，抚顺市召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抚顺——国歌奠基地”座谈会，来自省内的4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抗战先烈的后人参与了座谈，与会人士一致得出结论：早于《义勇军进行曲》3年多的时间，即在1931年10月16日，在抚顺大地上就唱响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抚顺是国歌的奠基地！
在这次座谈会上，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血盟救国军军歌》是国歌的“母本”，国歌是如何发源的问题一直是历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做好这项工作对国家、对社会来说都是重大贡献。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王建学先生认为：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抚顺是国歌奠基地”这一提法可以认定是准确的。
孙氏兄弟为国歌提供原创素材
据资料记载，2002年9月28日，抚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平鲁对住在抚顺西葛联社、在抚顺石油一厂做司机的孙铭武的儿子孙超进行采访考证。孙超回忆说：“我父亲举义抗日当初还创造了一首《军歌》，那是1931年10月16日，我当时15岁，在创作现场。”老人还当场给王平鲁唱了这首军歌，用的是东北人口气，老调子。他说歌词为父亲和叔叔孙铭宸联合创作，由张显铭谱的曲。另外，2003年，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抚顺市地方史学会常务理事白凤羽在清原大苏河采访了当年的救国军老战士孙绪恩，当时，孙绪恩还动情地唱起这首歌。
这些线索引发了抚顺市有关部门的注意。2014年，抚顺市政协成立了考证工作组，到清原、沈阳、锦州、张家口、唐山、北京、古北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地开展专题调研。
那么，孙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呢？
孙铭武，1889年9月15日出生在清原县中寨子村一个中农家庭里。兴京县警官教练所毕业。曾任奉军的连长、营长。孙铭宸别名孙耀祖，是孙铭武的弟弟。兴京县立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校长和清原县教育局学务委员和调查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孙铭武目睹了日寇的侵略暴行，于是与曾在日本留学的老友张显铭一起发动亲友、同乡组织抗日武装。同时，他们策动辽宁公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李栋材部哗变。孙铭武又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并决定在1931年10月中旬起义。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在起义前夕，在中寨子村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这就是《血盟救国军军歌》。孙氏兄弟作的词，张显铭谱的曲。
1931年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与李栋材的二十八中队400多人，集合于清原县大苏河乡，唱着军歌，宣布起义，成立“辽东血盟救国军”。孙铭武被推举为血盟救国军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孙铭宸在各地购置枪弹等军用物资。
1932年1月，救国军已发展到千余人。1月末，孙铭武、张显铭等20余名将士被害。孙铭武牺牲后，孙铭宸带领余部参加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被委任为第六旅旅长，与敌战斗。最终，队伍被打散。后来，孙铭宸被捕入狱，被日军杀害，时年39岁。
2014年9月1日，国家民政部公布了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这份按烈士牺牲年份和姓氏笔画排序的名录中，辽东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排在了第一位。
2015年4月1日，抚顺考证工作组到清原孙铭武老家中寨子村，找到了孙铭武的亲属姜学儒了解情况。已经93岁的老人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管孙铭武叫三大爷，管孙铭宸叫四叔。我当时9岁，经常出入孙家大院玩闹。一天在正房一间屋内，有一人手持木棍在一长条桌前指挥，有20人左右一起唱‘起来、起来！’我以为大人嫌我‘碍事’，让我起来呢。”
2015年4月21日，考证工作组在张家口，孙铭宸的孙子孙滦宁取出了他珍藏多年的老照片，那是爷爷决心回东北之前与他的侄儿孙治平的合影。孙滦宁回忆说：“爷爷到北平后，在‘救国会’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学等处演讲，宣传介绍辽东义勇军的战斗事迹，演讲到结尾时，呼号、演唱的就是《血盟救国军军歌》的歌词。”
在唐山，孙铭宸的另一个孙子孙克本对考证工作组回忆，1954年就听他父亲孙镇中唱《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还说这里有你爷和你三爷闹义勇军时编的词儿。
随后，抚顺考证工作组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发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给予孙铭武、孙耀祖兄弟极高的评价：“他们是以国为家的爱国忠烈，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唤起千百万民众的觉醒与抗争，他们无愧是义勇军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奠基人”。这是对在全国一些地区出现争取国歌归属关系，即谁是国歌的奠基者问题上作出的唯一定性评价。
田汉得到资料的四种可能
那么，《血盟救国军军歌》是怎样传到田汉先生手里的呢？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委员彭壮飞告诉记者，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有四种可能：第一，1932年末，作者之一的孙铭宸曾到北平宣传义勇军抗日的壮举，多次高唱《血盟救国军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在爱国人士中流传。第二，1933年3月，田汉随上海800人慰问团来到古北口抗战前线慰问，在古北口住了23天，有可能接触到辽东抗日义勇军，包括《血盟救国军军歌》在内的有关资料。第三，东北抗日义勇军首领唐聚五曾与田汉先生见过两次面，一次在北平，一次在上海，有可能直接为其提供辽东抗日义勇军的有关资料。第四，当年《血盟救国军军歌》在千人的队伍中传唱，虽然血盟救国军被打散了，但活着的将士进关后也会把这首激昂的军歌传出去。
彭壮飞告诉记者，《义勇军进行曲》虽是田汉的厚积薄发之作，但通过仔细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立意、主题、结构、韵脚还是遣词造句，主要字句上高度相似，《血盟救国军军歌》为《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原创素材。应当说《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比《血盟救国军军歌》更凝练、更形象、更具时代意义，影响也更大。特别是田汉超越历史时代的局限，点石成金地写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两句歌词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超越时空的历史启迪、警示价值。加之聂耳大师级的音乐处理，《义勇军进行曲》遂成为中华民族心底永恒的旋律。
国歌与辽宁有深厚渊源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完成的。那么，田汉先生所作之词源于何处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趋向认为与辽宁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各地纷纷组建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歌曲与起义誓词也应运而生。
此前，辽宁有多地宣称是国歌故乡、诞生地或素材原创地。从2007年起，桓仁就提出“国歌素材原创地”之说，其根据是1932年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总司令唐聚五发布《告武装同志书》，通过北京邮电局发到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桓仁《告武装同志书》中有这样的词句：“团结起来。哪能甘心做亡国的奴隶，振作起杀敌卫国的精神，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我们被压迫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响应起来，风起云涌起来，万众一心。我们东北民众已气愤填膺，故喊杀愈烈，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此种观点认为，田汉在《风云儿女》所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素材基础，就是来源于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告武装同志书》。
锦州认为自己是义勇军发祥地和《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他们的根据是北镇、黑山高鹏振“东北国民救国军”的义勇军誓词、军威和战绩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东北国民救国军”誓词歌的原唱词为：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家园（被）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杀！杀！杀！一二三四！
盘山县则提出了盘山义勇军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原型说。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盘山人张海天、项青山的抗日《宣言》、《通电》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给养。“1931年至1933年，盘山义勇军首扰盘山，二打台安，三战田庄台，四攻牛庄，五袭海城，后又参加长城抗战。”在国内影响很大，田汉、聂耳通过报刊等多种渠道对盘山义勇军有所了解，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朝阳市建平县朱碌科村也提出了国歌发源地的说法。他们的根据是1933年2月聂耳到过建平县朱碌科村慰问参加热河抗战的义勇军。此外，辽宁省还有国歌诞生在葫芦岛南票的说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卫抗争的烽火。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兴起。不到1年的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已达30万之众。2月起，部分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改编为抗日联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在抗联艰苦抗战的时候，一首歌曲从上海的一座监狱里传出：这是作家田汉为当时的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一首歌词，由聂耳谱曲，它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3年日寇进犯热河，经朝阳向建平推进。2月的一天上午，有一队骑兵来到了四家子镇，都集中在四家子街西河边的空地操练。这时，从建平县喀喇沁方向来的几辆汽车上下来了百十人，还有一种听说能把人像拍照下来的机器，后来知道叫摄影机。拍摄了骑兵部队出操、吹号、刺杀、唱歌和骑战马奔跑。后来一个人还拉着洋琴教我们围观的学生们唱部队的歌。这天，部队还在青沟梁和日军打了仗，枪炮声响到天黑。
2001年辽宁省政协文史委编辑的《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文集中，收录了刘凤梧在1979年写给中共辽宁省黑山县党史办公室的《回忆黑山县抗日义勇军》一文，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回忆：“快过阳历年的时候，高鹏带来北平抗日救国会的消息，让我们辽西的义勇军到热河去接收各地爱国人士捐赠的武器装备和慰问品。我们黑山县励家窝铺这支部队400多人，从盘山经赵家屯、中安堡、阜新到达热河的贝子府和朱碌科一带。从辽西到热河的还有郑家窝铺郑子丰的200多人，安家河肖振起的200多人。此外，阜新大庙白乙化的600多人也到了热河，我们这些人都是骑兵，被编为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一团。1933年2月，辽南王全一、顾靠天的抗日骑兵也来到热河，被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二团。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来到热河，他们一面慰劳部队，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从《辽宁文史资料》第四辑中，也能找到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军团长李纯华的回忆录《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概述》。文中记载：“1933年2月25日晚间，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和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等，率百余人携带械弹、服装和慰问品到达朱碌科。26日到四家子检阅并慰问部队,上海的电影公司拍了纪录影片。”
河北省政协文史委收录了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军团长王化一的回忆录《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文中记载：“1933年2月22日，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碌科村。热河交通队凑集了6辆卡车，载运炮弹、宣传队以及随行人员等。25日夜间前进到朱碌科第二军团的临时总指挥部，26日10点前进到四家子，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
锦州市的一处景观公园内，一座黄墙、青瓦、绿檐的尖顶老式洋房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这里曾是东北交通大学的旧址，更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行署和抗日义勇军创建旧址。2014年，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在这里布置了一间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向人们展示着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不屈的历史。站在一块展板前，刘生林凝望着父亲等先辈的照片驻足良久。他指着其中一张骑兵马队奔跑向前的照片说：“这张图是从上海慧冲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热河血泪史》中截图下来的，图中带队骑白马的就是我的父亲，拍摄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敖汉旗四家子镇。”
刘凤梧在回忆录中说：“1933年2月热河抗战期间，高鹏陪同后援会慰问团的人慰问、采访我们义勇军官兵时，慰问品是按照一营到三营的顺序发放，在慰问团先给一营和二营发放慰问品的时候，我就指挥三营官兵唱《义勇军誓词歌》。慰问团里的聂耳听到歌声，来到我们跟前。聂耳是南方人，他问我们，你们用东北话唱的歌我听不懂，唱的是啥子歌？我听成是傻子歌。我告诉聂耳，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当年高鹏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也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的联络副官。跟随朱庆澜从上海和北平到热河慰问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承德后，都是由他负责联络召集，聂耳等人他都认识，我是通过高鹏的介绍认识聂耳的。”
“根据我父亲的回忆和其他史料记录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当年聂耳在四家子与义勇军官兵们同唱《义勇军誓词歌》，又从我父亲那里得到《义勇军誓词歌》传单，这为后来聂耳和田汉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基本素材。《义勇军誓词歌》创作于锦州，从四家子通过聂耳走向全国。也就是说，四家子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素材走出的地方。”刘凤梧之子刘生林肯定地说。
1934年，朱庆澜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但是，田汉只是交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了，后来这部电影由我国第一代电影导演夏衍改成摄制台本。田汉被捕后，音乐家聂耳找到夏衍，承担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创作任务。
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又修改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初稿，曲谱定稿后，寄回国内。
据上海国歌展示馆工作人员介绍，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最后，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
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临近末日，建立新中国的工作着手进行。当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1949年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截至1949年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多件。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因此，决定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入选者制曲试唱，向群众广泛征求反映后再作最后选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主席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17年。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新词。
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1978年宪法进行系统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国歌歌词原作者田汉得到昭雪平反。
从1980年到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各个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建议像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那样，作一个决议把国歌确定下来。宪法修改委员会一致同意将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恢复为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 ，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体党组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海南、江苏、陕西等省市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同志都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党中央采纳了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