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有兄弟姐妹

徐志摩 林徽因 金岳霖 梁思成 陆小曼 这五人说哪个名字都是大名鼎鼎，特别是三位男同胞，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很大建树。同时，这五人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以及他们对待感情之真性情也广为后世人传唱。
说来可笑，我第一次了解徐志摩是因为金庸。小时候喜欢武侠，看武侠自然避不了金氏，还有那个在金庸武侠中的出现的浙江海宁，海宁的陈家洛，海宁的乾隆，海宁是金庸的故乡，也是徐志摩的故乡，而徐竟然是金的表兄，二人同出于海宁的名门望族，是一对姑表兄弟则大大出乎我的意外。后来才接而了解到才女林徽因，梁启超的儿子建筑梁思成，哲学金岳霖，交际花陆小曼。忽然看到这篇文章，和兄弟们分享下。

许多年前，清华园中有几位著名的人物，称“清华三荪”，他们都是著名的单身汉。其中有个哲学家叫金龙荪的，也就是金岳霖。
一
金岳霖自幼就聪明得不得了。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考进了清华。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中国俗语所谓“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到美国后，他服从家里的意见学了商业科。后来他对此很不满意，写信给五哥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他改攻学，就到了哥大。他在那儿的同窗多得很，如胡适、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后来都是出了名的。金某人也不是吃素的:仅仅两年，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二十五岁。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岳霖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秦丽莲(Lilian Taylor)到欧洲，周游列国，走遍了英、德、法、意等国。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的时候，忽然听得有一班法国人站在那里激烈地辩论着。几人听得很是过瘾，也就参加辩论起来。不巧，从这以后，这位学博士就开始感兴趣于逻辑学，而且以此成就了毕生的名山事业。如此一来，世人所熟知的是作为逻辑学奇才的金某某，而非作为学博士的金某某。
回国后，金岳霖在哲学系当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沈就成了他的开门大。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出头。但逻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差不多就是由这个年轻人像模像样地引进中国来的。短短几年间，金岳霖在学术界确立了迄难撼动的地位。
时人说，中国只有三四个哲学家，金岳霖是第一个。
那眼界极高的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二
一九二六年，金岳霖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其实，金本人就是这样的一只“哲学动物”。
某日，金岳霖打给杨步伟，以异常沉重而急切的语气说是有要紧的事，请杨进城来帮忙。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以为是其女友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家时，秦来开门，杨步伟还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出了事而是鸡出了事。金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都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体重达十八磅，并且因此“难产”。鸡下蛋时，下到一半就出不来了，急得金博士团团转。杨步伟不说二话，一掏就出来了。金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母鸡的主人特地请他们到烤鸭店吃了烤鸭。
养鸡乃是金岳霖的终生爱好。后来，女友弃他而去，他的鸡还陪着他，他就和它们一起过日子。金岳霖饱经欧风美雨，生活极度西化，平素亦西装革履，潇洒异常，但在这点上一点也不洋气。金博士酷爱养大斗鸡。吃饭时，有一只奇大的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素，与鸡平等共餐。偶尔，他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后来，金岳霖专门养公鸡，不再养母鸡。
无红袖添香，有群鸡做伴，日子倒也怡然自乐。金还喜蟋蟀，斗蛐蛐。他的屋角还摆着一个大箩，箩里有许多小罐罐，罐里全是各种蛐蛐。尽管这样，男佣老王还是经常被他叫去抓蛐蛐。金还说，斗蛐蛐“这游戏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曾有一度，金岳霖住进了清华园。他和陈岱荪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日，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给陈写了张纸条递过去:“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看那意思，既然你是为全校大小事情服务的，当然也包括为我金某人的这种事服务一下。

三
一九三一年，金岳霖在徐志摩的引荐下，敲开了总部胡同那扇门，见到了京城“四大美女”之一。这就是张幼仪所谓“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的女士”，这就是徐志摩曾为之如痴如醉的人物——林徽因。
徐志摩介绍他认识了林徽因，不久，他自己就死了。
林徽因极其活跃，这“太太的客厅”也就成为学术文艺界著名的沙龙，真是谈笑多鸿儒，金岳霖也是一个。相识之后，单身汉金岳霖也搬过来，在近旁住下了，与他们住前后院。因为投缘，金岳霖平时就走动得很勤快。有一次，梁思成外出做田野调查，待的时间长了些，一回来，林痛苦地对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极为震惊，连血液都凝固了。他内心颠簸，终夜苦思，一个劲儿地问自己:“徽因到底和谁在一起会比较幸福？”他虽然自知在文学、艺术上都有一定修养，但金岳霖那哲学家的头脑，是自己无论如何都比不了的。次日一早，他眼圈晕黑，决定把选择权交给妻子，乃说:“你是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传给金听，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面前，金弃权了:“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三人终生为友。金一直跟着梁、林作邻居。
那时，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反话正用。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大为钦服，连连鼓掌。
林徽因英年早逝，金岳霖悲痛万分。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金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几分钟后，才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学生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这才把他送回家。临末，他送给林徽因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许多年后，梁思成和另一女子结婚，重温二人世界，而金岳霖还是独身一人。他对此一声不吭。一日，他出面请挚友知交到著名的饭店赴宴，没说任何理由。大家都过去了。弄了半天，大家还闹不清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老金为什么要在今天请大家吃饭。直到开席的当儿，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梁思成过世后，金岳霖和梁的孩子住一起。后者叫他金爸。
许多年后，年近九旬的金博士在中苦挨最后的时光。当有人将一徽因当年的旧照呈在他眼前时，老人忽然来了精神。他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似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却又一言未发。他紧紧捏着照片，仔细端详。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说:“给我吧！”
相当多的人都变着法儿从老人那儿掏出他和林徽因之间的种种故事。可是，他一直咬紧牙关不松口，不吭声。
最后的最后，他终于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头，沉默了。
四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n(绅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不管什么样的小说都看。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起来，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侧门旁有条狭窄街巷叫文林街，文林街的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叫金鸡巷的小巷，在这条小巷的一座小楼上，住着西南的一些学生，如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因常有相熟的同学和老师过来喝茶聊天，慢慢成了一个小沙龙。金也是这里的常客。这时，他常常四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为的就是和同事的孩子比赛。看谁的石榴和梨大，若是他金岳霖比输了，就得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然后他还会去！金岳霖常常输，但他乐此不疲。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来看看。他的大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学问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写文章，总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不来。金并不恼。他们还是好朋友。
上面提到的金、沈的这段对话，对金的学生殷海光影响至深。直迄晚年，他仍未能忘却，反而异常感佩地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其实他写得并不多。他最早的一本书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海光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时，金岳霖写了《知识论》，这是他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书成后，金岳霖异常宝爱。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书稿就不见了。左找右找，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死也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奇迹，在那狼烟四起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他对金岳霖极为赞赏，说:“我和金先生，互有短长。他的长处在于把简单的东西讲得复杂，我的长处在于把复杂的东西讲得简单。”他认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
五
解放后，金岳霖调离清华，调到了北大，又调到了别处。到社会科学院后，因他资历老，成就大，学问也高，组织上就要他担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研究所不同于大学，他也就不能像以前在学校那样了，而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于是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打小开始，金岳霖就一直生活在校园里，念书、教书、写书，几十年下来，他成了个十足的书斋人物，对外界的了解很是有限。有一阵，领导建议他不能老是在书斋里，要走出去接触社会，了解生活。金岳霖生活了几十年，可就是弄不明白这社会在哪里，这生活又怎么体验。后来，他苦思冥想总算想出了个办法，就找了三轮车夫，让对方经常带着他到王府井去。这才把的“生活”体验了一遍。
一次，去王府井的时候，他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儿。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论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这位逻辑学大家，此时已被阶级论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国籍后，二话没说，就把她赶了出去。
六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不甚感冒，但也非毫无兴趣。
一九二二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若干年后，金岳霖的思想大有转变，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由于早年对殷海光多有关切，金岳霖此时异常后悔。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党，为什么要逃到？”他还说:“我培养了只会做概念游戏，不关心，甚至于反动分子。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服务。”——而这时，殷海光却在彼岸深切怀念他的恩师金岳霖。殷去世后，殷的学生来拜访金岳霖。金很不以为然地说:“抗战末，一切都乱了，他(殷海光)还去印度抗战。都这时候了，他还能做什么呀？”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无涉，经历清白，过关就比较快，不久还被封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粉碎“四人帮”后，金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一九八二年，八十七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甚至上厕所时也需要有人帮助，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素来惜墨如金。学术之外的文章，他几乎不着一字。“抗战”之后，他就基本没有成果问世了。临终前几年，他忽然兴致大发，连写了百来则往事。每则均极短。其中，有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我和毛主席一起吃过四次饭。”还有一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又有一篇，是《章士钊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十三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十三岁，但是，在你一岁的时候，我比你大十三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八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十三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金岳霖真是了得:都到那把年纪了，文章还写得如此的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