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多夫

罗曼罗兰写这部书的目的和社会背景是……

2025-02-09 10:52:01

推荐回答（3个）

回答1：

　　如果你是收藏的话，我建议你到孔夫子旧书店（网上书店）看一看，应该有，要是这里没有别的地方就更没有了，祝你幸运吧！

回答2：

《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于1912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主人公一生经历去反映现实社会一系列矛盾冲突，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奋斗的一生，从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到青年时代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再到成年后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后达到精神宁静的崇高境界。罗曼·罗兰凭借《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
作品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的穷音乐师家庭里。其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公爵的乐师，但此时家庭已经败落。老祖父很喜欢小克利斯朵夫，向他灌输了不少英雄创造世界的观念，这使他从小就产生了要当大人物的想法。
克利斯朵夫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学习音乐，他早熟的音乐天赋引起了祖父的注意。祖父暗地里把他随口而出的片断缀成乐曲，题名为《童年遣兴》献给了公爵。小克利斯朵夫被邀请到公爵府演奏，被夸赞为“在世的莫扎特”。11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眼看孙子有了出息，祖父在欣慰中去世了。然而，他的家境愈发败落了，父亲整日酗酒，养家的重任过早地落到了他的肩上。克利斯朵夫在附近的一家豪宅找了一份教钢琴的兼职工作，并与和他年纪相仿的学生米娜之间相互产生了好感，但在遭到米娜母亲的一番奚落后愤然离开。此时，父亲也去世了。克利斯朵夫的童年也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克利斯朵夫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爱情，他的心绪烦乱，意志更见消沉，整天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在酒馆里泡。在这个时候，自小就教他安贫乐道、真诚谦虚的舅父再一次指引他走出了情绪的低谷，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有一次，克利斯朵夫去听音乐会，他忽然感觉到观众都是百无聊赖，而演奏也是毫无生气。他回到家里，把他所景仰的几位音乐大师的作品拿出来看，竟发现其中同样充满了虚伪和造作。桀骜不驯的克利斯朵夫随即发表了对大师们的反面意见。结果可想而知，他失去了公爵的宠爱，把他所在的乐队和观众也全部得罪了。一个星期日，他在酒馆里借酒浇愁时替一位姑娘打抱不平，和一帮大兵发生冲突闯下杀人大祸，他只好逃到巴黎去避难。
在巴黎，克利斯朵夫陷人了生活的困境之中。最后，他终于在一个汽车制造商家里找到了一个教钢琴的工作。制造商善良的外甥女葛拉齐亚对他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克利斯朵夫继续着他的音乐创作，他用交响诗的形式写成了一幕音乐剧。然而，他拒绝一个声音庸俗肉麻的女演员演出自己的音乐剧，又给自己惹了麻烦，演出被人捣乱搞得一团糟，他气愤得中途退场。由于这次不成功的音乐会，他教课的几份差事也丢了，生活又一次陷入窘境。深爱他的葛拉齐亚因无法帮助他而伤心地离开巴黎回到了故乡。
在一个音乐会上，克利斯朵夫结识了青年诗人奥里维，二人一见如故，从此住到一起。不久，克利斯朵夫创作的《大卫》出版了，他再次赢得了“天才”的称号，生活也出现了转机。但不谙世故的克利斯朵夫仍被人利用，卷入一个又一个是非之争，逐渐身心疲惫，狼狈不堪，幸得葛拉齐亚的暗中帮忙，他才又—次脱身。然而，在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中，他的好友奥里维死于军警的乱刀之下，他出于自卫也打死了警察，最后不得不逃亡瑞士。
在瑞士，克利斯朵夫思念亡友，悲痛欲绝。一个夏日的傍晚，他外出散步时与丧夫的葛拉齐亚不期而遇，两人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然而，由于葛拉齐亚的儿子仇视克利斯朵夫，二人始终无法结合。
岁月流逝，克利斯朵夫老了，葛拉齐亚去世了，充满激情与斗争的生活也遥远了。当克利斯朵夫从瑞士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时。他的反抗精神已完全消失，他甚至和敌人也和解了，并反过来讥讽像他当年那样反抗社会的新一代。晚年，他避居意大利，专心致力于宗教音乐的创作，不问世事，完全变成了一个世故老人，进入了所谓“清明高远的境界”。

回答3：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本世纪初向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发出的热烈呼吁——无疑的是那个时代中最光辉的历史性文献之一。它笼罩着艺术性形象，并且用精炼的技巧写成，同时是从一个仁爱而敏感的性灵深处进发出来的呐喊，这个性灵敏锐地感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和一个腐败社会的精神崩溃。那一系列《名人传》，尤其是其中的《贝多芬传》，不过是一些先声，导引着这部雄伟的、充满了大气磅礴的思想与形象的艺术创作。
　　罗曼·罗兰在写这部小说以前曾经屡次宣称：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这个观念在这部具有史诗规模的小说中表达出来，书中的情节在欧洲两个主要的国家——德国和法国展开着。作者描绘他的主人公时以当时汹涌澎湃的各种事件作为背景，同时述及20世纪初叶欧洲生活中极其纷繁的各方面，从文化艺术以至政治动态。
　　这里所说的一代无疑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罗兰自己的一代。克利斯朵夫在精神上感到骚乱，他深深地厌恶一切非人性的、矫饰和伪善的、使人的天性变成拘谨和畸形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罗兰本人的特性。这就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首先是从他早年的日记中所认识的罗兰，那个高尚而不安定的、诚实与真挚的性格。
　　罗兰所刻划的世界“必须改造”。他所描述的一代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事实上，他描绘的并不是那一代的生活，而是它的悲剧，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可以把这部作品称为乐观性的悲剧吗？我想是可以的，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和不再年轻的作者都受到了如许命运的打击和沉痛的幻灭。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拒绝了改造旧世界的最有力的工具，工人阶级的运动，以为里面只是些自私的工人领袖在卑琐地争权夺利，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能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创造力，即使他看不清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袖，只有跟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知识分子才能有救并摆脱罗兰这一代的绝境，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
　　事实上，罗兰在经过10年的劳动而完成这部史诗体小说时，还是和他在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同样地跟马克思主义疏远，这就决定了他对那一代人和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抱着“悲观”的看法，并在结束最后一卷的序言时说：“克利斯朵夫，我们必须灭亡，为了得到新生。”
　　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只能灭亡，因为他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走到了人生旅程的尽头；如果再要前进，他就必须克服使他停顿的障碍物，就像许多别的诚恳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一样，他们知道旧世界已经在崩溃了，但是他们不懂得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气蓬勃的暴风雨才能扫除垂死的社会，使人类恢复自由，尽情地享受纯朴和欢乐的生活。
　　约翰·克利斯朵夫必须灭亡，为了在安纳特·李维埃尔的形象中得到新生。她是他的精神继承者，序言结束时的话无疑的是针对她所说的：“现在要轮到你们了，当代的人们，青年们！前进，把我们的身体当作阶梯，向前挺进吧。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吧。”
　　安纳特·李维埃尔确实比她的先驱者们更幸福、更伟大。俄国革命以及千百万普通人用手和脑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罗兰得到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给他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下一代应该走怎样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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