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是树立了诗歌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是开创了诗歌的艺术形式。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道听总集，其艺术成就可以说不可估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11篇。

2、首先从诗歌的艺术风格方面来说，《诗经》开创了我国诗歌文学的现实主义风格。《诗经》里的绝大多数诗篇，是奴隶制社会的生活写照。

作者们通过完美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抒发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譬如《七月》《伐檀》《硕鼠》《君子于役》《东山》《氓》《柏舟》。

3、其次艺术表现方法方面，赋比兴是《诗经》中最突出的。“赋”就是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比”，就是比喻和比拟。“兴”就是托物起兴。它们同风雅颂被称为诗的“六义”。

4、再者从语言表达上来看。以四言句式为主，同时杂用二至八言句子。多采用重章复沓手法，一唱三叹，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语言准确生动，丰富多彩，叠字、双声叠韵的运用极富创造性。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使《诗经》形成了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扩展资料：

诗经的创作背景：

《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西周取代殷商，经济制度的发生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相关介绍：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

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瞭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

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

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监”等）。

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

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著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

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

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物件。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经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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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国外影响：

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在对外交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以后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第一个日译本出现于9世纪，以后选译、全译和评介未曾中断，译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使《诗经》广泛流传。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有密切联系，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

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也都有《诗经》译本。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经济文化发展迟缓的国家和地区，独立后迅速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巴次大陆都正在传播《诗经》。越南社会科学院列《诗经》越文全译为国家项目，蒙古文全译也即将完成。

《诗经》正以几十种语文在世界传播，在各国的《世界文学史》教科书上都有评介《诗经》的章节。诗经学是世界汉学的热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经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因作品众多，内容博杂，历时久远，作者不一，地域各异，艺术成就与风格自然是难以划一。但从总体而论，其艺术成就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诗经》的大多篇章都体现着直接反映和干预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自然、真实的艺术风格中体现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概括了这一创作精神。《诗经》以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朴素自然的艺术手段生动地再现了那一时代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如《豳风·七月》即以真切的生活感受和质朴的艺术手法展现农夫们的劳动生活图景。至如讽怨诗、婚恋诗、征役诗都无不透视着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感的真实体验。 《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诗歌描写了周族早期的农业社会生活情况，是现存最古老的农事诗。这首诗的社会背景向有争议，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初期社会等说法。诗歌形象地描写了三千年前农民的衣食住行，真实地再现了农民们的农业劳动生活。诗歌共八章，一章总写农夫冬日的困苦与春日的农事生活；二、三章写妇女们的桑蚕纺织等劳动生活；四章写秋后狩猎；五章写岁末准备过冬；六章写农夫们的食物；七章写农事完毕还要服杂伇；八章写储冰、祭祀、收获、宴会。这首诗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赋的表现手法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尤其是以朴素的白描手法描写景物和生活画面相当出色。其艺术结构以节令为经，以衣食住行为纬，纵横交错，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画面。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正笔与闲笔、时景与本事相生相映，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启示人们不要把文学看成茶余饭后仅供消遣的东西，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
《诗经》可谓是历代民歌承袭的渊源，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出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评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又总结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扬。
2．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叙事描写、议论抒情都在其内，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如《卫风·氓》也以叙述和描写的手段写出了弃妇的遭际和复杂的心理情感。比就是比喻，也是《诗经》常用的表现手法。如《邶风·新台》是以整体形象作比，但多数篇章是具体的比喻。《诗经》的比喻运用得相当广泛，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兴就是托物起兴，是诗歌开头而引起下文的一种手法。有的只起开头的作用，但多数都有某种意义的关联，起到象征、烘托、联想、比喻等作用。《秦风·蒹葭》以秋景创造气氛烘托心境。赋、比、兴的手法常表现为综合的运用。 《卫风·氓》是一首古老的弃妇诗，在形式上是一首赋体叙事诗，但也兼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诗歌通过女主人公自述从恋爱、结婚到婚变及被遗弃的过程，反映了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上的悲惨遭遇，以及心理情感的变化。全诗歌共六章：第一章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第二章写女主人公的思恋之情及结婚；第三章总结婚姻爱情的教训；第四章申辩自己无辜被遣；第五章写自己辛勤操持家务，却遭到粗暴的对待；第六章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诗在叙事上采用了概括叙述与细节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在抒情上运用了叙事言情、议论抒情及直抒胸臆的手法。诗歌综合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以赋为主，但比、兴手法也运用得相当出色。起兴中兼有比喻。而两处比喻也不是简单的明喻，而是运用了借喻和暗喻。诗歌的结构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线索；一条是按心理情感变化的抒情线索，情节的变换与情感的起伏变化交织在一起。 《秦风·蒹葭》是一首怀恋情人的恋歌。深秋的早晨，诗人望着那芦苇霜花的景象临水怀人，反复追寻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意中人，抒发着眷恋爱慕和惆怅失意的情怀。诗歌以赋法写成。每章开头两句是景物描写，它既是对眼前景物的客观再现，同时这种深秋时节的萧瑟、空旷、冷落的景象，也是以环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凄婉心境。接下的两句点出诗人所思念的对象，然而他的意中人却好象是在虚无缥缈之中，可望而不可即。最后四句诗人展开了反复追寻、苦苦求索的描写，透露出了诗人那眷恋企慕之情和求之不得的失望惆怅的意绪。全诗意在抒情，却无一“情”字，而是采用了以景衬情和叙事言情的手法，达到了曲婉动人的抒情效果，同时也创造出了凄婉而朦胧的意境。 3、复沓的章法和灵活的句式 产生于人民集体口头传唱的歌，自然形成了联章复叠形式，既便于记忆、传诵，又形成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句式既以四言为定格而又随机而变，表现灵活自如，如《王风·黍离》。 《王风·黍离》全诗三章采用重章叠唱的结构形式。每章都是先写景起兴，第一章用“彼黍离离，彼稷之苗”，二、三章则换为“穗”、“实”，这既是实写眼前的景物，也是以写景来起兴，而且“苗”、“穗”、“实”的变换暗示着时间推移，配合悲愤的感情，起到了步步深入的作用。然后是行为和心理描写：“行迈糜糜，中心摇摇。”最后是直抒胸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如果说前两句还是低回婉转地自我倾诉心中的忧愁，那么后两句则以一反诘句，把悲愤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诗歌也就此戛然而止。写得极其自然而又别致。此诗深沉的艺术感染力来自作者心灵的巨大痛楚，也来自高超的艺术手段。重章叠唱、反复吟咏、层层深入的艺术结构和写景、述行、心理描写、抒情的艺术手法妙融一体，创造了一种低回婉转而又悲痛欲绝的情境。方玉润说：“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诗经原始》）
4、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和谐的韵律。 《诗经》的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诗经》词汇丰富，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对人、事、物的各种特征，都能给予准确而形象的表现。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诗经》的语言风格大体说来，国风朴素自然，雅颂典雅庄重。动词、形容词的恰当的运用，用重言迭字拟声状貌，穷形尽相，声情毕肖，双声叠韵使声调更趋谐美。 《王风·君子于役》是一首思妇诗。诗歌以思妇的口吻表述了对久役不归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从侧面反映了战争和徭役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此诗最突出的艺术技巧，在于内心独白和细节描写的成功运用，使典型环境与心境情绪妙融一气。黄昏的意象与日常生活的画面烘托着思妇孤独寂寞、焦虑凄清的心境和意绪。此外，诗的语言自然朴素几近口语，却极富于表现力和形象性。此诗开启了后世闺怨诗的先声。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因作品众多，内容博杂，历时久远，作者不一，地域各异，艺术成就与风格自然是难以划一。但从总体而论，其艺术成就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诗经》的大多篇章都体现着直接反映和干预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自然、真实的艺术风格中体现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概括了这一创作精神。《诗经》以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朴素自然的艺术手段生动地再现了那一时代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如《豳风·七月》即以真切的生活感受和质朴的艺术手法展现农夫们的劳动生活图景。至如讽怨诗、婚恋诗、征役诗都无不透视着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感的真实体验。 《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诗歌描写了周族早期的农业社会生活情况，是现存最古老的农事诗。这首诗的社会背景向有争议，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初期社会等说法。诗歌形象地描写了三千年前农民的衣食住行，真实地再现了农民们的农业劳动生活。诗歌共八章，一章总写农夫冬日的困苦与春日的农事生活；二、三章写妇女们的桑蚕纺织等劳动生活；四章写秋后狩猎；五章写岁末准备过冬；六章写农夫们的食物；七章写农事完毕还要服杂伇；八章写储冰、祭祀、收获、宴会。这首诗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赋的表现手法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尤其是以朴素的白描手法描写景物和生活画面相当出色。其艺术结构以节令为经，以衣食住行为纬，纵横交错，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画面。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正笔与闲笔、时景与本事相生相映，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它启示人们不要把文学看成茶余饭后仅供消遣的东西，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
　　《诗经》可谓是历代民歌承袭的渊源，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出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评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又总结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扬。
　　2．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叙事描写、议论抒情都在其内，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如《卫风·氓》也以叙述和描写的手段写出了弃妇的遭际和复杂的心理情感。比就是比喻，也是《诗经》常用的表现手法。如《邶风·新台》是以整体形象作比，但多数篇章是具体的比喻。《诗经》的比喻运用得相当广泛，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兴就是托物起兴，是诗歌开头而引起下文的一种手法。有的只起开头的作用，但多数都有某种意义的关联，起到象征、烘托、联想、比喻等作用。《秦风·蒹葭》以秋景创造气氛烘托心境。赋、比、兴的手法常表现为综合的运用。 《卫风·氓》是一首古老的弃妇诗，在形式上是一首赋体叙事诗，但也兼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诗歌通过女主人公自述从恋爱、结婚到婚变及被遗弃的过程，反映了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上的悲惨遭遇，以及心理情感的变化。全诗歌共六章：第一章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第二章写女主人公的思恋之情及结婚；第三章总结婚姻爱情的教训；第四章申辩自己无辜被遣；第五章写自己辛勤操持家务，却遭到粗暴的对待；第六章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诗在叙事上采用了概括叙述与细节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在抒情上运用了叙事言情、议论抒情及直抒胸臆的手法。诗歌综合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以赋为主，但比、兴手法也运用得相当出色。起兴中兼有比喻。而两处比喻也不是简单的明喻，而是运用了借喻和暗喻。诗歌的结构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线索；一条是按心理情感变化的抒情线索，情节的变换与情感的起伏变化交织在一起。 《秦风·蒹葭》是一首怀恋情人的恋歌。深秋的早晨，诗人望着那芦苇霜花的景象临水怀人，反复追寻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意中人，抒发着眷恋爱慕和惆怅失意的情怀。诗歌以赋法写成。每章开头两句是景物描写，它既是对眼前景物的客观再现，同时这种深秋时节的萧瑟、空旷、冷落的景象，也是以环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凄婉心境。接下的两句点出诗人所思念的对象，然而他的意中人却好象是在虚无缥缈之中，可望而不可即。最后四句诗人展开了反复追寻、苦苦求索的描写，透露出了诗人那眷恋企慕之情和求之不得的失望惆怅的意绪。全诗意在抒情，却无一“情”字，而是采用了以景衬情和叙事言情的手法，达到了曲婉动人的抒情效果，同时也创造出了凄婉而朦胧的意境。 3、复沓的章法和灵活的句式 产生于人民集体口头传唱的歌，自然形成了联章复叠形式，既便于记忆、传诵，又形成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句式既以四言为定格而又随机而变，表现灵活自如，如《王风·黍离》。 《王风·黍离》全诗三章采用重章叠唱的结构形式。每章都是先写景起兴，第一章用“彼黍离离，彼稷之苗”，二、三章则换为“穗”、“实”，这既是实写眼前的景物，也是以写景来起兴，而且“苗”、“穗”、“实”的变换暗示着时间推移，配合悲愤的感情，起到了步步深入的作用。然后是行为和心理描写：“行迈糜糜，中心摇摇。”最后是直抒胸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如果说前两句还是低回婉转地自我倾诉心中的忧愁，那么后两句则以一反诘句，把悲愤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诗歌也就此戛然而止。写得极其自然而又别致。此诗深沉的艺术感染力来自作者心灵的巨大痛楚，也来自高超的艺术手段。重章叠唱、反复吟咏、层层深入的艺术结构和写景、述行、心理描写、抒情的艺术手法妙融一体，创造了一种低回婉转而又悲痛欲绝的情境。方玉润说：“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诗经原始》）
　　4、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和谐的韵律。 《诗经》的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诗经》词汇丰富，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对人、事、物的各种特征，都能给予准确而形象的表现。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诗经》的语言风格大体说来，国风朴素自然，雅颂典雅庄重。动词、形容词的恰当的运用，用重言迭字拟声状貌，穷形尽相，声情毕肖，双声叠韵使声调更趋谐美。 《王风·君子于役》是一首思妇诗。诗歌以思妇的口吻表述了对久役不归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从侧面反映了战争和徭役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此诗最突出的艺术技巧，在于内心独白和细节描写的成功运用，使典型环境与心境情绪妙融一气。黄昏的意象与日常生活的画面烘托着思妇孤独寂寞、焦虑凄清的心境和意绪。此外，诗的语言自然朴素几近口语，却极富于表现力和形象性。此诗开启了后世闺怨诗的先声。

　　一、《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上确立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它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了各种矛盾和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感情，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次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其次：是优美的语言和形式。
　　《诗经》以四言句式为主，同时杂用二至八言句子，句型参差错落，活泼自然；《诗经》多采用重章复沓手法，一唱三叹，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准确生动，丰富多彩，叠字、双声叠韵的运用极富创造性。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使《诗经》形成了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二、作品简介：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三、内容简介：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